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界近日再起波澜,昔日“妖刀”马晓春再度成为舆论焦点。然而,这一次并非因其精妙绝伦的棋艺,而是一篇引发轩然大波的博客文章。文章中,马晓春直言不讳地解释了自己缺席聂卫平追悼会的缘由,诸如“怕淋北京一月的雪”、“怕感冒后无人照料”,甚至精打细算地罗列了约五千元的差旅费用。
此番言论一出,立刻在棋迷圈中炸开了锅。有人认为这是他一贯特立独行个性的体现,但更多人则难以接受,觉得这些理由过于牵强,甚至有些“拙劣”。几乎与此同时,马晓春与《体坛周报》资深记者谢锐之间的骂战再度升级。面对谢锐“良心被狗吃了”的质问,马晓春毫不示弱,撰文以“泄妓者”、“猪头巴脑”等不堪入目的字眼予以猛烈回击,言辞之激烈令人咋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家围棋队教练竞聘报名即将截止的敏感时刻。这位17年前曾执掌教鞭、又黯然离去的天才棋手,是否会再次参与总教练职位的角逐?考虑到他近期的种种言行,几乎所有了解内情的人都认为,这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马晓春似乎早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不仅用行动回避了聂卫平的追悼会——一个本可以与围棋“体制”缓和关系的绝佳场合,还通过充满争议的文字进一步划清了自己与主流圈子的界限。他仿佛在向外界宣告,自己已决心“置身世外”,不愿再回到那个他曾经奋斗也曾失意的围棋“红尘”。
时间倒流至2005年,马晓春临危受命,出任国家围棋队教练组组长。彼时的他,头顶着中国首位围棋世界冠军的光环,肩负着打破韩国棋手垄断的重任。上任后,他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引入了全新的训练模式,不再让队员“各自为战”,而是组织他们系统性地研究顶尖高手的棋谱,可谓用心良苦。
事实证明,这些改革举措效果显著。在马晓春执教期间(2005-2009年),中国棋手共夺得六项世界个人冠军,罗洗河、古力、常昊等一批棋手相继加冕,一举打破了中国围棋长期以来的沉寂局面,令人振奋。此外,他还独创了“马氏积分法”,这套方法至今仍是中国围棋等级分制度的重要基础,影响深远。从业务能力和取得的成绩来看,马晓春的执教生涯堪称辉煌。
然而,2009年初,故事的转折点悄然而至。在总教练职位空缺长达十一年之后,中国棋院决定重新设立这一职位,马晓春与女队教练俞斌一同参与了竞聘。这次竞聘包含了演讲和队员投票两个环节。马晓春的演讲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强调要“发扬光大”中国围棋事业;而俞斌则突出自己“踏实”、“温和”的性格以及精通电脑编程等技术优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终,决定胜负的或许是44名国家队队员的不记名投票。据内部人士透露,俞斌的得票数远高于马晓春。马晓春的严厉作风和直率性格,在年轻队员中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而俞斌素有“儿童团长”之称,在队员中人缘极佳。最终,俞斌成功出任总教练,而马晓春则被授予一个并无实权且与待遇无关的“技术顾问”虚衔,令人唏嘘。
对于这个结果,中国棋院领导层的看法也颇为耐人寻味。他们认为中国围棋取得的佳绩是“综合国力提升、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非马晓春一人之功。在马晓春的“散漫”、“特立独行”与俞斌的“踏实”、“温和”之间,体制的天平最终倾向了后者。心高气傲的马晓春在竞聘之前就已公开声明“失败即退出”,他果然选择了离开,结束了自己不到四年的国家队教练生涯,令人扼腕叹息。
事实上,马晓春与中国围棋体制的摩擦并非始于2009年。早在2008年的围甲“易帜门”事件中,双方的裂痕就已初现端倪。当时,由聂卫平领导的“聂家军”与马晓春关联的浙江萧山明仕棋院队就围甲参赛资格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中国棋院的裁决结果支持了“聂家军”,马晓春为此公开发声却未能改变最终结果,这让他与恩师聂卫平以及棋院管理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此后的一系列事件,更是将这种不满情绪暴露无遗。
竞聘失败后不久,一场名为“四代棋王争霸赛”的赛事邀请了聂卫平、俞斌、常昊、古力等棋手参赛,却唯独遗漏了作为中国围棋第二代领军人物的马晓春。对此,马晓春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棋王”邀请赛的疑问》的檄文,开篇便毫不客气地指出:“俞斌根本配不上‘棋王’的称号”,并质疑这是中国棋院个别人的“刻意所为”,“为了从根本上抹杀、甚至想全盘否定我在中国围棋界的成绩”,言辞之激烈可见一斑。
马晓春的愤怒并非毫无道理。毕竟,他曾两次夺得世界冠军,六次获得世界亚军,其成就和巅峰时期的稳定性确实远超俞斌那次“爆冷”获得的世界冠军。然而,他的激烈反应,却将一场原本普通的商业赛事提升到了个人荣誉争夺以及体制内矛盾公开化的层面,加剧了事态的复杂性。
此外,马晓春与媒体,特别是与《体坛周报》记者谢锐之间的长期矛盾更是早已公开化。早在2009年,由于谢锐在文章中称李世石的个性让“马妖”“两个子”,马晓春便在博客上撰文反击,称对方“比猪不如”,措辞之粗俗令人咋舌。2010年,他又因为对春兰杯赛制不满,发表博文称春兰杯为“蠢兰杯”,引发了更大的风波,一时间舆论哗然。
这些事件共同塑造了一个才华横溢但桀骜不驯的天才形象,一个因与体制格格不入而倍感失落,进而用尖刻言语反击的棋士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马晓春对于聂卫平“棋圣”头衔的态度也颇为微妙。有分析认为,马晓春内心或许一直对这个由官方“册封”的荣誉耿耿于怀。在他看来,自己的棋艺成就,特别是作为中国第一个围棋世界冠军的硬指标,本应获得更高的历史地位。而聂卫平凭借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辉煌战绩成为了“民族英雄”,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围棋圈层,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这种超越围棋本身的社会声望和认可,或许是作为纯粹棋士的马晓春始终难以释怀的。
因此,聂卫平的追悼会,本应是一个可以缓和关系,甚至象征性回归的契机。但马晓春最终选择了缺席,并给出了被舆论普遍认为“拙劣”的理由。这一行为,连同他与记者谢锐之间最新的粗俗骂战,似乎彻底关上了他重返围棋权力中心的大门,令人唏嘘不已。
从主流价值观和大型活动组织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如此“特立独行”、屡有出格言论的人物,确实难以承担起在台前引领、呼吁大家热爱围棋的“泰斗”角色。这个本该由他接替的位置,如今已与他渐行渐远,令人惋惜。
马晓春的处境,引发了人们的深刻思考:当一位天才的才华与既定的规则、人们所期望的“风度”发生冲突时,究竟该如何衡量其价值?他的边缘化,究竟是个体性格的悲剧,还是体制难以容人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