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全球各地都设置了相应的纪念日或纪念活动。比如，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刚刚过去的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0周年，9月3日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可能有些人会好奇，为何我们要在公共生活中设置各式各样的纪念日？为何一些事件变成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而另一些则被悄然遗忘？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皮埃尔·诺拉的文字中找到答案。

2025年6月2日，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巴黎去世，享年93岁。诺拉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思想者之一，也是法国“新史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历史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关注历史的书写方式如何影响社会对过去的理解。他主编的鸿篇巨制《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不仅开创了“记忆史”研究的学术范式，成为“记忆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也重新定义了历史学家的公共身份。法国《费加罗报》更是将他称为历史学家中的“法兰西之魂”（historien de l’âme française）。

对于今日的中国读者来说，诺拉也许并不那么家喻户晓。但如果我们开始关心“我们如何共同记忆”，那么，我们已经走进了诺拉开辟的疆域。

他改变了公众对“记忆”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社会曾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转变，包括冷战格局松动、欧洲一体化建设、殖民遗产的再审视，以及国家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义。皮埃尔·诺拉组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出版计划：《记忆之场》。这套汇集了百余位法国顶级历史学者的巨著，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问题：在一个传统世界消逝、象征坍塌的时代，我们靠什么维系共同的历史认同？

诺拉的“记忆场所”的提出，是对“自然记忆”崩塌的一种回应。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教育普及、全球化、媒体扩张、世俗化——使得传统社会中的“活记忆”（mémoire vive）失去了根基。取而代之的，是人为保存的、选择性的、象征性的记忆机制。他所提出，“记忆之场”并不只是实际的地理位置，而是指那些在社会情感、国家象征与文化想象中凝结意义的节点：凡尔登、巴士底狱、马赛曲，甚至教科书、纪念碑、共和国仪式…… 但其本质在于，它们不再是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延续，而是一种刻意安排的记忆政治。

皮埃尔·诺拉（1931-2025）。

诺拉的构想并非在真空中形成，相反诺拉的记忆史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1980–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正处在一波“记忆膨胀”中。这十年里，1981年密特朗总统就开始公共纪念工程，1984年《记忆之场》第一卷出版，正值诺曼底登陆40周年；1985年纪录片《浩劫》（Shoah），引发公众对大屠杀记忆的深度关注；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1990年“盖索法”颁布，记忆进入法律保护范畴，触发史学界对学术自由的担忧与辩论。1992年《记忆之场》出版完成，法国进入欧盟一体化新阶段，国家与欧洲身份的张力延续了对记忆议题的关注。法国社会的现实不仅为《记忆之场》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也让诺拉的工作成为时代的注脚——在纪念化的潮水中，他既描绘记忆，也警惕记忆。

诺拉的历史虽师承年鉴学派，但其研究方向标志着与年鉴学派的部分决裂。年鉴学派强调“长时段”（longue durée）、社会结构、经济基础；诺拉则强调情感、认同、象征空间与情绪的组织形式。他将历史学重新带回文化表层，而不是仅仅关注社会深层结构。与此同时，他也警惕历史学沦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危险，主张“反思性历史书写”，这种学术自觉使得《记忆之场》不仅是其历史研究的理论宣言，更是他践行的成果展现。

《记忆之场》三卷本，共130多篇论文，汇聚了全法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的贡献。内容涉及：法国的国家象征，如玛丽安娜女神、国歌、国旗；教育体系，如法语、共和国教育、课程制度；空间与地标，如万神殿、凡尔登、巴士底狱；精神谱系，如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抵抗运动；媒体记忆，如印刷、广播、档案制度。于是，《记忆之场》不仅仅是法国共和国记忆的百科全书，更是法国记忆政治的思想地形图。

《记忆之场》（第一卷）

作者：[法]皮埃尔·诺拉

译者：《记忆之场》翻译组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诺拉摒弃了传统的编年史、政治史或社会史方法，创造了新的研究范式，首先，象征系统的分析，关注地点、事件是如何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其次，情感结构的分析，分析不同群体如何围绕记忆组织认同与书写；再次，文化中介的分析，关注档案、仪式、文学与媒体在“记忆制造”中的作用。这些方法深刻影响了后来情感史、记忆研究，历史人类学等多个方向。

《记忆场所》有时被批评为“共和国中心主义”。但诺拉的动机恰恰是要质疑这些记忆结构的合法性，并推动多元记忆主体的出现。他既承认国家建构记忆的能力，也鼓励边缘化经验的发声，尽管这一点在《记忆场所》中未得到充分展开。

记忆政治的多元拓展

作为“记忆之地”理论的提出者，皮埃尔·诺拉强调国家制度、象征仪式与集体身份在记忆建构中的作用。他所代表的，是一种带有强烈国家建构色彩的宏大叙事框架，有学者将其称作“拉维斯史学”（ Ernest Lavisse）的当代表达。

然而，在这一制度性视角之下，情感、创伤与个体经验常常被压缩为象征编码。诺拉关注的是“国家如何记住”，却较少探讨“个体如何感受与铭记”，因此也遭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当记忆成为一种被制度框定的景观时，它是否也在遮蔽那些不合时宜、未被承认的历史感受？也就是诺拉对记忆的空间性组织，更多沿袭了“共和国史学”的传统路径，将情感剥离出公共历史，转而归于“私人化”“非理性”的领域。这种处理，容易使得“记忆”被视为一种政治文化工程，而“情感”则在其中被降格为模糊、不可靠的干扰物。

在这个意义上，另一位法国历史学者亨利·罗索（Henry Rousso），为记忆史开辟了另一种可能。罗索在其代表作《维希综合征》中提出，“法国社会在战后几十年间，集体压抑了对维希政权合作者的记忆”，以一种“普遍抵抗”的神话掩盖羞耻、矛盾与创伤。这是一种“压抑性记忆机制”，其中正充满了痛苦、失落、内疚、恐惧等未被表达的情感残余。罗索不再强调“场所”与“象征”，而更关注“记忆无法被言说之处”——那些因创伤而失语、因道德难题而被遗忘的历史瞬间。

亨利·罗索的《维希综合征》法语版书封。

相比之下，诺拉的《记忆之场》更像是一座座被规划好的纪念碑，而罗索的记忆史研究则像一间精神分析咨询室。他将记忆本身视为一种与情感深度绑定的再造行为，而非政治文化的物质痕迹。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记忆史内部并非一元，而是有着至少两条路径：诺拉的象征空间路径，罗索的创伤压抑路径。答案是为何记忆需要情感作为底层动力，情感需要历史作为意义的生成机制。正是因为这种张力，记忆史才不只是一种“记起什么”的学问，也是一种“为何记得”与“如何记住”的实践伦理。

除此之外，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延续并深化了对法国大革命纪念实践的分析，强调节庆、仪式与叙事在塑造共和国身份中的作用，凸显记忆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则将视野扩展至二战记忆与极权经验，批判“记忆的滥用”与“受害者身份的政治化”，主张记忆应兼顾普遍人权与道德反思，而非沦为狭隘的民族或政党工具。其他研究亦将记忆政治拓展至殖民史、移民史与跨国冲突，显示记忆不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多种社会力量交织的结果。

这一系列工作表明，记忆史并非单一脉络的延伸，而更像是一个多节点的张力场：不同的历史事件、文化符号与政治需求，在这一场域中相互竞争、交织与重构。学者的任务，不仅是追溯记忆的生成，还需分析其在不同语境下的权力运作与价值冲突。

《争鸣》：公共理性与记忆政治的实践场

除了记忆史大师之外，诺拉也是一位深度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他在1980年，也是萨特去世的同一年，和马歇尔·戈谢（Marcel Gauchet）创办了法国著名思想杂志《争鸣》（Le Débat），提倡自由、理性、反对意识形态化的对话空间。《争鸣》这一思想杂志可谓承载了他对“历史感”与“公共理性”双重理念的现实实践。从1980年创刊至2020年停刊，《争鸣》不仅是记忆史研究从学术走向社会的关键通道，同时也成为法国公共知识界的重要阵地。

《争鸣》诞生于“后1968”的法国思想转型期。当时激进左翼在五月风暴后的动员力之后逐渐式微，法国共产党难以回应新社会现实，左翼内部也开始反思意识形态僵化；与此同时，法国共和体制面临多重挑战，全球资本流动削弱了国家主权，后殖民移民对“共和普遍主义”提出质疑，多元文化主义与世俗主义发生冲突。在这一背景下，《争鸣》试图提供一种不同于激进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的知识立场，选择走向一条“反乌托邦”的中间路线：它不再幻想革命，也不简单回归传统，而是以历史深度、制度理性和共和理念为支点，推动公共讨论重回现实的复杂性。

与诺拉的历史学研究一脉相承，这本杂志始终强调历史视角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洞察力。无论是对法国身份危机的追问、对教育制度的反思、还是对殖民历史的审视，《争鸣》始终在强调：我们无法绕过历史，也不应用抽象的道德正义取代具体的历史经验。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历史感的政治哲学”，它成为推动法国记忆史公共化的重要平台，不仅是学术话语的传递者，更是社会语境的塑造者。

皮埃尔·诺拉与《争鸣》杂志。

《记忆之场》与《争鸣》形成互文。诺拉并不满足于将记忆史留在学术圈中，而是通过杂志传播理念，使“记忆”这一原本属于私人情感与集体仪式的概念，被引入到国家教育、政治仪式、新闻评论等多个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争鸣》塑造了一种法国特有的“记忆意识形态”：共和国不是自然存在，而是经由历史叙述与记忆维护建构起来的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争鸣》的知识分子姿态，并不排斥不同的立场，而是在避免立场的狂热化。这本杂志广泛刊登人文学科学者的文章，历史学家弗雷、勒高夫；社会学者洛桑瓦隆、图海纳；哲学家保罗·利科；公共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等人的文章。可谓是群星荟萃，于是在公共领域构建了一种多元，但仍然尊重理性与制度边界的讨论空间。它既是平台，也是一种文化理想的载体：一种非市场化、非情绪化的公共空间。

2020年，《争鸣》在出版第40年后停刊。诺拉在告别语中写道：“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不仅是对一份杂志的告别，也是对一种知识形态的道别。在社交媒体日益主导舆论、即时情绪取代深层判断、公共理性的时代，《争鸣》难以再在当代的“斗争型”舆论场中生存，它代表的那种“冷静辩论、渐进反思”的理性传统，逐渐被社交媒体上的极端化讨论越发边缘化。但这恰恰也是诺拉思想的深远之处：在国家记忆与知识秩序逐渐解体的时代，他曾试图用历史构建一个理性而温和的公共空间。

从1980年创刊至2020年停刊，《争鸣》在法国公共思想史上承担了一种“中间批判立场”的角色：它在极左意识形态瓦解、传统政治光谱失效的背景下，试图重建一个既有立场又能容纳复杂辩论的公共平台。在激进主义退潮、法共衰落、制度性左翼失语之际，它接过了“公共反思”的火炬。而到它结束时，法国与更广泛的西方社会已进入另一个极化时代：取消文化、身份政治、社交媒体所放大的道德审判倾向，以及对历史与语言的激进清算，正逐步侵蚀它所代表的那种渐进、理性、制度性辩论传统。某种意义上，《争鸣》的诞生与终结，都标记了两种“激进”之间的断裂与回响。

事实上，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辩论便被视为公共领域的核心支柱。启蒙思想家们坚信，通过公开、自由且激烈的讨论，社会能够不断进步，真理得以显现。《争鸣》杂志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延续中诞生，承载着促进思想碰撞与理性批评的使命。然而，随着这类刊物的关闭，法国思想界不仅失去了一本知识分子杂志，更象征着公共理性场域的萎缩，那种允许冲突、质疑与深度对话的文化空间正在逐渐消退。

皮埃尔·诺拉。

谁来裁决记忆？诺拉对“历史自由”的公共介入

诺拉也曾就国家纪念日、教科书改革、殖民战争责任等问题频繁发声，有时支持政府，有时激烈批评。他始终坚持：历史学家的责任，不只是整理档案做学院的学术研究，更是在公共空间中提供解释框架。

在《记忆之场》中，诺拉区分“历史”与“记忆”的根本界线：前者建立在批判性、学术性与时间距离之上，后者则植根于当下、具有情感张力，并深深嵌入群体认同。在这一区分背后，诺拉早已意识到现代社会“纪念化”的加速倾向，如何一步步压缩历史的分析空间，取而代之的是由组织主导，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一些少数群体，越来越道德主义倾向、被情绪驱动的“记忆政治”。

而这场张力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随着法国一系列“记忆法”的推出而集中爆发。所谓“记忆法”（les lois mémorielles），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某些历史事件作出肯定性裁定。这一过程都是由少数群体对群体记忆的呼吁，犹太人群体，亚美尼亚群体；随后以国家的名义，立法对历史事件做出裁决，成为法国国家记忆和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例如，1990年通过的“盖索法”禁止否认犹太人大屠杀；2001年认定亚美尼亚大屠杀为“种族灭绝”；而最具争议的，是 2005年萨科齐政府，提出在中学教材中“承认法国殖民化过程中的正面影响”——这一规定引发了法国史学界的集体反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诺拉联合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等历史学者，于 2005 年发起“历史自由协会”（Liberté pour l’histoire），呼吁恢复历史研究的自主性，抵抗国家和少数群体的干预。

纪录片《浩劫》（1985）剧照。

诺拉起草的《为历史自由而呼吁》（Appel de la liberté pour l’histoire）获得上千名学者签名支持，他在文中强调，历史研究必须摆脱“受害者中心主义”的道德压力，不是为了否定伤痛，而是为了确保对历史的多面性保有开放讨论的可能。诺拉在宣言里指出，一系列记忆法的出台，限制了历史研究与教学的自由，违反了历史的 “非宗教、非道德、非现实附庸、非记忆、非法律对象” 的原则。

在这场广受关注的公共辩论中，诺拉并非否定“记忆的道德维度”，他所质疑的是国家法律试图以裁判者姿态终结历史讨论的姿态。诺拉的担忧在于，一旦国家将某种记忆“定格”为唯一记忆表达方式，学术研究便失去了质疑与重新诠释的自由空间。这不仅危及史学作为批判性学术的根本定位，也会让公共讨论退化为道德二元论。

这一公共立场，与诺拉长期以来的学术轨迹形成呼应。正是在他看来，“记忆之场”之所以构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为了膜拜记忆，而是为了拆解它、历史化它。而当国家、少数群体、立法机构乃至媒体试图“封存”某种记忆时，历史学家的责任正是提出异议。在这一点上，诺拉始终站在历史的自由一侧。

2001年6月7日，皮埃尔·诺拉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一象征性时刻不仅是法国历史学界的至高荣誉，也标志着国家文化体系正式将这位“记忆的策展人”纳入其认同建构的核心。诺拉长期致力于构建法国集体记忆的理论地图，此次入选恰如其名，是他与国家文化身份叙事深度交融的历史见证。

皮埃尔·诺拉。

记忆是一种责任

诺拉的工作，对中国并非遥远。他启发我们去反思：在剧烈变动的社会中，我们如何保存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经验？面对战争、灾难、创伤，我们如何以合适的语言记住？又如何避免记忆成为某种排他、歪曲的工具？在全球化、数字化、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时代，“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不能只靠血缘、语言或边界来回答，它越来越需要共同的记忆空间，哪怕它是碎片化的、对立的、不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诺拉不只是法国的“记忆史之父”，也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代际沟通、历史争议中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

在诺拉看来，历史不是一条通往真理的笔直道路，而是一面多孔的镜子，每个时代都会从中看到不同的自己。今天，面对全球记忆的竞争、纪念的泛滥与遗忘的加速，我们更需要像诺拉那样的学者。他们提醒我们：记忆从不天然，它是一种选择、一种构建，也是一种责任。

而我们也许应当问自己：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记忆之场”正在生成，又有哪些已经悄然消逝？

撰文/贺婧慧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