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1314-1390年),定远人,自幼聪慧过人,学识渊博。元末动乱之际,朱元璋攻克滁州,年轻的李善长毅然投奔于他,从此便与朱元璋共命运、同风雨,成为朱家阵营中最资深、最值得倚重的功臣之一。
李善长性格稳重而善于调度,他精于用人之道,因此深得朱元璋信赖。当朱元璋任太平兴国大元帅之时,李善长担任元帅府都事;后来朱元璋身居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便以参议身份参与军机决策,凡军中进退、赏罚章程,多由他裁定。随着权力架构的调整,枢密院改设为大都督府,李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并升任行省参知政事,权势日益显赫。 吴元年(1367年),李善长因功被封为宣国公,并随之改称左相国,位居百官之首。他与刘基等文臣一道,参与制定律令,奠定了明初的法制框架。朱元璋称他为在世萧何,这绝非虚誉——在朱元璋势力最微弱之时,李善长就已投身其麾下,负责军粮供应,筹划登基典礼,可以说是朱元璋大封天下时的首席公卿,是实至名归的核心辅佐者。 明朝建立后,李善长兼任太子少师,获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统管军国大事,制定官制、礼仪,监修《元史》,编纂《祖训录》《大明集礼》,事无巨细,无一不需与儒臣商议定夺。他的日常工作中,既要权衡军国重务,又要兼顾文化典籍与礼仪制度,可谓无所不包。 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被加封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同时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赐丹书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在当时六位公爵中,他位列第一。然而,随着权势与财富的积累,李善长渐显傲气,这引起了朱元璋的隐隐不满。洪武四年(1371年),他以病致仕,病愈后仍主持修建凤阳宫殿,并管理从江南迁来的14万富民事务,显示其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与不可替代性。洪武九年,李善长与曹国公李文忠一同主持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的事务,共商军国大事。他之子李琪迎娶临安公主,拜为驸马都尉。李善长曾力荐胡惟庸,后者升为丞相,两人交往密切。然而,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因胡党牵连而获罪,朱元璋将其妻女弟侄七十余口悉数处死。次年,郎中王国用上疏为李善长申冤,朱元璋得书后竟未加罪,这其中隐含复杂的政治算计。 关于李善长的死因,史料记载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往事:胡惟庸欲谋反,曾试图拉拢李善长,而李善长坚决拒绝。胡惟庸又通过李善长的弟弟劝说,时间久了,李善长最终吐露一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此话被下人传出,朱元璋便以此认定其谋反之罪。实则,从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对李善长心存芥蒂,曾多次当众表示李善长无相才。在李善长家族表面风光之际,杀机已悄然盘旋于他头上。 朱元璋对李善长既敬且惧,既念患难与共的情谊,又顾及功臣之重,或因种种现实考量,才拖延至李善长七十七岁时才下决心。《明史》记载,李善长因性格上的宽和富贵极而意稍骄而致罪,但这些不足以成为他惨死的根本原因。他的悲剧源于——与朱元璋走得太近,成为政治算计与人性复杂交错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