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过了麻崖梁，路就贴着山腰往下盘了。车里闷得很，邻座一个大娘抱着竹筐，筐里装了半筐花椒，麻香味一阵一阵往鼻子里钻。她看我在闻，咧嘴笑了：“香吧？给你抓一把。”她当真抓了一把递过来，我接了，满手的红粒子，凑近一闻，那味道又冲又暖和，像是刚晒过的太阳。

“这是我们武都人的命根子，”大娘把花椒收回去，重新盖好布，“我儿子在苏州，我每年给他寄两回。他说那边的花椒没味，不对头。”她顿了顿，“其实哪是花椒不对头，是人在外头，嘴巴想家了。”

我听着她说话，眼睛望着窗外。武都要到了，江边的房子从树缝里冒出来，青瓦白墙，跟北边不一样。白龙江在城边上哗啦哗啦地淌着，隔着窗户都听得见。这就是陇南了，九个县区各在各的山窝子里，各有各的脾性。

武都：花椒树下，白龙江畔

清早的武都，江边已经有人了。天刚麻麻亮，白龙江上浮着一层薄雾，贴着水面慢慢地走。岸边的石头是湿的，夜里落了露水，踩上去滑滋滋的。

我在小吃巷找了个摊子坐下。摊主是个大娘，六十出头，蓝布围裙，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她瞅我一眼：“外路人吧？给你舀碗豆花尝尝。”豆花是她自己点的，嫩得打颤，浇上一勺热乎黏稠的汤汁，鲜香麻辣，十分过瘾。

大娘手快，嘴也没闲着：“你运气好，新花椒刚下来，味道正好呢。”“我们武都人离了花椒活不成。炒洋芋丝要放，炖腊肉要放，做汤面也要放。”她还说：“我儿媳妇在西安，什么都好，就是吃不惯那边的饭，没花椒味。我隔几个月给她寄一包，她说炒菜放一点，才能咽下去。”说得平平淡淡的，像是在说今儿的天气。

吃完饭搭了个顺路车往张坝走。开车的是个中年汉子，姓刘，黑红脸膛，一笑一口白牙。听说我要去张坝看老村子，他来了劲：“那地方好！我小时候就在那沟里耍大的。”

车在盘山路上绕。路修得好，但弯急坡陡。刘师傅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比划着：“这山里头，早些年走的是骡马道。我爷爷赶集，半夜三点起来，走三个小时到镇上，卖完山货再走三个小时回来。那时候人的脚底板是‘铁’的。人这一辈子，就是要把路走出来。”

张坝到了。进村的路是鹅卵石铺的，圆滚滚的石头嵌在泥地里，踩上去硌脚。路边一条溪水，清凌凌的，水底的沙子粒粒分明。溪边一棵大核桃树，结满青果子。树下坐着个老汉，旱烟杆叼在嘴里，烟锅里的火一明一灭。

我上前搭话，他眯着眼看我：“哪搭来的？”我说兰州。他点点头：“远路。坐下缓一缓。”

老汉姓张，七十三了。他说张坝这村子五六百年历史了，祖上是湖广填四川那会儿从麻城迁来的。“老祖宗挑着担子一路往西走，走到这儿走不动了，看山好水好，就不走了。人这一辈子，走着走着就停了，停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他拿烟杆指了指周围，“这些房子全是土夯的墙、松木的梁、青瓦的顶。盖的时候全村人帮忙，今天你家夯墙，明天他家上梁。盖好了儿子娶媳妇，孙子接着住。树有根，房也有根，人在根就在。”

我顺石板路往村里走。路两边的房子大都空了，门板上了锁，锁锈得发绿。有的屋顶长了草，风一吹就摆。我推开一扇虚掩的木门，里头是个方方正正的院子。墙角堆着农具，锄头、犁头、风车、磨盘，都蒙了一层灰。堂屋门开着，神龛里“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还在，香炉里几根残香烧到了头。院子里一棵老槐树上挂着蜂箱，蜜蜂进进出出，它们不管主人在不在，照样过日子。

隔壁院子里有人声，我循声过去。一个老婆婆坐在门口择豆角，豆角是刚从藤上摘的，还带着露水。她看见我，抬头笑了笑：“来看房子的？来，坐下说说话。”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我姓王，七十九了。我儿子在兰州，让我去我不去。我在这村里住了七十九年，哪块石头高哪块石头低，我闭着眼都知道。人走了，根就断了。”她择好一把豆角放进篮子里，“这村子原来三百多口人，现在剩下十几个。年轻人往外走，可根还扎在这儿，总有一天要回来的。”

她留我吃饭。点火烧水，从缸里舀出浆水，炒香，做成汤水，再另煮面条，面是手擀的，切得细细的。捞出来浇上浆水汤，撒了葱花，滴了两滴花椒油。浆水酸得清清爽爽，面条筋道，花椒油的麻从舌尖慢慢化开。她坐在灶台边的小凳上看着我吃，嘴角带着笑。“好吃。”我说。她点点头：“好吃就多吃点。出门在外，吃饱了不想家。”

我走的时候她送到门口。走出老远回头，她还站在那儿，一只手扶着门框，一只手慢慢摆着。青灰的石墙，暗红的木门，穿着蓝布褂子的老婆婆站在门口，身后的村子安安静静的，风从核桃树梢上吹过去。

进鱼龙村，听见锣鼓响。循声过去，土台子上正唱戏。台子简陋，四根柱子撑个棚顶，挂一块红布当幕布。唱戏的人穿平常衣裳，脸上抹了胭脂，可唱得卖力，嗓子吼得老高。台底下坐了一圈人，都仰着脸看。

旁边一个年轻人指了指台上一个白胡子老汉：“高山戏，我们武都才有的戏。唱《下河东》呢，吼了一辈子了。”那老汉果然在吼，声音沙哑又高亢，像被山风刮过的一截老木头，干裂却有骨力。词听不完整，断断续续：“赵匡胤来下了马，手提金枪战河东……”调子往上冲，冲到顶了再滑下来。台下的老汉们跟着哼，有的用手打拍子，嘴角带着笑。

散场后我找那老汉说话。他姓王，七十二了。他说他唱了五十多年：“戏文是古人唱古人的事，可唱的人流的是今人的泪。调子传下来，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人的命短，调子命长。”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现在年轻人不爱听了，可我还在唱。我不唱这些戏文就断了。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断在我手上，我对不起人。”

文县：石板房里的灯

从武都往西南走就是文县。山更高了，谷更深了。白水江从山上冲下来翻滚着，轰隆隆的。

巴巴沟在玉垒乡的大山深处，车进不去，得走路。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快一个钟头，拐过一个弯，眼前忽然就亮了——整个村子铺在一面山坡上，全是青灰色的石板房顶，一片一片叠着，像鱼的鳞。村口立了块木牌，“中国传统村落巴巴沟”，牌子是新立的，村子是老的。

一个老汉坐在村口的石头上编背篓，竹篾在他手里上下翻飞。我蹲在旁边看，他也没抬头：“看房子的吧？去吧，转完了回来坐。”

我顺着石板路往高处走。房子全是河滩里的卵石垒的，不用水泥，一块一块塞进去，填些泥巴，结实得很。房顶的青石板大的有桌面那么大，小的有脸盆大小，干铺着，严丝合缝。我摸了摸墙上的石头，糙糙的、凉凉的，每一块都被太阳晒过、被雨水浇过，还是老样子。村里的路是石头砌的，一级一级，长着青苔，滑溜溜的。走了半天没碰到人，只有一只花猫蹲在墙头上甩尾巴。我走到最高处往下看，石板屋顶层层叠叠铺开，像凝固的波浪。有几家房顶冒了炊烟，细细的白烟笔直地升上去，半空被山风吹散。炊烟底下有人，有日子。

回到村口，编背篓的老汉还在。他姓李，七十整了。他说这背篓是给隔壁村人编的，“走了半个钟头来定的，要给孙子背柴火。日子再难，柴火总得有人背。”他编完最后一根竹篾，用力按了按。“你今晚没处去就住我家。”我说好。

他家在半山腰，三间石板房，院子不大但干净。一棵石榴树结了红红的果子，坠在枝头。他老伴儿听见动静出来，是个瘦瘦的老太太，牙掉了两颗，一笑就露出牙床。“来客了？”她问。“嗯，远路的，住一宿。”李老汉搬了两个小板凳放石榴树下，我们坐下。太阳正从山背后往下落，天边的云烧成了红色，又把石榴树染成了红色。他点了锅旱烟，吸了一口：“我这房子是我爷爷手上盖的，二十出头带着我奶奶从山下搬上来，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垒了三年。人一辈子能垒几座房？垒一座就是一生。”他指了指东墙，“那堵墙是我爹补的，那年下大雨塌了一角，我和我哥用了一个月重新垒起来。”

“你哥呢？”我问。

“走了十年了。”他吐了口烟，“这房子里住过多少人——我爷爷、我奶奶、我爹、我娘、我、我老婆、我哥、我嫂子、我侄子，算下来十几个了，现在这屋里还剩两个。人就像这石板房的瓦，一片压着一片，老的朽了，新的接着盖。”

晚饭是苞谷面馓饭，一碟酸菜，一碗腊肉炒蕨菜。李老汉从柜子里摸出一瓶包谷酒：“自家酿的。”酒倒进碗里浅黄色，入口微甜，后头才有一点辣。他跟我碰了一下：“喝一碗，晚上睡得香。”他老伴儿坐在灶台边的小凳上吃，不怎么说话。蛐蛐叫，远处有狗叫。李老汉放下碗忽然说：“你听，听见没？”我侧耳：“什么？”“风过石板缝的声音。”他指了指房顶，“石板缝里有风钻进来，呜呜的，像人哭。我小时候怕这个，我奶奶说别怕，那是老祖宗在说话。后来听惯了，不听反而睡不着。”

夜里我睡在东屋。粗布被子，有太阳晒过的味道。窗外一片漆黑，只听见风过石板缝的呜呜声，时高时低。我翻了个身，那声音也跟着翻了个身。我想起李老汉那句话——“老祖宗在说话。”

第二天清早醒来，李老汉已经在劈柴了。他老伴儿在灶上烧水，烟囱冒出一缕青烟。石榴树上的露珠在晨光里亮晶晶的。我走的时候他送到村口，背篓编好了放在路边等人家来取。“你走好。”他说。我走了几步回头，他还站在那儿，像一棵种在石头缝里的老树，风来了摇一摇，风过了又站直。

康县：阳坝的茶，何家庄的笑

康县在文县的东北面。山缓了，水长了，空气湿漉漉的。进了阳坝，满山满谷的茶树和竹林，风一吹哗哗响，那股青草和泥土混在一起的清新味道钻进车窗。

阳坝街上满是茶铺。我在一家门口站住，里面一个年轻女人正在弯腰炒茶。双手在滚烫的铁锅里翻飞，茶叶滋滋的响。她见我站了半天，说：“进来坐，喝一碗今年的新茶。”

铺子素净，几张木桌木椅，墙角一排青花瓷茶罐。她给我泡了一碗，热水冲下去，茶叶打转舒展开来，一片一片竖着。茶汤淡绿，清亮亮的。我抿了一口——先苦后甘，后味是股幽幽的清香。“尝出兰花香没？”她问我。我仔细品了品：“好像是有一点。”她笑了：“阳坝的茶就有这股兰花香，别处没有。茶有茶的脾气，换一座山就不是这个味了。”

她姓唐，我叫她唐姐。茶铺开了快十年，茶叶是她娘家产的。“清明前后最忙，采茶炒茶连轴转。过了五月就闲了，天天坐店里喝茶看山。日子就像茶，急不得，急了就发苦，慢了才回甘。”她又给我续了一碗。

唐姐说她以前在成都打工，端了两年盘子。“后来我爸病了，我回来照顾他。病好了我就不想走了，在街上开了这个铺子。外头的日子好是好，可心里空。在家里守着老人守着山，钱挣不多，心却不空。”她指了指柜台上一个相框，里面一张老照片，一个中年男人抱着女娃娃站在茶园里笑。“那是我爸，我三岁就跟着他上山采茶了。他跟我说，茶树有灵性，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人也是一样，你待土地真心，土地就给你活路。”

下午我去了何家庄。这个村从前叫“小破沟”，如今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了。村口柏油路平平展展，路两边种着花，白墙青瓦的房子一排一排整整齐齐。我在村里遇见一个姓伍的大爷，六十一了，站在新盖的小二楼前面。两栋并排着，白墙红瓦，亮亮堂堂。“左边那栋给大儿子，右边给小儿子。”他说着，脸上的笑收都收不住。

他领我进屋看了看。屋子亮堂堂的，沙发电视冰箱齐全。墙上挂着全家福，他和他老伴儿坐中间，儿子媳妇站后面，孙子孙女蹲前面。“以前全家七口人挤五间土房，下雨就漏。现在好了，新房子修了，自来水通了，做饭用煤气，冬天有电暖器。日子就像翻山，翻过一道梁，前面就是平川。”他老伴儿从厨房端出两碗茶，粗瓷碗，大叶子，可解渴。

傍晚村口的小广场上，几个大姐跳起了广场舞。旁边几个老汉坐着看，一个还跟着哼调子。娃娃们追着跑，笑声尖尖的，传出去老远。天边的云红彤彤的，照在白墙上，把墙也染成了暖红色。

成县：西狭的碑，杜甫的柏

成县有了开阔的川地，麦子收了种玉米，田里绿油油的。老话说“成县是陇右粮仓”，养人的地方。

天不亮我就去了西狭。鱼窍峡里只有溪水哗啦哗啦响。石壁陡立，红褐色的岩石上渗了水渍，长了青苔。走了二十分钟，看到一块打磨过的石壁，方方正正刻满了字。西狭颂，东汉建宁年间刻的，记武都太守李翕修路的事。那会儿这条路是官道，山高路险栈道残破，商旅叫苦。李翕带人凿山开路，把栈道修通了。百姓念他的好，刻了这块碑。

一千八百年了，字还清清楚楚。隶书，方方正正，每一笔都有劲道。我站在碑前看了很久。那些字被风雨洗了一千八百年，还是稳稳地刻在石头上。刻字的人早没了，可他刻字的时候指节用力、手腕转动——那些力道早被凝在了石头的纹路里。人这一辈子，能给后人留下什么？留下几行字，留下一条路，就够活几百年了。

一个老师在给几个学生讲碑的历史：“这碑不只是书法，它让我们看到了一千八百年前陇南人的样子——修路、通车、商贸往来，活得生机勃勃。”学生掏出本子记着，笔尖沙沙响。

从西狭出来去了杜公祠。杜甫逃难到同谷住了些日子，穷得叮当响，上山拾橡子充饥。祠里的柏树粗得两人合抱不住，牌子上写着“千年古柏”，传说是杜甫亲手栽种。是真是假没人知道，可这树确实老了，树皮裂成了鳞片，风一吹散发一股清凉的香气，淡淡的，像藏了很多年的墨。

祠里人不多，我在杜甫塑像前站了一会儿。塑像清瘦，眉头微蹙。可我觉得他苦的是身子，心不苦。苦的人写不出“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他在同谷照样写诗，写完还要仔细推敲，“新诗改罢自长吟”，吟着吟着就忘了饥寒。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在，苦日子也能熬出甜味来。

一个道士在扫院子，扫帚刷过青石板。我跟他聊了几句，他说在这祠里住了二十多年：“每天扫扫地上上香，日子清净。这柏树能从唐朝活到今天，就因为它扎得深。人也是一样，扎在家乡的土里，扎在自己做的事情里，才能活得久。”他扫完地坐在廊下喝茶，那动作不紧不慢，跟这老祠一个调子。

徽县：青泥岭上，田河村下

徽县有青泥岭，李白“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写的就是这儿。我搭了本地人的车，司机姓石，四十来岁。那些弯拐得车身直晃，他转方向盘跟跳舞一样。我抓扶手不敢松，他悠闲地点了根烟：“头一回来吧？坐稳了，前面更险。”一个急弯，车身贴着悬崖边转，我往窗外一看，底下深沟一条小河细得像根白线。

到岭上他停车让我下来看。山路像一条灰蛇在山间盘来盘去，时隐时现。山谷里翻着云雾，只露对面山的尖顶。“古时候商队从四川运盐和茶叶过来，翻过青泥岭往北到长安，走十天半月。我爷爷那辈还走骡马道，现在修了公路，四十分钟翻过去。”他吐了口烟，“可我还是觉得老路有味道。路是前人踩出来的，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走的人少了路就荒了。人跟路一样，不走就没了。”

岭上有个青泥村，十几户人家。一个姓周的老汉在村口晒太阳，他爷爷那辈赶骡子：“从陕西运布到四川卖，再从四川运盐回来，一趟个把月。那时候路上骡队一队接一队，铃铛响得几里外都听得见。现在清静了，清静得让人不习惯。热闹有热闹的好，清静有清静的好，人嘛，啥日子都得过。”

从青泥岭下来去了嘉陵镇田河村。这个村子出名在153棵千年以上的古银杏树。我去时叶子正黄着，满村金灿灿的。风一吹，叶子哗哗往下落，铺得路上厚厚一层，踩上去软软的。

一个姓刘的老汉坐在自家门口，面前小桌上摆着蜂蜜和银杏果。“尝尝，自家产的。”我买了一小瓶蜂蜜，打开盖子闻了闻，有股花香。“这树都是老祖宗栽的，一千多年了。人活不过树，可树替人活着。我爷爷的爷爷就在这树下长大，我孙子现在也在这树下跑。”他指了指村子四周，“原来穷得叮当响，这几年搞旅游，好些人开了农家乐，年

轻人也不出去打工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可树还是那些树，根没动。”

两当：号子吼出来的劲头

两当的云屏三峡山高谷深。皮良村的杨老汉领我去看他们唱号子。活动室里几个老人站着，年纪都不小了。杨老汉深吸一口气，张口就来。调子高得不得了，像是从嗓子眼直冲山顶，到了最高处打个转再滑下来。词断断续续：“太阳出来——照半山——吆——抬木头嘞——嗨——哟——”他一开口，其他人就应和上，声音汇在一起回荡。那声音里有种力量，像压了多少年的弹簧一下子弹开。

杨老汉唱完喘了口气，抹了把汗：“抬木头的号子。以前七八个人抬一根木头下山，喊起号子步调就齐了，力气往一处使。一个人喊不起号子，喊号子就得有人应。人活着也一样，得有人搭把手，日子才过得下去。”他顿了顿，“现在不抬木头了，可号子不能丢。唱的时候浑身都是劲，唱完了心里畅快。”

他留我吃饭。他婆娘做了洋芋搅团，洋芋蒸熟捣泥搓圆子下酸菜汤里，煮得软乎乎的。他给我倒了杯包谷酒：“明天唱大戏，还有号子。”我说赶路，他有点失望：“那下次来住几天。”

晚上他让我住他家。老房子木梁土墙，灯泡黄黄的亮着。外面雨打在瓦上沙沙响。杨老汉的鼾声从隔壁传来，一高一低，像在唱另一种号子。我想着白天那几声号子——那么高那么亮，喊出来心里就痛快了。人的力气有时候不是攒出来的，是喊出来的。

两当还有太阳寺。1932年两当兵变发生在这里。纪念馆的院子里柏树被风吹得沙沙响。九十年前的热血远了，可院子还在，柏树还在。

西和：仇池山上，乞巧歌里

仇池山四面悬崖，只有一条小路上去。爬到山顶出了一身汗，平地上一块碑写着“伏羲崖”。旁边小庙供着伏羲像，香炉里香烧得满满的，几个老人在磕头。看庙的老人端了一碗水出来：“喝一口，甜得很。”我接过来喝了，果然清冽冽地甜。他在庙里守了三十年：“每天上上香扫扫地，有远路的人来了讲讲故事。这山有灵，你来它就给你一口甜水。”

下山时天快黑了。半山腰回头，仇池山在暮色里像蹲着的巨兽。月亮升起来，又大又圆挂在山顶，照着山路照着松林。这月亮从伏羲那会儿就在这儿挂着，见过氐人的旌旗也见过今天的我，什么都没说就这么亮着。山不会说话，可它在那立着，啥都看见了。

到西和县城正赶上乞巧节。街上拉着彩旗，姑娘们在院子里做巧食，炸麻花蒸花馍，巧手的能捏出牡丹捏出凤凰。一个叫小芳的姑娘说：“我在外头打工，再忙也要请假回来过乞巧。这是我们姑娘家的节，一年就这一回。”她手里捏着一朵面花，花瓣一片一片跟真的一样，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光。

礼县：黄土厚，苹果甜

礼县的苹果熟了。满山苹果园，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空气都是甜的。

大堡子山满山黄土，考古发掘后的回填土堆成土包，山崖上能看见一层一层的夯土。两千多年前秦人就在这儿，养马种地打仗，从这里一步一步走到咸阳去。起点就在这座普普通通的黄土山上。一个放羊的老汉坐在山坡上，羊在坡上吃草。他说放了四十多年羊了：“地底下埋着秦人的坟，上头长着草养着羊。人在地下，羊在地上，各过各的。”他指了指远处，“那些考古的年年都来，挖出好多青铜玉器，在地下埋了两千多年，挖出来还那么亮。人没了，东西还在，替人活着。”

在礼县我住在果农老赵家。他带我去果园，顺手摘一个苹果用袖子擦擦递给我。咬一口，汁水顺着嘴角淌下来，脆甜多汁。“礼县黄土厚、光照足，苹果含糖量高。”他指了指这片果园，“秦人在这养马，现在种苹果，还是这片地，养人。地不欺人，你好好待它，它就把最好的长给你。”

老赵说以前路不好，苹果运不出去烂在树上。现在修了路通了网，网上就能卖。“去年我家苹果卖到了广东。日子好了，儿子也不出去打工了，在家帮我打理果园。”他说着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走的时候他硬塞了一袋苹果给我：“路上吃，自家种的。树上的东西，人吃了不亏。”

宕昌：药材香，日子长

宕昌满街药香味。当归党参黄芪一堆一堆码在铺子门口。一个姓刘的药材商抓起一把当归让我闻，那香味浓得呛鼻子，带着泥土和太阳晒过的气息。“宕昌这地方种药材最好，特别是当归。当归当归，人当归家，这名字就有讲究。”他说，“我们宕昌人靠药材活了几辈子了，这东西是命根子。”

红军长征哈达铺纪念馆里，讲解员讲着1935年红军的故事。从纪念馆出来，街上一个卖油饼的大娘招呼我：“吃一个，刚出锅的。”油饼金黄酥脆咬一口掉渣。“我婆婆的婆婆那会儿给红军做过油饼，那时候红军多啊，一队一队过，家家烧水做饭，跟过年似的。”她说着笑起来，皱纹堆在一起像开了花。

尾声：根在土里，甜在心里

走完九个县区，我回到武都等车。还有半天时间，哪儿都没去，就坐在白龙江边。

太阳暖融融的，晒得人犯懒。江边人不少。一个老汉牵着孙子散步，孙子举着糖葫芦舔一口走两步。两个大姐坐长椅上聊天，一个放着手机视频，另一个伸头过去看：“这舞好，晚上咱们也学学。”一个穿校服的男孩蹲在江边写作业，偶尔抬头看一眼江水。

我旁边来了个中年人，看着像本地人，可普通话挺标准。他主动搭话：“外地来的？”我说是。“走了一圈感觉咋样？”我说好。他点点头：“我在外边上班，这次请假回来看看父母。”他掏出手机给我看照片，“门口那棵核桃树，结了满树核桃。我姑在西安看到了，说想家。人走多远，根还在家里。”

他说着收起手机：“在外面待久了，每次回来都觉得家里变了不少——路好了，房子新了，路灯也亮了。可有些东西没变——你闻闻这风里，还是那股花椒味。我从小闻到大，一回来光是这味道就觉得踏实。”

我使劲吸了口气。风里有江水的潮，有远处花椒林的麻香，有太阳晒过石头的暖烘烘的气味。这味道说不清楚，可你知道它就是陇南的味儿。人这一辈子，走过的地方再多，能记住的也不过是几口吃食、几缕味道、几个站在门口目送你的人。

我想起这一路遇见的人——下了一碗浆水面的王婆婆，编背篼的李老汉，说茶要慢慢品的唐姐，建了新房子的伍大爷，吼号子时脖子上青筋暴起的杨老汉，说当归当归人当归家的刘老板——他们都在过自己的日子，踏踏实实的。从前穷，苦着过；现在好了，笑着过。路修到了村口，水接进了院子，网通了，快递到了。娃娃有学上，老人有医保，年轻人出去闯的闯，回来干的干。田里庄稼一年比一年好，山上果树一年比一年繁。可根子里的东西没丢——花椒树还在，石板房还在，高山戏还在，号子还在。浆水还是酸的，搅团还是软的，包谷酒还是甜的。变了的和没变的搅在一起，就是陇南人现在的日子——有根，有盼头，有劲头。根在土里，甜在心里，日子就在脚下。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找一碗热饭、一屋暖灯、一个等你回家的人，陇南人找到了。

车来了。我站起来拍拍裤腿，拎包上车。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花椒味、江水的潮气，还有黄昏才有的暖融融的味道。我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往外看——蜿蜒的白龙江，泛着绿意的大山，在一点一点往后移，可我晓得，它们移不到后头去，已经装在我心里了。

文/郭永辉

来源：陇南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