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一个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国家，总面积大约100万平方公里，这片土地既有非洲东北部的广袤沙漠，也在西奈半岛延伸出一块属于亚洲的飞地。地理上的分界线让这个国家天然带着一种跨界的气质，既连接大陆，又守着两片世界的交汇点。

从自然环境来看，埃及北部面向地中海，东部则紧邻红海，漫长的海岸线足足有2900公里。海风与沙漠在这里交织，北部沿海地区受地中海气候影响，温和而略带湿润，而一旦深入内陆，气候便迅速转为干燥炽热的热带沙漠气候，荒凉与生机的边界在这里显得格外清晰。

埃及全境整体干旱少雨，水资源极度稀缺。首都开罗的年均降水量仅有18毫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是在相对湿润的北部城市亚历山大，年均降水量也只有200毫米左右。在这样一个水资源紧张的国度里，却生活着约1.04亿人口，人均水资源占有量长期处于极低水平，水的珍贵程度几乎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埃及的工农业用水几乎完全依赖尼罗河，这条孕育文明的河流也决定了国家人口的分布格局。绝大多数居民集中在尼罗河沿岸以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形成一条狭长而密集的绿色走廊。为了保障水资源安全与调控洪水风险，埃及在1960年启动了阿斯旺大坝的建设工程，并于1971年实现蓄水，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人工湖。这一工程虽然极大改善了水利条件，但也不可避免地淹没了尼罗河沿岸的部分土地，甚至影响到了邻国苏丹的一部分区域，这背后牵涉到复杂的地理与政治原因。

阿斯旺大坝位于埃及境内尼罗河干流上，距离首都开罗大约800公里。在它之前，这里曾有一座英国殖民时期修建的旧坝。该坝于1898年开工、1902年建成，属于中型重力坝，但由于坝体较矮、调蓄能力有限，后来在1907年至1912年以及1929年至1933年间两次被加高。然而，即便不断加固，这座旧坝仍然难以应对尼罗河上游的巨大洪水压力。1946年，上游降雨异常充沛，河水暴涨甚至一度漫过坝体，造成周边地区严重损失。这些现实问题逐渐让埃及人产生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设想——修建一座真正能够掌控尼罗河水量的新大坝。

1952年纳赛尔上台后，这一设想被正式提上国家议程，新阿斯旺大坝选址在旧坝上游6.4公里处。由于工程规模巨大、技术标准极高，建设不仅难度空前，资金需求也极为庞大。美国曾一度承诺提供贷款支持，但随着埃及外交政策逐渐向苏联靠拢，这一援助计划被撤回。资金缺口迫使纳赛尔将目光转向更具战略意义的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本土与西奈半岛之间，是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重要航道，也是沟通印度洋与大西洋的重要海运通道，战略价值极其突出。自开通以来，这条运河长期被英法势力控制。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在运河区建立军事基地，加强实际控制；1936年又通过条约进一步确认了其驻军权。直到1952年纳赛尔上台后，英国才被迫撤军，但仍在经济层面掌握运河经营权。 1956年，埃及决定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以筹集建设阿斯旺大坝的资金，这一举动直接引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同年10月29日，英国、法国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虽然埃及在战争初期处于劣势，但国际局势迅速发生变化。美苏两大国出于各自战略考虑施压干预，最终迫使英法以撤军收场，埃及也因此重新掌握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随着运河收入的恢复，加上苏联在技术与工程方面提供援助，阿斯旺大坝项目得以继续推进。 埃及与苏丹之间的领土关系同样复杂而微妙。两国边界大体呈直线，这种划分方式与历史上苏丹曾长期处于埃及统治之下密切相关。1820年，埃及在奥斯曼帝国体系下由阿里家族掌权并逐渐壮大，向南扩张并控制了苏丹地区。1882年英国控制埃及后，又在1899年通过《英埃共管苏丹协议》实际掌握了苏丹的管理权，使这一地区的归属更加复杂化。 在划定埃及与苏丹边界时，英国以北纬22度线作为主要分界，但由于尼罗河沿岸人口分布特殊，部分苏丹村落位于该线以北，因此边界在实际操作中被人为向北延伸，形成了一个突出于埃及境内的区域，这一地区被称为瓦迪哈勒法尖角。这里人口虽不多，却成为后来地缘变化中的关键节点。 在阿斯旺大坝蓄水前，瓦迪哈勒法尖角一带约有50个苏丹村落。随着蓄水工程启动，这些村落居民提前完成搬迁，苏丹方面在北纬22度线以南的尼罗河沿岸为他们重新安置。尽管涉及跨境影响，但由于埃及与苏丹在尼罗河水资源利用上长期保持合作关系，双方随后也通过协商达成多项协议，例如1959年签订的《全面利用尼罗河水协议》，以协调共同利益。 1971年，阿斯旺大坝正式完工并投入使用，但纳赛尔本人已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当年，萨达特主持了大坝揭幕仪式，并将蓄水形成的巨大人工湖命名为纳赛尔湖，以纪念这位推动工程的领导者。这座湖泊全长约550公里，最宽处约35公里，总面积约5250平方公里，其中约83%位于埃及境内，其余17%则延伸至苏丹境内，成为两国共享却又意义深远的水利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