甲午海战中的关键情报

第一财经：甲午战争时，宗方小太郎提供给日本政府的威海卫情报直接影响了战争结局？

俞凡：他的情报对甲午海战有决定性影响。甲午战争的陆上战争首先在朝鲜爆发，中国可以通过陆路进行补给，日本则只能通过海路越过对马海峡进行补给，所以掌握制海权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击败了北洋水师，完全掌握了制海权，成为日本取得胜利的关键。当时，清军在威海卫有军港，周围修了一圈炮台，可以面向大海射击。炮台背后是悬崖，叫百尺崖，清军觉得没人上得去，就没有在悬崖处设防。结果宗方找到了一条小路，日本陆军由此上崖，打了炮台驻军一个措手不及。

看宗方日记，真的是百感交集。1894年7月，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域袭击增援朝鲜的两艘清朝军舰，甲午战争已经开始，但是宗方去了威海卫几天，轻而易举就把北洋水师何时出动、军舰上有多少水兵、带什么装备、准备去哪里等这些最绝密的军事情况探听得清清楚楚。他在军港里来去自如，登楼远眺也没有人管，只能说明当时清政府的颟顸，没人觉得这些是机密。

不是说如果宗方不提供这些消息，黄海海战中国就能打赢。北洋水师的训练和水平跟日本联合舰队确实不能比，但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北洋水师当时不是出去打仗，是去护航的，没有带足够的燃料和弹药。日本之所以突袭成功，就是宗方把北洋水师出发的消息报告了日本国内，联合舰队才有备而来。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两个东亚大国之间爆发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结局彻底改变了自唐高宗时期的白江口之战后延续了1200多年的东亚秩序，也把近代中国进一步推向深渊。中国两次近代化进程都被日本侵略打断，第一次是晚清洋务运动，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三十多年里中外基本维持和平，中国开始发展近代民族工业，结果爆发甲午战争。还有一次是1926到1937年间，当时北伐结束后，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开始搞经济建设，结果发生卢沟桥事变，国家又陷入战争。

末次档案中的关东军

第一财经：末次政太郎留下的史料中你觉得哪些是很有价值的？

俞凡：末次在剪报上写的批注，从中可以看到他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史料看得越多，越觉得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关注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对中国的侵略真的是处心积虑。就拿1917年末次去山西买铁一事来说，他以洋行的名义买了两千吨生铁，当时是一战，铁是战略物资，一个普通记者为什么要买铁呢？实际上，当时末次背后是金主安川敬一郎，安川敬一郎创办了九州钢株式会社，制钢需要大量生铁。

1915年，日本提出所谓“八四舰队计划”，想扩大海军战舰规模。日本资源不够，哪里才有造战舰需要的铁矿石？自然是中国，关键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山西的资源不了解，不管理。末次从山西回来后，在《福冈日日新闻》发表了多篇报道，介绍山西铁资源的状况、产能以及对日本的价值，呼吁加强对中国铁资源的重视。去山西买铁这个事，是末次第一次直接服务于日本侵略扩张的国策，标志着他开始转变为军国主义分子。

第一财经：通过档案能看得出末次政太郎与日本军方的关系？

俞凡：这也是末次的材料里，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他后面收集的材料为什么会发生很大变化？末次大量收集的材料都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但是那些材料全是来自伪报，没有什么情报价值，我推断可能是为了日本国内进行战争宣传服务。这就涉及他跟军方，特别是跟关东军之间是什么关系。

末次曾经拿过外务省一段时间的津贴，但1930年底，他印刷了一本叫《满洲之于日本的地位的重要性》的小册子在北平赠送和发放，公开表露自己军国主义的主张，引起不同立场的日本驻北平领事馆的极大不满。末次印刷小册子这件事，说明他的身份发生根本变化，不再顾忌外务省的看法。如果他是一介平民，外务省应该不会对他束手无策。我查过一些关东军的记录，末次应该和他们有联系。陈宝琛写给溥仪的信里说，末次政太郎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系很好，但是本庄繁的日记里没有提到末次。《福冈日日新闻》给末次发的讣告中说，他“与吴佩孚关系尤为密切，并在他的鼎盛时期担任其顾问”，“七七事变”后曾任伪北京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的李景铭也在日记中记载，末次表示对吴佩孚“深素所信仰”。不过，我在吴佩孚的记录、包括日本人给吴佩孚写的传里，都没有看到关于末次的记载，他和吴佩孚的关系扑朔迷离。但是，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末次后来找到的新东家只能是军方，并且很可能就是关东军，这个转变也让他身份再次转化，从幕后走到台前，积极地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

“所有人都应该为国家做贡献”

第一财经：很多日本记者在中国搜集情报，起初并非来自政府授意，而是自觉自愿，应该怎样理解这个现象？

俞凡：日本是一个岛国，自然资源极度贫乏。这个缺陷在明治维新后举国工业化的时期被无限放大了，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要发展国力，就需要建设强大的工业；要建设强大的工业，就需要有充足的自然资源；要获得充足的自然资源，就必须由岛国走向大陆，这也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大陆政策”的源头。

日本炮制伪满洲国后，被国际联盟谴责，1932年退出国联。当时日本驻国联总代表是外相松冈洋右，他在退出国联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演说《十字架上的日本》，称日本发展需要资源，中国东北有资源但中国人不会用，日本凭什么不可以拿来用？完全是强盗逻辑，但日本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知识分子阶层普遍认为，日本要在当时强敌环伺的世界中生存下来，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对外扩张，还进而形成一种自发的使命感：所有人都应该为国家做贡献。

二战时，记者做间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德国记者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但是像日本那些记者这么自觉、这么普遍的，非常少见，至少目前我没看到日本官方文件里讲过要准备培养记者做间谍。《满洲日日新闻》记者驹田信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被派到俄蒙边境常驻采访后，经常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向日本各种机构递交情报，一直没被赏识。后来，当过“满铁”首任总裁的后藤新平担任外相，驹田信夫两次上书后藤，自荐探查西伯利亚、外蒙古自治政府等情况。驹田的情报工作能力得到认可后，才获得了外务省的资助。

宗方小太郎的第一个情报工作是1887至1888年所谓的“华北大旅行”，当时他23岁，也是自发行为，费用都靠师友接济。

第一财经：从这个角度说，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被军国主义教育洗了脑？

俞凡：没有那么简单，日本的军国主义跟传统的军国主义是有区别的。传统的军国主义是当时德国的模式，整个国家为军队服务，日本则是军队绑架政府。《大日本帝国宪法》有一条规定，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是有大将或者中将军衔的现役军人，且要经军部推荐。如果军部对政府不满，就可以拒绝推荐人选，而只要有大臣空缺，内阁就必须辞职，这相当于军部彻底绑架了政府。我们现在所说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指民众被狂热洗脑加入战争，那已经是一战以后的事。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有首流行的歌谣是，“动荡扶桑岛/实在住腻了/你走我也走/成群往外跑”，生动表现了日本国民性中的两个重要特点：忧患意识与扩张意识。除了缺乏资源，日本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多火山地震，地理环境也很动荡。1923年关东大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日本开始转向法西斯主义，少壮派军人组成的法西斯团体也相继诞生。

再者，战争对近代日本也影响深远。近代日本通过系列倒幕战争确立天皇统治，又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近代国际关系中，普遍遵循的又是丛林法则，于是日本开始形成一种群体意识——每进行一次战争，国家就可以“进步一点”，领土就可以扩张一点，国际地位再提高一点。这也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整个国家变成一部构架精良、运转有序的侵略扩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