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一份由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本该为贵州黔东南州爆破行业协会会长、民营企业家宋天培的刑事追诉程序画上句号。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针对宋天培涉嫌强迫交易、非法买卖爆炸物、寻衅滋事、职务侵占的四项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刑事诉讼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疑罪从无”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是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制度设计。

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据齐鲁晚报等主流媒体综合报道， 10月29日，雷山县公安局却以“418专案”名义，向宋天培名下企业的项目部发出《调取证据通知书》，要求调取自2020年以来的大量经营资料。这一幕让人困惑：检察机关已经依法终结的刑事案件，为何公安机关能以同一专案名义重启调查？如果“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决定都不能为当事人带来真正的安宁，那么司法程序的终局性何在？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起“418专案”本身就经历了复杂的程序流转：最初由凯里市公安局核查，后于2023年4月18日由黔东南州公安局指定三穗县公安局办理并成立专案组，案件移送起诉后，又经贵州省检察院指定由罗甸县检察院异地审查。这一系列操作本意在于确保公正，防止地方干预。可当罗甸县检察院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延长审查期限的审慎审查后，最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专案组为何仍在活动？甚至跨地域调取资料？

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理由来看，这绝非一起“证据有瑕疵、程序有缺陷”的简单案件。罗甸县检察院针对四项指控逐一进行了实质性否定：对于强迫交易罪，认定协会收取会费行为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对于非法买卖爆炸物，明确指出系政府授意行为，阻却违法性；对于职务侵占，强调主观无非法占有目的且事后获股东确认；对于寻衅滋事，则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仍认为证据不足。

这样的不起诉决定，不是“疑罪从轻”，而是“疑罪从无”；不是“程序性出罪”，而是“实体性无罪”。它意味着检察机关在穷尽现有证据、用尽所有法定程序后，依然无法认定犯罪事实的存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四款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六十九条，这种情形下的不起诉决定具有程序终结效力，除非发现新的、足以改变原结论的证据，否则不得就同一事实重复启动刑事追诉。

但雷山县公安局的《调取证据通知书》让这一法理逻辑面临尴尬的“橡皮筋困境”：一方面，侦查机关以同一专案名义继续调查，涉嫌变相延续已被检察机关终结的刑事追诉程序；另一方面，这种调查表面上转向“行政核查”，如炸药仓库合法性、经营合规性等问题，实则以刑事专案之名行行政检查之实，存在规避司法终局性的风险。

这种“程序转换”的把戏并不新鲜：当刑事路径走不通时，转为行政检查；行政检查也找不到问题，又可能转为税务稽查、安监调查……如此循环往复，企业即使获得了“无罪”的法律认定，却可能陷入“有错”的调查循环。这不仅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更是对市场主体经营预期的破坏。

“418专案”的演变轨迹，也暴露了当前专案机制中普遍存在的“程序黑洞”问题。

专案组的设立，本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攻坚重大、复杂案件，这本是侦查工作的必要机制。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专案组往往存在“启动容易停止难”的问题。专案组的成立、运作、解散通常由侦查机关内部决定，缺乏外部监督和程序制约。一些专案组甚至成为侦查权“长臂管辖”的工具——只要冠以“专案”之名，便可跨越地域、突破常规程序，长期开展调查。

在本案中，即使检察机关已经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即使案件已经经过异地管辖的审慎审查，专案组仍可“合法”存在，仍可继续调查。这种侦查权的“惯性滑行”令人担忧：一旦启动，似乎就很难真正停止。当事人虽然获得了法律上的“不起诉”，却可能长期处于事实上的“被调查”状态，企业正常经营受到干扰，个人生活不得安宁。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专案长臂”容易与“有罪推定”思维相互强化。个别办案人员将“立案即定罪”奉为圭臬，一旦案件启动，就难以接受“无罪”的结果。当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时，他们不是尊重司法结论，而是试图通过其他途径“弥补遗憾”，让当事人“案结事不了”。这种思维若不加以遏制，专案机制就可能从打击犯罪的利器，异化为选择性执法的工具。

“一事不再理”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意味着对同一行为不得进行重复追诉。这不仅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更是为了保护公民免于无休止的追诉，维护司法决定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然而在“418专案”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原则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检察机关已经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对同一刑事案件的终局性处理；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却以同一专案名义继续调查，尽管声称转向行政核查，但“刑事专案调查行政问题”本身就存在逻辑矛盾。

如果公安机关确实掌握了新的、足以推翻不起诉决定的证据，那么应当依法启动新的刑事程序，而不是在行政核查的幌子下继续“专案”调查。如果没有新证据，那么这种持续调查就缺乏法律依据，涉嫌对侦查权的不当使用。

这种“一案多查”的现象，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司法公信力的根基。当公民和企业无法通过法定程序获得真正的安宁，当司法决定无法带来确定的法律状态，那么法律的预测功能就会失效，市场主体的预期就会紊乱，营商环境就会受到实质性伤害。

要解决专案机制的“程序黑洞”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制度中规范。

首先，建立专案备案与公开制度。 重大专案的启动、进展、终结应当及时向上级机关备案，并向社会适度公开（涉密案件除外）。专案应当有明确的侦查期限、办案范围和终止条件，防止无限期延长。特别是当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撤案决定，或者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后，专案组应当及时解散，除非有明确的新证据和新线索。

其次，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对于已经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侦查机关认为有新证据需要重新调查，应当向原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说明情况，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是否重新启动。侦查机关不能自行其是，绕过检察机关的监督，以“行政核查”之名行“刑事调查”之实。

再次，明确“一事不再理”的程序保障。 对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应当有明确的法律效力，侦查机关不得就同一事实再次启动刑事调查。确需进行行政检查的，应当与刑事程序明确分离，不得使用“专案”名义，不得由原刑事办案人员主导，避免“以查代罚”“以查施压”。

最后，完善权利救济与问责机制。 对于滥用专案机制、违法延长调查、变相延续追责的行为，当事人应当有明确的救济渠道。同时，对于违法办案的责任人员，应当依法追究责任，形成有效震慑。

“418专案”的曲折历程，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的程序困境。当不起诉决定挡不住调查通知，当法律上的“无罪”换不来事实上的“安宁”，我们离真正的法治还有距离。

程序正义不是办案的绊脚石，而是防止冤错案件的保护网；不是放纵犯罪的借口，而是保障人权的屏障。提高专案执法透明度，让每一起案件都在阳光下运行，让每一个决定都有明确的法律边界，这不仅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维护司法权威的需要。

雷山县公安局有责任向社会释明：此次调查究竟是基于怎样的新证据？与已终结的“418专案”是何关系？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就应当及时停止这种“案结事不了”的调查，还当事人以安宁，还司法以尊严。

不起诉决定应当意味着真正的“案结事了”，而不是新一轮调查的开始。只有坚守程序的终局性，才能筑牢司法公信的根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