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人物》杂志发布了一篇专访。 镜头里，19岁的全红婵哭了。不是因为训练太苦，也不是因为比赛失利。 让她哽咽落泪的，是体重。

“我看到体重秤的时候就会特别害怕，我也特别伤心。 ”她说。 2025年一整年，她都被“胖”这个字困住。 别人说她胖，她不敢上秤，不敢穿短裤短裙，连面对镜头都开始恐惧。 “我接受不了胖的自己，”她说，“但我一喝水就重。 ”

为了控制体重，她每天只吃一顿饭，饿到感觉“都快‘嘎’了”。 即便如此，体重依然顽固。 更让她崩溃的是，失眠和噩梦开始缠着她。 “我经常梦见从跳台上摔下来。 ”

这种恐惧蔓延到了训练中。 以前不害怕的动作，站在跳台上时开始害怕了。 她甚至跟队里说，想暂时离开。 退役的念头，不止一次闪过脑海。

距离她在东京奥运会一跳成名，以“水花消失术”征服世界，不过四年多时间。 那时，她是14岁的“天才少女”，是全网呵护的“婵宝”。 人们爱她的纯粹，爱她直言“想吃辣条”，爱她夺冠是为了“给妈妈治病”。

2025年，风向毫无征兆地变了。巴黎奥运会后，全红婵迎来了迟到的生理期，身体进入快速发育期。 身高长了，体重也增加了。 对于跳水这项对体重和体感要求极其严苛的运动来说，这意味着一场必须面对的、艰难的“重构”。

赛场上的变化最先被察觉。 2025年4月的跳水世界杯墨西哥站，陈芋汐以419.35分夺冠，全红婵以414.40分摘银，两人依然断层领先其他选手，但冠军换了人。 一周后的加拿大站，陈芋汐417.55分逆转夺金，全红婵407.55分再获银牌。 5月的世界杯总决赛，全红婵再次以409.80分不敌陈芋汐的431.25分。

差距有时只有几分，在顶尖高手的对决中，这属于毫厘之间。 但就是这毫厘之差，成了舆论转向的导火索。

曾经铺天盖地的“可爱”、“天才”，迅速被“胖了”、“飘了”、“不努力了”取代。 她的身材，成了公共讨论的焦点。 社交媒体上，有人对比她东京和巴黎奥运会后的照片，用数字“论证”她“胖了多少”。 一句“少吃点”，看似轻飘飘，却成了压向她的又一根稻草。

她努力解释过。 赛后采访里，她说要适应体重的变化，适应了就进入平稳期了，并觉得自己的发挥“超预期”。 但解释的声音，总不如审判的声音传播得广。

她的痛苦是双重的。 一方面是生理上的：发育期新陈代谢紊乱，让她陷入“喝水都重”的困境，极端节食也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外界的每一句关于身材的评论，她都听进去了，并且内化成了深深的自我厌恶。

2025年，谷爱凌将这一年定义为自己“职业生涯最艰难的一年”。 原因有两个：最严重的伤病，和最汹涌的网络暴力。

北京冬奥会两金一银的巅峰之后，谷爱凌同样经历了舆论场的冰火两重天。 伤病退赛时，被嘲讽“怕输找借口”；收获银牌时，被指责“丢了金牌”。 关于她国籍和商业收入的讨论，时常盖过她在赛场上的表现。

“社交媒体都是自己的，每个评论都是我看的。 ”谷爱凌在采访中说。 面对海量的、并非总是善意的声音，她的方法是，想哭的时候，在手机上设一个5分钟的闹钟。 哭完，压力释放了，再理性地去面对问题。

从谷爱凌到全红婵，一个相似的剧本被反复书写：年少成名，被捧上神坛，符号化为“永远不败的天才”；随后，任何一点人性的脆弱、成长的阵痛、状态的起伏，都会成为“神像”上的裂痕，招致更猛烈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