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余温还未散尽。在静安寺附近的书店里,一个女孩正捧着《最小说》的最新一期,封面是郭敬明的照片。
隔壁的男生戴着耳机,手机里播放着周杰伦的《跨时代》。
十五年后的2025年,很多书店早已不再。年轻人低头刷着小红书和抖音,耳机里播的是脱口秀的片段,鲁豫和罗永浩的播客。
他们身上穿的,可能是各种IP联名款卫衣,手里提着刚从线下谷子展收来的限定周边,还有盲盒。
与此同时,这个时期,每个人都可以是主理人。
从2010到2025,十五年里,上海年轻人的阅读与表达、线上与线下、主流与亚文化如何彼此追逐、互相驯化?
如果用三幕来呈现这个过程:
第一幕应该是纸本时代的尾声。
第二幕是移动端的黄金时期。
第三幕是重新发明在场。
我虚构了一个“我”,让这个“我”穿越这十五年,经历了这些变化。
文学青年的黄昏——纸质的最后荣光(2010-2013)
01
巨鹿路上的文学梦
2010年秋天,我第一次走进《萌芽》杂志社。
那是一栋巨鹿路上的老洋房,爬山虎爬满了墙面,铁门有些生锈,楼梯咯吱作响。我当时是高三学生,听说了新概念作文大赛,来看看众多年轻人的文学圣地。
有一些现在看来,简直是文学杀马特一样的作品,是彼时的文学icon,比如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张悦然的《樱桃之远》……
我从没有获过文学奖。但成为作家,靠写字为生,这是我们这代文学少年共同的幻想。
现在想来,那种自信既天真又珍贵。我们真的相信,文字有力量,文学有价值,只要写得好,就能被看见,被认可。
02
人人网上的真实社交聚落
2011年,我刚上大学,人人网是每个大学生的必备品。
和微博、豆瓣不同,人人网有一种独特的"真实社交"属性。你的好友都是真实认识的人——高中同学、大学室友、社团伙伴、同一门课的同学。这种真实性,让人人网上的表达既公开又私密。
我会在人人网上发很长的日志。写昨天看的电影,写刚读完的小说,写对生活的感悟。这些日志往往有两三千字,配上精心挑选的配图。写完之后,点击"发布",就像把自己的一部分展示给全世界。
那种感觉很奇妙。你知道谁会看到——你的室友、你暗恋的对象、你的高中死党、你刚认识的学姐。你在写给所有人,也在写给特定的某个人。每一个字都经过仔细斟酌,既要表达真实的自我,又要维护精心构建的形象。
我记得我写过一篇关于《挪威的森林》的长日志,引用了很多原文,分析了村上春树的“疏离感”。发布后,有十几个人点赞,七八个人评论。其中一个女生的评论让我印象深刻:"你的解读很有意思,我也觉得直子代表的是无法企及的过去。"
我们在评论区聊了很久,从村上春树聊到太宰治,从日本文学聊到存在主义。那种交流的质量,是后来的社交平台再也没有给过我的。
人人网还有一个功能叫"相册"。大家会把生活照整理成主题相册——"毕业旅行"、"社团活动"、"咖啡馆打卡"。每张照片都会配上精心写的文字,有时候一段话能写几百字。
我有个朋友,她的相册叫"书与咖啡",每周都会更新。她会拍自己在不同咖啡馆读书的照片,配上当时读的书的摘抄和感悟。每次更新,评论区都很热闹,大家会讨论她读的书,推荐类似的作品,约着一起去她提到的咖啡馆。
那时候的人人网,是一个巨大的文艺青年聚落。你能很容易地找到和你有相同兴趣的人——喜欢同样的书、同样的电影、同样的音乐。
不需要算法推荐,只需要翻翻朋友的日志,看看他们转发的文章,加入他们参与的公共主页。
03
校内BBS的精英文化
除了人人网,每个大学还有自己的BBS论坛。
我们学校的BBS是用水木清华那种传统界面,黑底白字,充满了上世纪末的极客美学。要用BBS,你需要学会一套特殊的操作方式——用快捷键浏览,用命令行发帖,用ASCII字符画表情。这种门槛,自然筛选出了一批"核心用户"。
BBS上的讨论,和人人网完全不同。
人人网是社交化的、展示性的,你在意的是"我想让别人看到什么样的我"。BBS是匿名化的、讨论性的,你在意的是"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
我经常泡在BBS的"读书"版块。那里的讨论水平很高,大家会认真地分析一本书的结构、思想、文学价值。如果你发了一个肤浅的观点,立刻会有人用长篇大论反驳你,引经据典,逻辑严密。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BBS上说《百年孤独》"有点难读,搞不清那么多人物关系"。一个ID叫"夜行者"的人回复了我一千多字,从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讲到拉美的历史背景,从马尔克斯的创作手法讲到如何理解"循环的时间观"。
那个回复让我羞愧,但也让我兴奋。羞愧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兴奋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可以深入学习的方向。我保存了那个帖子,后来重新读《百年孤独》,确实理解得更深了。
BBS上还有一个传统——每年的"十佳书籍"评选。版主会发起投票,大家推荐自己这一年读过的最好的书。
最后评选出来的榜单,往往很小众,很硬核——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这些书,大多数人根本没读过,甚至没听过。但榜单出来后,图书馆的这些书会被一抢而空。大家会尝试去读,会在BBS上发读后感,会互相讨论。那种"挑战困难文本"的氛围,让人觉得自己在进步,在成长。
04
韩寒与郭敬明的两极世界
2010年代初,你不可能不在韩寒和郭敬明之间站队。
我们寝室四个人,两个是韩寒粉,两个是郭敬明粉。每次吵起来,都能从文学价值吵到人生观,从社会批判吵到消费主义,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是韩寒粉。我喜欢他那种玩世不恭的姿态,喜欢他在博客上对社会现象的犀利评论,喜欢他“不合作、不妥协”的反叛精神。在那个年代,韩寒代表着某种“清醒”——他看穿了体制的虚伪,教育的荒谬,成人世界的伪善。他的文字是一种武器,专门戳破那些冠冕堂皇的谎言。
我的室友是郭敬明粉。书架上摆满了《小时代》系列,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每期必买。她说韩寒太愤世嫉俗了,郭敬明才是真正理解年轻人的。"他写的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啊——漂亮的衣服、高级的餐厅、精致的友谊。"
我嗤之以鼻。"那都是虚假的消费主义美学,是对物质的崇拜。"
"那又怎样?"她反驳,"至少他承认这些欲望,不像韩寒那样装得很高尚。"
这种争论持续了整个大学时光。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我们争论的根本不是文学水平,而是两种价值观、两种生活方式、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韩寒代表着批判与反抗,郭敬明代表着接受与享受。前者说"这个世界有问题,我们要改变它",后者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要适应它"。
而2010年代初的中国,恰好处在这两种价值观的分水岭。有人还相信理想主义,有人已经彻底拥抱现实主义。
我们以为自己在讨论文学,实际上在选择人生。
我们并不知道,到了2020年代,我们会认为二者都太过矫情和粗浅。
05
福州路书城的周末仪式
每个周六下午,我都会去福州路书城。
去之前,我会在人人网发一条状态:"又到了一周一次的书城时间。"很快就有朋友评论:"带上我!"或者"帮我看看有没有XXX的新书。"
那是一种仪式感。从地铁站出来,走过那条总是很热闹的商业街,推开书城的玻璃门,一股混合着纸张和空调冷气的味道扑面而来。我喜欢这个味道,它让我觉得安心。
书城总是挤满了人。青春文学区永远是最热闹的——饶雪漫的《左耳》、郭敬明的《小时代》、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我会在书架前站很久,翻看那些精美的封面,读几页开头,然后决定要不要买。
那个年代,买书是一件需要仔细考虑的事。一本书三十块,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不是小数目。我会在买与不买之间纠结很久,最后往往还是买了,因为实在舍不得放下。
买完书,我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拍照,上传到人人网的相册。拍书的封面,拍一堆书摞在一起的样子,配上文字:"这个月的战利品。"这种分享不只是炫耀,更是一种自我激励——既然买了,就一定要读完。
而且,在人人网晒书,也是一种社交行为。评论区里,总会有人说"我也买了这本!"然后我们就约好一起读,读完后在网上讨论。有时候还会组织线下的读书会,在学校的咖啡厅或者校外的独立书店见面,聊一个下午。
除了青春文学,我还会去文学区。那里有昆德拉、村上春树、加缪、卡夫卡。这些名字对当时的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在豆瓣和人人网上总能看到有人讨论,陌生是因为还没真正读懂。但我还是会买,因为觉得"应该读",因为想成为那种"读过这些书的人"。
现在想来,那种购买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建构。你在人人网上晒什么书,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06
微博、豆瓣与人人网的三重空间
2011年,我同时活跃在三个平台:人人网、微博、豆瓣。
这三个平台,构成了三个不同的社交空间,满足着不同的需求。
人人网是"真实的我"。
你的好友都是现实中认识的人,所以你发的内容必须考虑"熟人社交"的后果。你不能太暴露,不能太出格,要维护一个相对完整和一致的形象。但也正因为是熟人,你的表达会更有针对性——有些日志是写给暗恋对象看的,有些状态是说给特定朋友听的,有些照片是为了让某个人注意到你。
我记得有次暗恋一个女生,我会刻意在人人网上发一些"高质量"的内容——长篇的影评、精致的照片、有深度的思考。我知道她会看到,我想通过这些展示,让她觉得我是个"有趣的人"。
这种表达,带着表演性,但也带着真诚。
微博是"公共的我"。
在微博上,你面对的是更广阔的、陌生的公共空间。你可以参与热点讨论,可以发表激进的观点,可以展现更"社会化"的一面。
微博满足的是"被更多人看见"的欲望——你希望你的一条微博能被大量转发,能引发讨论,能证明你的影响力。
我会在微博上评论社会事件,参与公共讨论。这些内容不一定会发在人人网,可能会让某些朋友觉得不舒服。但在微博的匿名性保护下,你可以更大胆地表达。
豆瓣是"理想的我"。
豆瓣是最私密的空间。你的豆瓣好友可能很少,甚至大多数是陌生人,但都是因为共同的兴趣而关注彼此。在这里,你不需要维护一个"社交形象",只需要真诚地表达对书、电影、音乐的看法。
我会在豆瓣上写很长的书评,两三千字是常态。这些书评不会发在人人网——太长了,熟人不会看完;也不会发在微博——140字装不下。
豆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让你可以深入地、完整地表达,而不用担心没有人看。
这三个平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线上身份生态:
那几年,这三个空间还能和平共处。你可以在人人网分享生活,在微博参与公共讨论,在豆瓣深耕文化品位。
每个平台都有它的位置,每种表达都有它的出口。
但这种平衡很快就要被打破了。
07
人人网的衰落
2012年下半年,我开始感觉到人人网在变化。
最明显的是,大家发状态的频率降低了。以前每天打开人人网,首页都是密密麻麻的新状态、新日志、新相册。但2012年之后,刷新半天,只有几条更新。
有人还在发,但内容变了。不再是长篇的心情记录,而是简短的生活碎片,甚至直接转发微博的内容。人人网开始变成微博的搬运地,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相册也不再是那种精心策划的主题相册了。大家开始批量上传照片,一次几十张,没有文字说明,只是简单地记录。那种"用相册讲故事"的传统,慢慢消失了。
更致命的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潜水"。他们还会登录人人网,还会浏览朋友的动态,但不再发布内容,不再评论和互动。人人网变成了一个"消费性"的平台——你看别人的生活,但不分享自己的生活。
我问过一个朋友,为什么不在人人网发状态了?她说:"感觉没什么好发的。而且发了也没几个人看,还不如发微博,至少转发量能证明有人在意。"
这句话道出了人人网的根本困境:它不能给予即时的、量化的反馈。
在微博上,你发一条内容,可以看到实时的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这些数字是可见的,可以比较的,能给你即时的满足感。
但人人网不是这样的。你发一条状态,可能有人看了,但没有点赞;可能有人喜欢,但没有评论。那种"静默的阅读",不能转化为可见的互动数据。
在一个越来越看重"量化反馈"的时代,人人网的这种特质,从优势变成了劣势。
2013年,我的很多朋友开始明确表示"不用人人网了"。有的人账号还在,但已经好几个月没登录;有的人干脆注销了账号,把所有内容都删除了。
我还在坚持更新,但能明显感觉到互动在下降。以前发一条日志,能有十几条评论;现在发一条,只有两三个赞,甚至一个评论都没有。
那种孤独感,让我开始怀疑: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写?为谁而写?
08
梧桐区的咖啡馆时代
就在人人网开始衰落的同时,上海的独立咖啡馆文化开始兴起。
2012年,我发现上海开始冒出一些不一样的咖啡馆。它们通常开在梧桐树下的小马路上——安福路、五原路、永康路。店面不大,装修简约,有手冲咖啡,有独立音乐,有书架,有不定期的文化活动。
我第一次去这样的咖啡馆,是在安福路。推开门,迎面是浓郁的咖啡香。店主是个留着胡子的年轻人,亲自做咖啡。墙上贴着小型音乐会和读书会的海报。书架上摆着各种文艺杂志——《单读》、《读库》、进口的艺术画册。
我点了一杯手冲咖啡,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周围的客人大多在看书或者用电脑工作,很安静。偶尔有人小声交谈,谈的是最近看的电影、读的书、去过的展览。
这种咖啡馆,构建了一个特殊的空间——它既是公共的,又是私密的;既是商业的,又带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那几年,这样的咖啡馆经常举办活动。读书会、观影会、分享会、小型音乐演出。我会在人人网和豆瓣同城活动上看到这些信息,然后报名参加。
参加的人不多,十几个到几十个,但都是真正感兴趣的人。大家会认真讨论,会提出问题,会分享自己的观点。活动结束后,我们会互加人人网和微信,线上继续交流。
我记得参加过一次关于加缪的读书会。主讲人是个研究法国文学的研究生,他用一个多小时讲《局外人》,从存在主义哲学讲到战后法国的社会背景。然后大家开始讨论,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理解。
那次活动之后,我在人人网写了一篇长日志,记录了讨论的内容和自己的感悟。有几个也参加了活动的朋友评论说:"今天的讨论太精彩了,很高兴认识你。"我们后来成了朋友,经常一起去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这些咖啡馆某种程度上接替了人人网的社交功能。以前我们在线上建立联系,现在我们在线下见面。以前我们通过日志和照片了解彼此,现在我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加深认识。
但这种线下的社交,也有它的局限——它需要时间,需要地理位置的便利,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咖啡不便宜),需要克服"和陌生人见面"的心理障碍。
所以,能参与这种线下文化活动的,始终是小圈层。大多数人,还是只能在网上寻找归属感。
09
隐形门槛的最后时光
现在回想起来,2010到2013年,存在着一种隐形的文化门槛。
这个门槛不是学历,不是收入,而是时间、知识和某种审美品位的综合体。
你需要有时间。
去读完一本厚厚的小说,去参加一场两小时的读书会,去泡咖啡馆慢慢消磨一个下午。去精心编辑一篇人人网日志,去认真回复朋友的评论,去仔细筛选上传的照片和配文。
那个年代,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大学课不多,工作压力不大,生活节奏还比较慢。我们可以为了一场读书会特地跨越半个上海,可以为了写一篇影评熬夜到凌晨,可以在咖啡馆坐一整天就为了读完一本书。
你需要有知识储备。
知道昆德拉和村上春树,了解存在主义和后现代,能在讨论中引用一些经典段落。能在人人网写出有深度的日志,能在BBS上和人辩论文学理论,能在读书会上贡献有价值的观点。
这种知识储备,不是通过几天的突击可以获得的。它需要长期的阅读积累,需要系统的学习,需要持续的思考。而那个年代,我们愿意投入这种时间和精力,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东西有价值。
你需要有审美自信。
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俗的",能够在韩寒和郭敬明之间做出选择,并为这个选择辩护。能分辨出哪些咖啡馆是"真文艺",哪些只是"装文艺"。能判断哪些电影值得看,哪些书值得读。
这种审美自信,来自于文化资本的积累。你读过足够多的书,看过足够多的电影,参加过足够多的文化活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判断标准。而当你在人人网上展示这种审美,当你在豆瓣上标记那些"正确的"书和电影,你就自然地进入了某个文化圈层。
这种门槛,创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圈层。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也不是每个人都想进入。但对于那些在圈层里的人来说,它提供了一种归属感,一种"我们不一样"的身份认同。
如果你在豆瓣上标记了某些书、某些电影,如果你在人人网分享了某种类型的日志和照片,你就会自动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这种认同不需要言说,只需要一个书单、一个相册、一段签名就够了。
10
黄昏的预兆
我开始隐隐感觉到一些变化。
作家正在成为产品经理,移动互联网浪潮要来了。
2012年10月8日,韩寒的「ONE·一个」APPiOS版上线。
每天1张图片,1篇文字,1个问题,1款东西。
发布不到24个小时,登上AppStore免费排行总榜第1名。
ONE的出现,标志着上海青年文化消费从纸质向数字的过渡。韩寒选择的作者——蔡崇达、张皓宸、卢思浩——成为新一代青年作家的代表。
事后证明,作家仍然会全面摆给产品经理,最牛的产品经理以后是惊人的一鸣。
当然,这一阶段,上海青年文化仍以“慢与深”为荣:长阅读带来审美自信,纸刊与书店提供线下锚点;微博/豆瓣让表达获得观众感。
知识、时间与礼仪构成了隐形的门槛,这种门槛尚未被算法与投放取代。
二
黄金时代的安全感——当我们还在选择看什么(2014-2019)
如果说2010-2013是纸质时代的尾声,那么2014-2019就是移动互联网的黄金时代。
那是智能手机真正统治生活的六年,是"低头族"成为常态的六年,是线上与线下边界彻底模糊的六年。
那也是我们这代人最分裂的六年。
我们一边怀念人人网上的长日志和真诚交流,一边在朋友圈精心编辑九宫格;我们一边批评碎片化阅读,一边在地铁上刷着公众号文章;我们一边说要深度思考,一边把知识付费课程收藏了从不打开;我们一边向往独立书店和Livehouse的文艺氛围,一边只是去那里拍照发朋友圈。
这六年里,移动端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自由——随时随地阅读、表达、连接。但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阅读、表达、连接本身的意义。
01
那个还能"订阅"的世界
2012年8月,微信公众平台上线。但真正的爆发期是在2014年前后。
那时的公众号,还不是营销号的天下。一个大学生或白领,只要有点文笔和想法,就能开一个号,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推送是直达用户的——没有算法筛选,没有流量分发机制,你关注了谁,谁的文章就会准时出现在你的列表里。
这种"订阅制"逻辑,让公众号成为了纸质杂志在数字时代的继承者。
现在回想起来,2014到2018年,可能是上海年轻人最后一次感到"掌控自己精神生活"的时期。
那时,我们还相信:只要谨慎选择关注的对象,就能构建起一个理想的信息世界。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一份精心策展的"订阅列表"——就像上一代人书架上的藏书,那是我们精神趣味的具象化呈现。
我记得2015年的一个下午,在淮海路的咖啡馆里,一个朋友打开她的微信公众号列表给我看,如数家珍般介绍每一个账号:"这个是看电影的,这个写城市观察,这个专门讲女性议题,这个推荐展览……"她的语气里带着某种骄傲,仿佛在展示一座私人图书馆的馆藏目录。
当时的公众号,确实更像是数字时代的个人杂志。每一个账号背后,都有一个清晰可辨的主理人——他们的文风、观点、审美趣味都是稳定的。你订阅一个号,就像是与一个有趣的人建立了长期通信关系。每天晚上固定时间,推送准时到达,那是一种可预期的、有节奏的精神陪伴。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内容生产还没有被完全工业化。一个人只要有想法、有文笔,就可以开一个公众号,慢慢积累读者。不需要投流,不需要数据分析,不需要标题党。写作者与读者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纯粹的信任关系——我写我想写的,你看你想看的,彼此在精神上相互确认。
那是内容世界的"黄金标准"还未崩坏的年代。
02
弹幕里的集体记忆
如果公众号是私人订阅的精神花园,那么B站就是一代人的集体广场。
我第一次理解B站的意义,是在2016年的某个深夜。我在看一个老动画的重映,屏幕上飘过密密麻麻的弹幕——"爷青回"、"有生之年"、"十年后再看还是会哭"。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此时此刻,在上海的某个角落、在全国的某个城市,有成千上万个和我一样的人,在同一个时间点,被同一段画面触动。
这是电视时代不曾有过的体验。电视让我们同步观看,但我们各自孤独;弹幕让我们异步观看,却感到彼此在场。
B站在那几年完成的,不只是一个视频平台的崛起,而是一整套新的文化认同机制的建立。在这里,你不需要解释什么是"鬼畜",什么是"空耳",什么是"黑人抬棺"。这些梗,这些暗号,构成了一代人共享的文化密码。
每年B站的跨年晚会、拜年祭,逐渐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春晚替代品。不是因为它制作精良(虽然确实越来越精良),而是因为它"懂我们"——它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梗,关注什么话题,在意什么情绪。它不是自上而下的文化灌输,而是从社区中生长出来的集体创作。
弹幕文化还处在最纯粹的状态。人们发弹幕不是为了表演,不是为了引起注意,只是单纯想要与同好分享那一瞬间的感受。
那时的B站,还是一个真正属于用户的社区,而不是流量的战场。
03
知识的幻象与焦虑
2016年前后,上海的地铁上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景观:越来越多的人戴着耳机,但他们不是在听歌,而是在"听课"。
罗振宇的"得到"APP带来了知识付费的浪潮。每一门课都在承诺,用碎片化的时间,获取系统化的知识。
这个承诺是诱人的,也是危险的。
我当时也买过几门课。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戴着耳机听20分钟。听的时候觉得醍醐灌顶,但一个月后问自己学到了什么,却说不出个所以然。那些知识就像快餐,吃的时候有饱腹感,但没有真正的营养。
但我们需要这种"正在学习"的感觉。因为在那个时代,"焦虑"已经成为了上海年轻人的底色。房价在涨,竞争在加剧,技术在迭代,职业前景在变得不确定。我们需要告诉自己:"我在进步,我在学习,我在跟上时代。"
知识付费给了我们这种心理安慰。它让我们觉得,利用碎片时间就可以提升自我,不需要啃大部头,不需要系统思考,只要每天坚持听课,就能变得更好。
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但我们心甘情愿地相信。
与此同时,知乎在这个时期扮演了另一种角色。如果说"得到"是速成的知识课堂,知乎就是公开的经验市场。
在知乎上,你可以看到投行分析师讲述金融业的真实状况,可以看到程序员分析技术趋势,可以看到心理咨询师解答情感困惑。
那时的知乎还保持着某种"精英社区"的气质。认真写一个几千字的回答,是值得的——它会被点赞、被收藏、被传播,你会因此获得认可和关注。这种认可不是流量意义上的,而是专业能力和表达水平的确认。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知乎体"成为了一种写作风格的代名词:开头先摆明身份和立场,然后分点论述,每一点都有数据或案例支撑,最后总结升华。这种写作方式,后来被讽刺为"故作高深",但在当时,它代表着一种认真对待问题、尊重理性讨论的态度。
那个时期,我们还相信:只要足够努力,足够聪明,就能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知识付费和知乎,都在强化这种信念。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种信念很快就会被另一种逻辑取代。
04
同好的乌托邦
但并非所有人都沉浸在知识焦虑中。在这个时期,上海也出现了另一种文化现象:基于兴趣的自组织社群。
我第一次参加豆瓣同城的读书会,是在2015年。那是一个周六下午,在愚园路的一家咖啡馆,十几个陌生人因为都喜欢卡尔维诺而聚在一起。
大家轮流分享自己最喜欢的段落,讨论《看不见的城市》里的隐喻。没有人是专家,也没有人是老师,只是纯粹的爱好者之间的交流。
那种感觉很奇妙。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你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和你关注着相似的事物。你不孤独。
那几年,上海的各种小圈层活动非常活跃。跑步群约着去跑苏州河,摄影爱好者组团去拍老建筑,桌游玩家每周末固定聚会,独立音乐爱好者去育音堂看live。
这些活动的组织成本很低——一个豆瓣小组或微信群就够了,微信支付让AA变得简单,共享文档让信息同步变得容易。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社群还保持着某种"非功利性"。人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拓展人脉,不是为了寻找商机,只是单纯因为共同的兴趣。这种纯粹性,让社群成为了都市生活中难得的温暖角落。
我记得有一个独立书店,每周三晚上有读诗会。十几个人坐在狭小的空间里,轮流朗读自己喜欢的诗。有时是里尔克,有时是博尔赫斯,有时是海子。读完之后不讨论,不分析,只是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各自离开。
这些时刻,在当时看来是平常的,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珍贵的时光。我们还有余裕去做一些"无用"的事情,还能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为诗歌、为小说、为一场深夜的电影讨论留出时间。
咖啡馆在这个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星巴克,包括Manner、Seesaw这些本土精品咖啡品牌崛起,但它们不只是卖咖啡,更是提供了一种"第三空间"——既不是家,也不是办公室,而是可以停留、可以交谈、可以独处的场所。
在那些咖啡馆里,你会看到有人在写稿,有人在看书,有人在小声讨论方案。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香气和轻微的谈话声。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在场感"——你不孤独,但也不被打扰。
2014年,我第一次去育音堂看live。
那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演出,门票50块,观众不到一百人。场地很小,音响设备也一般,但气氛很好。台上的乐队用力演出,台下的观众跟着节奏摇摆。结束后,主唱跳下台和大家聊天,没有距离感,就像朋友聚会。
那种感觉很真实。你知道这些音乐人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赚钱,只是单纯热爱音乐。你也知道台下的人都是真正的乐迷,大家为了同样的音乐聚在这里。
但到了2017年,livehouse的氛围开始变了。
我记得有一次,去MAO Livehouse看一个歌手的演出。现场挤满了人,很多人举着手机录像,几乎全程都在刷屏。台下的观众大多不会跟着唱,也不了解歌手的作品,只是在高潮部分举起手臂,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
更让人不适的是,有些人来livehouse只是为了"打卡"。他们不在乎今天演出的是谁,只在乎"我来过livehouse"这个事实。进门拍照,发朋友圈,配文"今夜属于摇滚"或者"Live就是要这么燥",然后中途就离场了。
Livehouse从小众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变成了"年轻人的娱乐场所"。这个转变,让很多老乐迷很不适应。
我有个朋友是资深乐迷,从2008年就开始混livehouse。他说:"以前来livehouse的都是真正喜欢音乐的人,大家会认真听,会了解乐队的作品。现在很多人只是来凑热闹,把这里当成蹦迪的地方。"
但这也是livehouse的悖论。小众音乐要活下去,需要更多观众,需要商业化。但商业化必然带来大众化,而大众化又会稀释原有的文化氛围。
2018年之后,上海的livehouse越开越多。MAO、育音堂、Arkham、VA……每个都在扩大规模,引进更多商业化的演出。门票越来越贵,营销越来越专业,演出越来越像一门生意。
同时,综艺节目开始收编小众音乐。《有嘻哈》之后,又有《乐队的夏天》、《明日之子》。这些节目把地下音乐人推到台前,给了他们名气和收入,但也改变了他们的音乐。很多原本在livehouse演出的乐队,上了综艺之后爆红,然后开始巡演、接商演、做代言。他们的音乐变得更流行,更易于传播,也更商业化。
2019年,我最后一次去育音堂。那里已经翻新过,装修更好了,设备更专业了,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身边走过几个观众,在讨论刚才拍的照片。"这张好看,发朋友圈吧。""配什么文案?""就说'今夜属于摇滚'吧。"
今夜属于摇滚吗?还是属于朋友圈?
2016年,上海开始进入"展览热"。
西岸艺术中心、油罐艺术中心、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一个接一个的当代艺术空间开幕。国际大展不断引进,从莫奈到草间弥生,从安迪·沃霍尔到村上隆。
我记得当时的朋友圈,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人在晒展览照片。大家好像突然都成了艺术爱好者,每个人都在"看展"。但很快我发现,很多人去看展,并不是为了看展。
我去油罐艺术中心看teamLab展的时候,排了两个小时的队。进去之后,发现每个装置前都挤满了人,但他们都在拍照。没有人静静地欣赏,没有人认真地观看,所有人都在寻找最佳拍照角度。
那个著名的"无穷镜屋",规定每人只能进去一分钟。但大部分人进去之后,60秒全部用来拍照——自拍、摆拍、换角度、换姿势。出来的时候,手机里存了几十张照片,但对作品本身,可能连一眼都没有认真看过。
展览的意义变了。它不再是审美体验,而是社交货币。
你去看了草间弥生,发了朋友圈,意味着你有文化品味;你去看了波普艺术展,配文引用苏珊·桑塔格,意味着你有人文修养;你去看了小众的实验性展览,意味着你与众不同。但你真的理解那些作品吗?真的被它们触动了吗?还是只是需要一张照片,来维持朋友圈里的人设?
展览的生产逻辑也在改变。主办方越来越重视"可拍性"——作品要好看,要上镜,要能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传播。那些深刻但不美观的作品,那些需要静下心来体会的作品,逐渐被边缘化。
2018年,有个朋友策了一个实验性很强的当代艺术展。开幕那天,我去看了。作品很有思想性,但视觉上不够"惊艳",不太适合拍照。展览两周后,主办方很失望——来的人很少,社交媒体上几乎没有讨论。朋友说:"现在的展览,如果不能在小红书上火,就等于失败。大家要的不是艺术,是打卡点。"
这话虽然刻薄,但确实反映了现实。展览经济的繁荣,建立在"打卡文化"之上。美术馆、画廊需要流量,需要曝光,需要成为"网红地标"。所以它们引进的展览,越来越倾向于视觉冲击力强、容易拍照、适合传播的作品。
观众也配合这种逻辑。我们去看展,首先考虑的是"这个展好拍吗"、"能不能出片"、"适不适合发朋友圈"。至于艺术性、思想性、创新性,反而成了次要的。
展览,在社交媒体时代,已经不再是关于"看"的活动,而是关于"被看见"的活动。
有人去看展,不是为了看到什么,而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他们在看展。
如果说livehouse和展览的网红化是被动的收编,那么二次元文化的"破壁"则是一场主动的出击。
2014年前后,二次元在中国还是一个极其小众的圈子。喜欢动漫、玩Galgame、看轻小说的人,在主流社会眼中往往被贴上"宅"、"幼稚"、"不务正业"的标签。那时候,如果你告诉别人你喜欢二次元,得到的反应通常是不解或轻蔑。
但这个圈子内部,却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
我第一次参加漫展是在2013年。那是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coser们穿着精心制作的服装,摆着各种pose供人拍照。周围都是同好,大家用圈内的黑话交流,讨论最新的番剧,交换周边。那种感觉很温暖——在一个不被主流理解的世界里,你终于找到了同类。
那时候的二次元圈子,有明确的边界和门槛。你要了解基本的作品,要懂圈内的梗,要遵守不成文的规矩。这种封闭性保护了圈子的纯粹,但也限制了它的发展。
转折点是2015年前后。B站开始大规模出圈,从一个小众的弹幕视频网站,逐渐变成年轻人的主流平台。越来越多的非二次元用户涌入,带来了流量,也带来了改变。
2016年,一些国产动画开始崛起。《大圣归来》虽然是2015年的电影,但它的成功让资本看到了国产动漫的可能性。《全职高手》《魔道祖师》《一人之下》等国产动画相继推出,制作水平不断提高,观众群体不断扩大。
2017年,腾讯视频、爱奇艺等主流视频平台开始重点布局动漫内容。它们引进日本番剧,投资国产动画,甚至开始做真人版改编。二次元从B站走向了全平台,从小圈子走向了大众视野。
与此同时,漫展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几千人,到后来的几万人,再到2018年、2019年动辄十几万人的规模。漫展不再只是coser和核心粉丝的聚会,而是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大型活动——游戏厂商设展台,品牌做联名,明星来站台。
但这种"破壁"也带来了矛盾。
老二次元们开始抱怨:圈子被稀释了。那些新涌入的人,很多只是跟风,根本不了解二次元文化。他们可能只是因为某个游戏或某部番剧火了才来,对二次元的历史、精神、审美一无所知。
更严重的是,二次元文化开始被商业化收割。各种IP联名、周边贩卖、粉丝经济……一切都在被量化、被商品化。那些最初因为热爱而创作的同人作品,开始被专业团队批量生产。那些曾经纯粹的文化符号,变成了可以定价售卖的商品。
2018年,我去参加了一次ChinaJoy(虽然严格来说它不算二次元展会,但边界已经很模糊了)。
展馆里人山人海,到处是游戏公司的展台,showgirl们穿着暴露的服装吸引人拍照。我看到几个穿着精致cos服的女孩,被一群摄影师围着,闪光灯此起彼伏。她们摆着各种姿势,职业而娴熟,完全没有早期漫展那种纯粹的、为爱发电的感觉。
二次元的"破壁",让这个圈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资源,也让很多从业者能够以此为生。但代价是,它失去了原有的边界、纯粹和反主流的精神。
一个朋友对我说:"以前我们是小众,是边缘,是不被理解的。但那种被边缘化的身份,反而给了我们一种特殊的归属感。现在二次元成了主流,我们得到了认可,但也失去了那种'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所有亚文化在主流化过程中都要面对的困境:你想要被看见,想要被认可,想要有更多资源。
但当你真的走到台前,你也就不再是原来的你了。
08
最后的自主权
现在回想起2014到2018年这段时光,最让人怀念的,不是内容的质量有多高,不是社群的氛围有多好,而是那种"我可以选择"的感觉。
你可以选择订阅哪些公众号,关注哪些UP主,加入哪些社群,参加哪些活动。你的精神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你自己的选择塑造的。
当然,这种自主权可能只是一种幻觉。算法已经在后台运行,商业化的逻辑已经在渗透每一个角落。但至少在表面上,在我们的主观体验中,我们还觉得自己在掌控。
有点像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的描写,他说:"我们生活在一种安全感中,相信明天会和今天一样,所有的进步都是线性的、可预期的。"
2014到2019年的上海青年文化,也有类似的气质。很多人相信,技术会让生活更便利,互联网会让知识更普及,社群会让人与人的连接更紧密
我们不知道,在2018年的地平线上,抖音即将大杀四方,还有更多的领域,碎片化和性价比击溃了原有的商业秩序。我们也不知道,疫情会在两年后改变很多生活方式。
三
在场的重新发明——算法、打卡与新日常(2020-2025)
如果说2014到2019年,我们还在努力维持线上与线下的平衡,那么2020年之后,这个平衡彻底被打破了。不是线下消失了,而是线下的逻辑被彻底改写了。
我们重新发明了"在场"。
但这个"在场",已经不再是2010年代那种单纯的、物理的在场。它变成了一种混合的、表演性的、被算法中介的在场。
你去一个地方,不只是为了去那个地方本身,而是为了证明你去过;你做一件事,不只是为了做那件事本身,而是为了展示你做过。
更根本的变化是:我们从"选择看什么"的时代,进入了"被投喂看什么"的时代。算法取代了订阅,信息流取代了精心策展的列表。
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独特,其实是在完成同一套剧本。
所有的平台都号称是记录美好生活,但他们自己也清楚,更多的博主和用户不过是在表演某一类生活。
01
小红书的生活模板
如果说直播带货教会我们冲动消费,那么小红书教会我们的,是如何把生活变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
2020年之后,小红书在上海年轻人中的渗透率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几乎每个青年的手机里都有这个APP,几乎每次消费决策前都要先去小红书上搜一搜。
去哪家咖啡馆?小红书搜"上海咖啡馆推荐"。
买什么面膜?小红书搜"敏感肌面膜测评"。
周末去哪玩?小红书搜"上海周边游攻略"。
穿什么去约会?小红书搜"春季约会穿搭"。
连早餐吃什么,都要先看看"健康早餐搭配"。
小红书提供的,不只是信息,而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模板。
2021年的一个周末,我和朋友去武康路的一家网红咖啡馆。还没进门,就看到有人在门口拍照——仰拍建筑外立面,俯拍咖啡杯,45度角拍自己喝咖啡的侧脸。走进店里,几乎每张桌子上都有人在拍照。有的人甚至带了补光灯,调整了十几分钟才按下快门。
我问朋友:"他们是来喝咖啡的,还是来拍照的?"
朋友说:"他们是来完成作业的。"
她说得对。小红书上有无数"探店笔记",详细教你怎么拍、从什么角度、配什么文案、用什么滤镜。很多人去一家店,不是因为真的喜欢,而是因为"小红书上说这家店很火"。
他们去的目的,不是体验,而是复制——复制别人的照片,复制别人的文案,复制别人的生活方式,然后发到自己的账号上,证明"我也去过"。
2020年下半年,小红书上开始流行"精致穷"。博主们分享如何用有限的预算过上看起来精致的生活——平价替代大牌,改造出租屋,摆拍早餐,营造"岁月静好"的氛围。
这些内容很受欢迎,因为它们给了年轻人一种安慰:即使收入不高,只要足够用心,也能过上"理想生活"。
但这种"精致",往往只存在于照片里。
我有个朋友经营小红书账号,很多笔记都能有几百赞。她分享"一人食早餐"、"周末仪式感"、"家居好物"。但只有我知道,她拍照的那张餐桌,其实堆满了杂物,只有拍照的那个角落是精心布置的。她拍完照,早餐经常凉了,甚至不吃了。
"拍照比吃饭重要。"她半开玩笑地说。
小红书,以及抖音上的生活,越来越变成一种表演。大家不是在分享真实的生活,而是在展示一个精心设计的人设。每个人都在扮演"活得很好"的角色,用滤镜、修图、文案,掩盖真实生活的混乱和平庸。
更让人不安的是,小红书深度介入了消费决策。平台通过算法分析你的浏览习惯、停留时间、点赞收藏,然后精准推送"种草"内容。你以为自己在自由浏览,其实是在被算法引导消费。
2022年开始,小红书的商业化加速。越来越多品牌入驻,越来越多博主接广告。用户越来越难分辨,哪些是真实分享,哪些是营销内容。但也许这个区分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连"真实分享"本身,也已经高度模板化、表演化了。
到了2024年,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多人去一个地方之前,会先在小红书上做"攻略"——看别人怎么拍的,总结出"最佳机位"、"最佳时间"、"最佳滤镜"。然后到了现场,按照攻略一模一样地复制。
这样的旅行,还是旅行吗?还是只是在完成一套既定的程序?
02
Citywalk:漫步还是打卡?
2023年春天,上海突然掀起了一股citywalk热潮。
朋友圈里,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人发citywalk的照片。武康路、安福路、愚园路、建国西路……这些本就热闹的马路,现在更是人满为患。
Citywalk本应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放慢脚步,用步行的方式探索城市,发现那些被忽略的角落,建立与城市的情感连接。
在一个高速运转的都市里,它代表着某种对"慢"的向往。
但很快,citywalk也被纳入了小红书的逻辑。
我参加了一个博主组织的citywalk,主题是"漫步法租界"。报名费100块,20多个人跟着博主,从复兴中路走到武康路。博主一路讲解历史建筑、名人故居,听起来很专业。但我注意到,大部分人都心不在焉。他们等博主讲完,立刻掏出手机,在每个"机位"前排队拍照。
走到武康大楼,博主说:"这是citywalk的经典机位,大家可以多拍几张。"
于是所有人掏出手机,从各个角度拍武康大楼——和2010年代在福州路书城拍书一样,拍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我来过"的证据。
我站在人群里,突然有种荒诞感:我们真的是在"漫步"吗?
2024年,citywalk进一步商业化。各种主题路线层出不穷——"咖啡citywalk"、"古着citywalk"、"建筑citywalk"、"美食citywalk"。价格从几十到几百不等。
我参加过一次"咖啡citywalk"——三小时,五家精品咖啡馆,每家一杯,讲解咖啡文化。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三小时喝五杯咖啡,根本没时间细品。大家都是拍个照。喝两口,听博主讲两分钟。然后匆匆赶往下一家。
但朋友圈里,大家都在发"完美的周末"、"爱上咖啡"之类的文案,配上精心修过的照片。
Citywalk的悖论在于:它本应是对快节奏都市生活的反抗,是慢下来、深度体验的方式。但当它被包装成产品,被纳入社交媒体的展示逻辑,它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03
盲盒、谷子与物的魔法
2020年前后,上海年轻人突然开始痴迷各种"小物件"。
盲盒、手办、徽章、贴纸、明信片……这些原本不起眼的东西,突然成了消费的重点。一个巴掌大的盲盒公仔可以卖到上百块,一枚限定徽章可以炒到原价的十倍。
这背后,是一套全新的消费逻辑。
我有个朋友是Molly的忠实粉丝,家里摆满了各个系列的公仔。她告诉我,买盲盒的乐趣在于"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会抽到哪款,可能是普通款,也可能是隐藏款。这种赌博式的刺激,让人上瘾。
但很快,盲盒的"不确定性"就被商业化利用了。品牌方控制隐藏款的投放比例,营造稀缺性;玩家在二手市场交易,炒高价格;甚至出现了"盲盒代抽"服务,用技术手段提高中签率。
盲盒从娱乐消费,变成了投机行为。
当然,它仍然是一代青年的精神掩体。
与盲盒类似但又不同的,是饭圈的"谷子"文化。
所谓谷子,就是偶像的周边产品——写真、海报、徽章、应援物。粉丝们在演唱会、见面会购买官方谷子,在二手平台交换、买卖,在社交媒体晒图炫耀。
一个朋友是某男团的粉丝,她房间里有一整面墙的谷子。她说,收集谷子是表达爱的方式,"拥有他的周边,就像拥有他的一部分"。
但这种拥有,本质上是一种幻觉。你拥有的不是偶像本人,甚至不是与他有关的任何真实联系,只是批量生产的商品。但在粉丝经济的逻辑里,这些商品被赋予了情感价值,变成了某种"圣物"。
但这不是这一代年轻人的问题,事实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盲盒和谷子。
古着则走了另一条路——它强调"独一无二"。
在愚园路、安福路的古着店里,一件上世纪的毛衣可以卖到上千块,比新的还贵。我问过店主为什么,她说:"因为它们有故事,。"
这话很浪漫,但本质上,是一种"灵韵"的人工再造。在批量复制的时代,古着、盲盒、谷子,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试图重新赋予商品以"独特性":盲盒用稀缺,谷子用情感投射,古着用历史叙事。
它们让年轻人相信:这个物件不只是物件,它是有意义的,是"属于我的"。
04
脱口秀:笑声里的宣泄
2020年,《脱口秀大会》爆火。
一批脱口秀演员成了年轻人的新偶像。他们的段子在社交媒体疯传,他们的金句成了日常用语。
"那不就是东北人的热情吗"、"普通却那么自信"——这些梗,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新语言。
脱口秀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爆火?
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安全的宣泄方式。那几年,年轻人的焦虑在累积,很多问题无法正面讨论,但可以通过脱口秀来调侃、戏谑、自嘲。
脱口秀演员帮我们说出了那些不能说的话,但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于是我们可以笑,可以鼓掌,可以转发,不用承担任何严肃讨论的风险。
脱口秀线下演出在上海遍地开花。各个小剧场都在排脱口秀专场,票价从几十到几百,往往一票难求。
我去看过几次。气氛确实好,演员和观众的互动很强。但我也注意到,很多人去看脱口秀,不只是为了笑,更是为了"我去看了脱口秀"这件事本身。
他们拍照发朋友圈,演出时录视频(虽然通常不允许),事后在小红书发"观演笔记"。
脱口秀,也变成了社交货币,一种人设展示——"我是有幽默感的人"、"我关注社会议题"、"我的精神生活很丰富"。
到了2023、2024年,脱口秀开始遭遇瓶颈。一方面尺度收紧,很多话题不能讲了;另一方面商业化加速,品牌植入越来越多,演员开始接商演。那种纯粹的、为了表达而表达的脱口秀,越来越少了。
但即便如此,脱口秀依然重要。因为它证明了:人们依然需要笑,需要宣泄,需要一种不那么严肃的方式来面对生活的荒诞。
05
播客与主理人:小众的元年
播客和"主理人"文化,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另一面——对深度、对个性的坚持。
2020到2022年,是中文播客的黄金时期。一批优质播客涌现,讨论垂类话题,提供深度内容。
播客的崛起,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短视频、对碎片化、对算法推荐的反抗。它提供了一种"慢"的媒介——一期节目一两个小时,需要完整的时间,需要专注的聆听,需要深入的思考。
我在那段时间养成了听播客的习惯。通勤时、睡前、做家务时……播客成了精神陪伴。它不像短视频那样刺激,也不像文章那样需要盯着屏幕。它是温和的、持续的、深度的交流。
播客有爆发,但也有困境,以至于每一年都是元年。
首先是商业化压力。很多播客主理人无法靠播客维生,只能当副业。为了生存,他们开始接广告,但广告影响了听众体验。一些播客尝试付费订阅,但愿意付费的人很有限。
其次是注意力竞争。在短视频、直播、游戏的围剿下,播客的最终增长注定是有瓶颈的,抖音是那个时间黑洞。
"主理人"文化,和播客文化几乎是同时兴起的。
2020年前后,"主理人"这个词开始流行。咖啡店有主理人,服装品牌有主理人,书店有主理人,甚至一个公众号、一个播客,也有主理人。
"主理人"强调个人风格和独立精神,区别于"老板"、"店主"这些传统称谓,暗示着一种更文艺、更有品味、更追求自我表达的姿态。
我认识几个主理人。他们开咖啡店不只为赚钱,而是为了"实现咖啡理想";做服装品牌不跟风,而是坚持"自己的设计语言",办书店不追求盈利,而是想"为城市留一个文化空间"。
但小众意味着市场小,个性意味着成本高。很多主理人开的店生意不好,甚至长期亏损,靠情怀支撑,靠副业补贴,靠"用爱发电"。
我见过一些主理人,开店两三年后默默关门了。他们在社交媒体发了一篇长文,讲述这段经历,感谢支持过的客人,然后消失在朋友圈里。
理想主义,最终败给了现实。
更微妙的是,"主理人"本身也在被符号化。
现在,几乎每个开店的人都称自己为主理人,无论店是否真有个性,只是在复制某种"小众审美"的模板。
所有"慢媒介"、"深度内容"的困境是相似的——在一个加速的时代,在一个注意力被算法切割的时代,这些东西越来越难以生存。
06
算法的胜利
2020到2025年,最根本的变化,是算法彻底占领了我们的生活。
抖音用算法决定你看什么视频,小红书用算法决定你买什么东西,外卖平台用算法决定你吃什么,甚至约会软件用算法决定你见什么人。
算法的逻辑是高效的、精准的、个性化的。它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知道你喜欢什么内容,知道你的消费习惯,知道你的情绪波动,甚至知道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偏好。
但算法也在塑造你。
它记录你的每次点击、停留、互动,然后用这些数据更精准地投喂你。你以为自己在自由浏览,其实是在被驯化。
更可怕的是,算法的逻辑渗透到了线下。
去哪家餐厅,看大众点评的算法排名。
去哪个景点,看小红书的推荐。买什么衣服,看博主的带货。
citywalk的路线,是根据小红书规划的。
我们越来越依赖算法,也越来越失去自主判断的能力。我们不再问"我想要什么",而是问"算法推荐什么"。
2025年的上海,表面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元、更个性、更丰富。每个人都在追求"独特",都在寻找"小众",都在展示"自我"。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人的"独特"都是相似的。大家去同样的网红店,拍同样的照片,用同样的滤镜,说同样的话。
所谓的个性,不过是从算法提供的有限选项中,挑选了不同的组合。
07
我们的失去和获得
2025年12月,我坐在安福路的一家咖啡馆里,试图回忆2010年的自己。
那时的我,会在人人网写几千字的长日志,会在BBS和陌生人辩论文学理论,会在福州路书城泡一整个下午,会参加豆瓣同城的读书会认识新朋友。
那时的消费是慢的、谨慎的、理性的。那时的社交是真实的、深入的、需要时间投入的。那时的文化是有门槛的、需要积累的、相对封闭的。
现在的我,每天刷抖音、刷小红书,被算法投喂各种内容。买东西看直播,去哪玩看攻略,穿什么看博主。周末去citywalk拍照打卡,去看展只为了发朋友圈,去livehouse也要录视频证明"我在"。
现在的消费是冲动的、情绪化的、表演性的。
社交是碎片化的、浅层的、可替代的。
文化是零门槛的、算法推送的、高度同质的。
我们得到了很多:更便利的工具,更丰富的选择,更低的参与门槛,更快的信息流动。
但我们也失去了很多:深度阅读的能力,独立判断的自信,真实社交的耐心,慢下来的勇气。
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那种"我在选择"的感觉。
2010年,我会花很长时间挑选要读什么书、关注什么人、参加什么活动。我相信,这些选择塑造了我是谁。
2025年,算法替我做了大部分选择。我以为自己在表达个性,其实是在复制模板。
窗外,武康路上人来人往,大家举着手机,在同一个角度拍武康大楼。
咖啡馆里,每张桌子上都有人在拍照,调整光线,选择滤镜,编辑文案。
也许,这就是我们重新发明的"在场"。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在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在场。
先穿越到这了。
如果说80后还赶上了纸质的黄金时代,00后和10后是移动互联网原住民,90后卡在尴尬的中间,而往后,会有一代人是AI原住民了。
青年文化,以后也将是AI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