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大赦天下的频率呈现鲜明对比。曹魏自曹丕代汉至曹奂禅位，短短46年间竟有18次大赦记录。其中曹丕在位7年大赦4次，平均不到两年一次；明帝曹叡13年间亦有5次赦免。

东吴的记录更为惊人，57年间大赦32次，几乎成了每逢庆典必行的惯例。孙权一人统治期间，就实施了18次大赦。

反观蜀汉，特别是诸葛亮实际掌权的十二年间，只有两次大赦记录：一次是建兴元年刘禅即位，另一次是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还师。这个数字与其他两国形成天壤之别。

这一差异背后，并非简单的政策选择，而是三国统治者基于各自国情、政治理念和历史传统做出的深层决策。

大赦在东汉末年已经演变为一种常见的政治手段。两汉四百余年，共有218次大赦记录，平均不到两年一次。

这种高频赦免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地方势力割据，中央权威日渐式微。

《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东汉桓帝时期，有位名叫张成的术士，因“推占当赦”，竟教唆自己的儿子去杀人。他预测朝廷即将大赦，认为儿子即使犯下命案也能获得赦免。

这个极端案例暴露了频繁赦免的致命弊端——削弱法律威慑力，变相鼓励犯罪。

汉末三国延续了这一传统，但各国面临的实际情况却大不相同。曹丕代汉自立，急需通过大赦收买人心，缓解各方矛盾；孙权面对江东复杂的宗族关系，也需要借助赦免来维持政治平衡。

当蜀汉官员提出应当效仿曹魏、东吴实行大赦时，诸葛亮的回应明确而坚定：“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

他进一步引用刘备的话：“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

诸葛亮特别提到刘表、刘璋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直指荆州和益州前统治者的失败经验。

在诸葛亮看来，频繁的大赦看似施予百姓小恩小惠，实则破坏法律权威，损害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他的这一理念，直接体现在对蜀汉法制的建设上。

诸葛亮的思想渊源复杂多元，但法家学说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史料记载，诸葛亮曾担任太子刘禅的老师，专门为他抄写“申、韩、管子、六韬”等典籍。

申不害、韩非子为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则是诸葛亮公开推崇的偶像。法家思想中“法不阿贵，绳不绕曲”的理念，深深植根于诸葛亮的治国实践中。

韩非子曾尖锐指出：“今缓刑罚，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这一观点与诸葛亮对赦免的谨慎态度完全吻合。

诸葛亮执政时期主持编撰《蜀科》，确立蜀汉法律准则。他坚持“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的执法原则。

诸葛亮慎赦政策的背后，是对蜀汉特殊国情的清醒认知。作为三国中实力最弱的一方，蜀汉以益州一隅之地抗衡中原，本就处于劣势。

刘备集团作为外来政权，与益州本土士族之间始终存在微妙而复杂的矛盾。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必须打造一个高效、公正的政府体系，以法度凝聚人心。

《管子》中的观点深刻影响了诸葛亮：“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无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胜其福。”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虽“刑法峻急”，但达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的社会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大赦在传统上是皇帝特有的权力，是彰显皇权的重要手段。诸葛亮身为丞相，虽掌握实际政权，但在形式上仍需尊重刘禅的皇帝权威。

这种情况下，诸葛亮的“惜赦”政策也包含了对权力边界的谨慎把握。他不愿“越俎代庖”，直接跨过皇帝行使赦免权。

当面对要求大赦的建议时，诸葛亮巧妙引用刘备的观点为自己“背书”，既表明政策的连续性，也避免给人留下专权的印象。

这种政治智慧使得诸葛亮能够在尊重君权的同时，推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治国方略。他的谨慎不仅体现在赦免政策上，也贯穿于与刘禅的整个关系处理中。

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刘禅开始亲政，但缺乏诸葛亮那种强力手腕和权威来控制朝局。

自此之后，蜀汉的大赦记录急剧增加。根据史料统计，诸葛亮去世后的蜀汉进行了至少十二次大赦。

这些赦免往往与特定政治事件、军事行动或星象灾异相关联。东汉末年频繁大赦的历史似乎又在蜀汉重演。

陈祗、董厥、诸葛瞻执政期间，“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政治日益腐败，法令逐渐松弛。

诸葛亮的慎赦政策在历史上获得了积极评价。《三国志》作者陈寿特别称赞：“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他进一步指出，诸葛亮去世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明确肯定了慎赦政策的优越性。

这一政策的影响甚至跨越时代。宋代文献记载：“帝尝因郊礼议赦，有秦恩者上书愿勿赦，引诸葛亮佐刘备数十年不赦事。”

尽管宋太祖最终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但这件事本身表明，诸葛亮的治国理念已经成为后世讨论赦免政策时的重要历史参照。

将三国不同赦免政策的效果进行对比，能够更清晰看到诸葛亮选择的合理性。

曹魏频繁大赦并未带来政治清明，反而为司马氏专权埋下隐患；东吴的滥赦更是与政治动荡相伴相生，特别是孙权晚年的“二宫之争”后，大赦成了安抚各方势力的权宜之计。

反观蜀汉，在诸葛亮治下虽国力最弱，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和高效的治理能力，使其能够与强大的曹魏长期周旋。

诸葛亮自己曾总结：“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在他看来，真正的仁政不是偶尔的宽恕，而是常态化的公正执法；不是选择性的赦免，而是普惠的德政。

五丈原的秋风中，蜀汉军营中飘荡着诸葛亮最后的叮嘱。他死后，蜀汉大赦频率急剧上升，从慎赦转向了滥赦。曾经“吏不容奸，人怀自厉”的政治清明逐渐消散。

当刘禅在降书上签字时，那个诸葛亮以法治塑造的蜀汉早已不复存在。法律松弛带来的不是仁慈，而是秩序的崩解；频繁赦免积累的不是恩德，而是对国家根基的侵蚀。

成都的宫殿依旧，只是没有了那位“赦不妄下”的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