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发现,哪吒那帮神仙,怎么大多都“活”在夏商周?难不成秦始皇一统六国,把神也一块收编了?
别急,这事儿真得一本正经聊聊——为什么咱们的神话故事,都像考古队挖出来的?理由还真不少!
在遥远的夏商周时期,华夏大地还没有“笔杆子”,也没“记事本”。那个年代,人们对山川风雷、河流地震毫无解释手段。
天突然打雷,他们只能抬头说:“神显灵了!”地忽然塌陷,只能跪下念:“神发怒了!”一切不可理解的现象,只能归于“天意”二字。
当时的文字系统尚未成形。甲骨文虽已初现雏形,但只能用于祭祀、占卜、记账。别说小说、故事,连流水账都不好写。没有纸,没有笔,唯一的记录方式就是靠嘴传。
于是,故事在村口的井台边流传,在集市边的豆腐摊上传播,“神话”这两个字,基本就是“神”+“嘴说的”。
比如大禹治水,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与《山海经》。但这些记载在先秦时期都没有成型文字,真正“流传”下来的是民间说书人的“加料版”。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脚底长了老茧,走路比老牛还慢;鲧治水失败,是因为盗了天神的息壤;这些内容本质是口述文学的扩张,核心机制就是“听说+脑补+感动”。
整个夏商周,就是“神话产业链”的黄金时代。生产者是村头老人,传播者是游方讲唱,观众则是想听故事的百姓。
每一次讲述都有微调,每一次流传都带新料,最后故事就飞天入地,奇幻登场。但这个时期,神话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和“史”是混在一起的。
就像武王伐纣,本是《尚书》中有载的大事件,经过口述与后期神化处理,姜子牙成了“封神榜主编”、哪吒成了“革命神童”,整个商周变成了一台仙魔大戏。
这不是故意骗人,是因为“写不下去、记不下来、又舍不得忘”。因此,神话不是胡编乱造,而是一种文明初期的“认知工具”和“情绪表达”。
谁都知道鲧不是鲤鱼精转世,但当时没人能解释洪水为啥泛滥,于是神话成为了解释自然、赞美英雄、传承价值的“万能口袋”。
时间来到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六国,正式登基称皇。历史进入“秦制一统”阶段,中国神话从此进入“压缩档案”模式。
秦朝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统一文字。当时各地书写系统混乱,有的用楚系,有的用齐系。秦始皇拍板,“通用小篆”,一统天下书写方式。
这意味着什么?故事从此“上了档案”,想瞎编?有记录跟你对账!不只是文字,还有史官制度也发生巨大变革。
秦设有“太史令”,专责记录国事。史书成为正统,史官成为话事人。神话?不好意思,先按政令删一删。
当朝哪怕有神迹,也得按照“天命象征”格式来写,不能乱套。神只能在“政治服务”岗位上,兼职干活,不能搞娱乐化表演。
还有审查制度。焚书坑儒就是例子,虽然那次焚的是“百家言”,但也传达出一种信号——你想抖机灵写个“神话寓言”?没门,查你稿源先。
再加上纸张与印刷的推广,造谣成本高、传播风险大、流传机制变窄。过去村口唠两句就能传成神话,现在你写出来,史官就能戳穿,“这事《史记》没记!”那就不能信。
所以到了秦汉之后,神话从“公共叙述”变成“民间趣闻”,地位开始边缘化、功能开始娱乐化、表达开始谨慎化。历史被抬上了书桌,神话则退进了茶馆。
当然,到了今天科技进步也逐渐让“神话解释”显得多余。比如月食,不再是“天狗吃月”,而是“地月日三点一线”;雷雨,不再是“雷公电母”,而是“热空气对流”。
这时候再说“哪吒撒气雷公放屁”,听众会当你脑袋进水了。
明朝,是小说发展的黄金期。《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齐头并进,但最“神”的,还得看《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主角却不是嘉靖皇帝、张居正,而是周武王、姜子牙、哪吒、杨戬。为啥?因为只有披着“古代马甲”,你写再多神魔也没人找你麻烦。
《封神演义》看似讲“武王伐纣”,实则演的是“道教世界观大战”。书中“阐教”和“截教”互斗,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太乙真人轮番上阵,各种神仙工具人出场,比西天取经还热闹。
但这一切,都包裹在“周伐商”的历史包装下,像是开神坛却拿着史书作招牌。明代的道教非常强势,尤其嘉靖皇帝本人酷爱炼丹、驱鬼、求仙。
小说作者巧妙迎合这种氛围,将阐教定位为“正道之光”,截教设为“妖魔总部”。结果就像今天的电视剧审查标准:正邪分明、三观正气,过审稳稳的。
而且明代小说还必须避免直接描写现实政治。你要讲忠奸对立、人民疾苦?那就扔进周朝去。你要批判独裁暴政?那就批纣王去!纣王宠妲己、焚书坑忠、斩子祭天……
你说这是影射现实,我说是引用古籍,谁能奈我何?
别看书里飞剑斗法、五行八卦、十绝阵破万仙阵,但结尾还得回归正统,“正义战胜邪恶”,武王封神,天下太平。这才是“安全着陆”的文学智慧。
所以明代之后的神话,基本不再是“信仰产物”,而是“艺术产品”。不是神在讲故事,而是人借神讲人事。
哪吒逆父、姜子牙封神,这些都是文人赋予角色的“文化起义”,表面写妖魔,实则写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