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为红一军团政委，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两人都是红军著名的将领。

毛泽东为湖南人，徐向前为山西人，作为湖南的省主席何键与山西的省主席阎锡山对待毛泽东和徐向前的家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这是否与湖南与山西的地域性格差异有关呢？陈冠任著《十大元帅的：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书对此有深刻的分析。

一、军阀性格与政治策略的差异

何键作为湖南军阀，极端反共。有着很强的报复心理，以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著称。1930年11月，他杀害杨开慧时，无视多方求情（包括章士钊等湘籍名流的求情），甚至宣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的这种极端行为，源于其对革命的恐惧与仇恨，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对其统治的直接威胁的不能释怀。

相比之下，作为“山西王”，阎锡山更注重实际利益，对共产党，他与何键不同，一贯采取“既防范又合作”的实用主义方法。甚至，在抗战期间，阎锡山能够与八路军在一定时间内“和平相处”，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而何键即使是在抗战时也做不到，如湖南的平江惨案以及彭德怀的兄弟被杀，都显示出湖南军阀们的残忍性格。

二、阎锡山的“乡土情谊”与人才拉拢

阎锡山老奸巨猾，统治山西，很有自己的一套。他深谙“五台帮”政治，其核心团队多为五台同乡（如赵戴文、杨爱源）。徐向前也是五台籍人，对于他在红军中表现出来的杰出军事天才，阎锡山曾对人感叹：“若徐向前为我所用，山西人可统治中国。”——为此，他不迫害徐向前家人，甚至保护徐家（蒋介石曾密令搜查徐向前家人，但阎锡山未执行），既是维护相邻的“乡土情面”，也为未来与徐向前可能的合作留下了余地。而何键与毛泽东无地域纽带，且湖南革命活动对其统治冲击更大，故手段更残暴。

三、地域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对比

何键对待毛泽东的家人和阎锡山对待徐向前家人的不同态度，多少也有一些两地地域文化的特点。

湖南民风以“刚正悍勇”著称，史载“劲悍决烈”“好讼喜斗”。何键的残暴与湖南历史上“无湘不成军”的尚武传统有关，但更因其个人投机性格（如反复投靠强势军阀）。这种环境下，镇压革命者家属，被他视为巩固统治的“理所当然”的手段。

但是，山西人有着很强烈的实用主义。山西人重视宗族与同乡关系，阎锡山的“五台帮”政治依赖乡土忠诚。徐向前与阎锡山同属五台县，两家仅隔数里，阎锡山曾对周恩来说：“我们分属不同阵营，但老乡情谊仍在。”这体现出阎锡山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乡情”。

山西人的这种地域道德约束力，使阎锡山避免触碰“同乡相残”的底线，因此没有去刻意迫害徐家人。

四、军事威慑与利益计算的权衡

徐向前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屡次击败国民党军，阎锡山评价：“我都打不过蒋介石，这小老乡却能屡次击败他的王牌部队。”在一定程度上说，徐向前的军事才能震慑了阎锡山，使得他不敢乱动。

因为，如果阎锡山不讲道义，不顾民心去迫害其家人的话，一则阎锡山将失去他本人一直标榜的“民心”，二则也可能招致地下党更激烈报复。而毛泽东率部远离长沙城，对何键未形成直接的威胁，所以何键更倾向于“斩草除根”。

此外，阎锡山还有一个“后路”心理。如解放战争后期，阎锡山预感败局，曾因为早年对徐家的宽容曾经对自己可能的流亡生涯对徐向前寻求庇护，被徐向前明确拒绝。何键杀人无数，罪不可赦，则无此长远考量，其统治更依赖暴力威慑，因此，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时，他不敢留在湖南，跑去了台湾。

那么如何看待阎锡山的“有限温情”与军阀本质呢？徐向前晚年的一句话比较准确：

“他有历史局限性，只想当‘山西王’，但未伤我家人，算守住底线。”

《十大元帅的：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作者、畅销书作家陈冠任说：“地域性格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体行为。湖南民风虽以‘悍勇’著称，但何键的残暴更多源于个人政治投机；山西人虽重乡情，但阎锡山对徐家的保护掺杂权谋算计。地域性格是宏观特征，不能直接推导个体选择。”

《十大元帅的：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书指出：“何键与阎锡山的差异，本质上是封建军阀的残暴性与实用主义权术的对比，而非单纯的地域性格差异。湖南人的‘刚烈’与山西人的‘乡情’在历史中各有体现，但军阀的个人选择更多受权力逻辑驱动。徐向前与毛泽东家人的不同遭遇，折射出中国革命进程中复杂的人性光谱，是历史背景、个人权谋、乡土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该书为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年度畅销书，曾经名列中国政治军事畅销书热卖榜第一名（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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