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前的历史中，许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德国和日本的关系，但实际上，德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间有一段较为紧密的军事合作。特别是在1930年代，德国向中国输送了大量军火装备，总数约为40万套，涵盖了步枪、迫击炮、高射炮、钢盔、军靴等，这些装备帮助中国军队武装了多个师，极大地提升了其火力。

乍看之下，德国似乎是在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无私的援助，而是一项精心计算的生意。德国通过这笔交易，获取了中国的战略资源、军火市场以及亚洲的地缘优势。从1920年代末开始，德国与中国的合作直到1938年才因政治原因结束。在短短几年内，德国通过这一合作赚取了可观的利益，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每个国家都在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遭遇了经济崩溃，且被限制了军备发展。1920年代初，德国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并在1921年签订了和平条约。此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国民党的统一，虽然政府已经掌控了大部分地区，但国内军阀割据、外有日本威胁。尤其是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国民党急需现代化的军事援助以巩固政权。德国看到了这个机会，从1926年开始，陆续派出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

最早的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他在1928年到中国为蒋介石提供军事建议，但不久后就去世了。接着，德国老将汉斯·冯·塞克特于1930年到达中国，帮助国民党制定了军事改革方案。他提议建立一支精干的机动部队，并引入小口径武器和渗透战术。塞克特希望中国军队能模仿德国一战时期的突击队战术，到1930年代中期，已有超过8万名中国士兵接受了德国式的军事训练。这些士兵组建了“德械师”，如87师、88师和36师，装备了德国武器，训练手册也都是德文翻译过来的。

德国的动机：

德国为何如此积极地向中国输送装备？其中的关键是资源短缺。1930年代，纳粹党上台后，希特勒推行军备扩张，生产坦克、火炮等重型武器需要大量的战略金属，尤其是钨和锑。钨用于制造穿甲弹和炮管，锑则用来增强合金的强度，而这两种矿产在德国本土几乎没有，中国恰好是全球最大的钨和锑生产国，特别是在云南、湖南、广西和赣南地区。自1929年起，德国就开始大量从中国进口这些矿石，到1930年代中期，中国对德国的钨出口占到了总进口量的53%，锑的比例更是高达88%。这些矿石被运往德国，经过加工后，成为生产坦克和炮弹的关键原材料。

此外，德国对中国的军火订单也颇有兴趣。1930年代，德国的军工企业刚从一战的阴影中走出来，技术上很先进，但订单寥寥无几，海外市场亟需开拓。而中国此时正面临战争的压力，急需大量武器，并且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自1933年起，中国向德国的军火采购急剧增加，到1935年，德国的军火占据了中国进口军火的83%。步枪、迫击炮、装甲车，甚至军服和钢盔都通过德国商人购买。德国军火商在南京设立了常驻办事处，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武器、训练和配件。

德国的地缘战略考量：

除了资源和市场，德国还在意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德国希望牵制苏联并制衡日本。1936年，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表面上是反对苏联，但实际上是为在远东布局。中国成为德国的一个棋子，用来平衡日本的扩张，同时德国的军事顾问也在中国收集情报，考察矿区，并且为未来可能的战略布局做准备。

法肯豪森是这段合作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是德国贵族出身的军官，曾在一战期间服役，退役后成为军事顾问，1934年接替塞克特来到中国，领导德国顾问团。他的团队不仅在南京监督军事训练，还多次前往云南等地考察矿产资源质量。通过这些顾问，德国在中国的军事决策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国地理和资源的了解。

合作的终结：

然而，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改变了一切。随着中日全面开战，德国最初并未选择立场，仍继续向中国提供装备。中国军队确实在使用德国武器后，火力得到了增强。然而，到了1938年，德国开始转向日本，承认了满洲国，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妥协，否则将撤回顾问。德国的军事顾问于1938年5月撤离中国，双方的合作就此结束。

1941年，德国与汪精卫伪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宣布与德国断交，并转向苏联寻求帮助。德国则利用从中国获得的钨和锑资源，支持自己的战争机器。战后，法肯豪森由于卷入反希特勒的密谋，被捕并最终被判刑。

总结：

从这段历史来看，德国的目标并非单纯的援助，而是通过获得资源、赚取订单以及占据地缘优势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中国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一些军事支持，但最终还是被抛弃了。这也提醒我们，国际关系往往充满了利益考量，永远没有真正的“永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