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年前的今天，因一个偶然的巧合，成为敦煌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这段文字所描述的，是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发现莫高窟藏经洞的经过。这间不足8平米的洞窟，在封存数百年后，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开启了一门全球显学“敦煌学”，也激荡出中国历经沉沦、憾恨而奋起、复兴的恢宏变奏。

（一）

据后世统计，藏经洞内，封存了4至11世纪初的文献、绢画、纸画、法器、各类文物5万余件。敦煌学大家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藏经洞内这批珍宝的历史价值之重，可见一斑。

然而，珍宝现世后的遭遇，可谓令人痛心。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先后前来，他们精挑细选、或买或骗，带走了藏经洞里最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精华。而那个发现藏经洞却又坐视瑰宝流失的王道士，由此背负骂名。

1908年，伯希和路过北京，将敦煌文书之事并不隐瞒地告诉京师图书馆馆长缪荃孙，后者只淡淡地记了一笔：“奇闻也”；次年，伯希和再度来京，携五十几件藏经洞文书，请罗振玉等中国学者观看，罗振玉感叹，这是“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面对学者们收集剩余文献的请愿，清学部拨款6000两，责成甘肃官府去办，可这些钱大多被敦煌官府截留，只给了王道士300两。随后几年，日本和俄国赶来的探险家以及重返敦煌的斯坦因，都没有空手而归。

敦煌文书的流散，到底应该归咎于谁？有学者认为，“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斋中的士大夫，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所以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二）

文载于物，神韵绵延。文物，是一个国家历史进程的见证，其命运同样折射着国运的兴衰。

在曾经风雨如晦、积贫积弱的年代，中国在坚船利炮下门户洞开、四分五裂，亿万民众如浮萍飘摇、命若草芥，文明与文物如何能免于蒙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今天，在全球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里存放着大约167万件中国文物，仅英国博物馆就有23000多件。而境外民间收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除了莫高窟藏经洞被搬空、圆明园珍宝被掠走，还有太多扎心的历史段落。比如，开凿于北朝东魏至隋唐时期的天龙山石窟，是中原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佛教石窟。20世纪初，日本建筑学家关野贞来华考察，寻访天龙山石窟遗址并回国发表报告。此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学者纷至沓来，一尊尊完好的菩萨像被盗凿、被切割，继而被粗暴拉出天龙山，最终落得身首异处。

《女史箴图》唐摹本、昭陵二骏、唐鸿胪井刻石……所列不过沧海一粟。每一件流失海外的珍宝，都凝聚着千年传承的智慧结晶，都是中华民族不应遗失的珍贵记忆。如果颠沛流离的文物会说话，那声声呼唤必定响彻云霄——“待我回家，带我回家。”

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的六骏，其中二骏为复制品。王保国摄

（三）

文物光华，惊艳世界，一念在兹，万山无阻。

“文物只有在原生地展示，才最有尊严。如果像孤魂野鬼一样流失海外，就没有尊严。”为了迎回流失国宝，从民间到政府，多年想方设法、积极行动。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物大致是通过5种渠道流落海外的：其一，正常的贸易或馈赠；其二，由移居国外的华侨带出；其三，战争劫掠；其四，非法发掘、偷盗，包括私自盗掘古墓、古遗址，盗凿石窟内雕像等；其五，以低价骗取。

凡属正常往来，不在追究之列。而后三者，则理当诉诸国际法律追索讨还，或从道义上提出有条件归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依法坚定追索流失文物，已经先后促成了300多批次、15万多件流失文物回国。

“1970年公约”及“1995年公约”分别对于国家或代表国家的机构、相关自然人（法人）的归还义务作出了规定，这是目前国际社会上追索流失海外文物应用范围最广泛、认可程度最高、影响力也最大的公约。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某些国家的沉默应对仍是巨大的现实阻碍。

今年5月的国际博物馆日，目前出土的唯一战国帛书——子弹库帛书第二、三卷，结束在美国79载羁旅，回归故土。这是我国就历史上流失文物启动主动追索的首个成功案例。每有国宝归家，舆论场上总会回荡起深沉的思绪，那是对文明瑰宝的痛惜，是历史伤痕的不堪回首，更是坚定向前的决心和意志。

（四）

文物是有生命的。

按照自然规律，所有石窟最终都将消失不见。但那些心怀热爱、肩负使命的人，努力传承着保护文化的责任，让莫高窟藏经洞为更多人所识。

在巴黎留学时被伯希和所编的《敦煌石窟图录》深深震撼的常书鸿，成为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开启了机构性保护莫高窟的道路。此后，遗留的彩塑和壁画再没有遭受大量偷盗。

在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沙漠之城，生活条件之艰苦可以想见，但莫高窟的壁画穿越了历史的美，以一种纯粹的方式感染和支撑着每一代研究人员。现场考察、研究技术、修复壁画，日复一日，帮助文物恢复往昔光彩。20世纪，敦煌研究院历经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任院长，更预见性地为敦煌培养了一批人才，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坚力量。

有人引领，有人接班。有人老去，有人年轻。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已发展到200余人，他们守护着现存的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余尊彩塑，以文字、测绘图和照片三种方式为洞窟做“二十四史”，读透洞窟的每个细节；以新技术开凿 “数字藏经洞”，打造出沉浸式场景，让每一块斑驳，每一处刮痕都无比清晰，让历史的印迹得以永存。

（五）

从无奈痛失，到精心守护，莫高窟藏经洞的遭遇，正是中华大地上一众文物的缩影。

泱泱中华，博大精深。59项世界遗产、76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将它们保护好利用好，是当代中国人的重要一课。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4亿人次。“网红”博物馆、“网红”文物频频涌现，文博场馆“地标效应”凸显，“为一馆赴一城”成为旅游新风尚……“文博热”的本质，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历史向往与文化热爱。越来越多人走进博物馆，就是回到历史“现场”，见证着文化自信的悄然复兴。

从文物，见国运。国力衰微之时，历史珍宝惨遭劫难；今天，我们迎回失散的珍宝，珍视祖先的馈赠，也用全新的方式讲述东方故事。一晃百余年，在文物的生命中或许只是一瞬，但这般历史性的转变，其意义已足够深远。

运脉牵连，兴者襄见。文物珍宝和当代中国的我们，还将共同见证更坚定的热爱与守护，更灿烂的发展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