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人物》杂志发布了一篇专访。 镜头里,19岁的全红婵哭了。不是因为训练太苦,也不是因为比赛失利。 让她哽咽落泪的,是体重。
“我看到体重秤的时候就会特别害怕,我也特别伤心。 ”她说。 2025年一整年,她都被“胖”这个字困住。 别人说她胖,她不敢上秤,不敢穿短裤短裙,连面对镜头都开始恐惧。 “我接受不了胖的自己,”她说,“但我一喝水就重。 ”
为了控制体重,她每天只吃一顿饭,饿到感觉“都快‘嘎’了”。 即便如此,体重依然顽固。 更让她崩溃的是,失眠和噩梦开始缠着她。 “我经常梦见从跳台上摔下来。 ”
这种恐惧蔓延到了训练中。 以前不害怕的动作,站在跳台上时开始害怕了。 她甚至跟队里说,想暂时离开。 退役的念头,不止一次闪过脑海。
距离她在东京奥运会一跳成名,以“水花消失术”征服世界,不过四年多时间。 那时,她是14岁的“天才少女”,是全网呵护的“婵宝”。 人们爱她的纯粹,爱她直言“想吃辣条”,爱她夺冠是为了“给妈妈治病”。
2025年,风向毫无征兆地变了。巴黎奥运会后,全红婵迎来了迟到的生理期,身体进入快速发育期。 身高长了,体重也增加了。 对于跳水这项对体重和体感要求极其严苛的运动来说,这意味着一场必须面对的、艰难的“重构”。
赛场上的变化最先被察觉。 2025年4月的跳水世界杯墨西哥站,陈芋汐以419.35分夺冠,全红婵以414.40分摘银,两人依然断层领先其他选手,但冠军换了人。 一周后的加拿大站,陈芋汐417.55分逆转夺金,全红婵407.55分再获银牌。 5月的世界杯总决赛,全红婵再次以409.80分不敌陈芋汐的431.25分。
差距有时只有几分,在顶尖高手的对决中,这属于毫厘之间。 但就是这毫厘之差,成了舆论转向的导火索。
曾经铺天盖地的“可爱”、“天才”,迅速被“胖了”、“飘了”、“不努力了”取代。 她的身材,成了公共讨论的焦点。 社交媒体上,有人对比她东京和巴黎奥运会后的照片,用数字“论证”她“胖了多少”。 一句“少吃点”,看似轻飘飘,却成了压向她的又一根稻草。
她努力解释过。 赛后采访里,她说要适应体重的变化,适应了就进入平稳期了,并觉得自己的发挥“超预期”。 但解释的声音,总不如审判的声音传播得广。
她的痛苦是双重的。 一方面是生理上的:发育期新陈代谢紊乱,让她陷入“喝水都重”的困境,极端节食也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外界的每一句关于身材的评论,她都听进去了,并且内化成了深深的自我厌恶。
2025年,谷爱凌将这一年定义为自己“职业生涯最艰难的一年”。 原因有两个:最严重的伤病,和最汹涌的网络暴力。
北京冬奥会两金一银的巅峰之后,谷爱凌同样经历了舆论场的冰火两重天。 伤病退赛时,被嘲讽“怕输找借口”;收获银牌时,被指责“丢了金牌”。 关于她国籍和商业收入的讨论,时常盖过她在赛场上的表现。
“社交媒体都是自己的,每个评论都是我看的。 ”谷爱凌在采访中说。 面对海量的、并非总是善意的声音,她的方法是,想哭的时候,在手机上设一个5分钟的闹钟。 哭完,压力释放了,再理性地去面对问题。
从谷爱凌到全红婵,一个相似的剧本被反复书写:年少成名,被捧上神坛,符号化为“永远不败的天才”;随后,任何一点人性的脆弱、成长的阵痛、状态的起伏,都会成为“神像”上的裂痕,招致更猛烈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