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著名敦煌学家荣新江先生这本绸面精装的大书《满世界寻找敦煌》，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工笔画大家潘絜兹先生那本巴掌大的小书《敦煌的故事》，1955年的老书，封面是其彩墨名画《石窟艺术的创造者》暗纹版。原画上敦煌一群布衣画工站在脚手架和地上，面壁作画，几个服饰华丽的达官贵妇，正看着画工们画得怎么样？

现在轮到荣先生出场，与也曾到敦煌“文化苦旅”的余秋雨相比，其书虽也文化，但不自作苦旅，而是学术才华和纸山寻宝的幸福感一起横溢；他铭记老辈学者陈垣、陈寅恪“敦煌乃吾国学术伤心史”之叹，从1984年24岁那年跑到2023年63岁，近40年，跑遍欧美日俄诸地，尽可能把断枝散叶的敦煌残卷片纸，都找到起，拍回家。

我其实是把这本书当成一部武侠小说或西部片来看的，一个书呆子少侠，北大历史系本硕连读，天津新港出生，漂洋过海，单枪匹马，纵横欧美东洋，追缉斯坦因（英国考古学家）、伯希和（法国汉学家），还有八国联军尉官们盗走的敦煌卷子。

这本书也是一个学术青年的成长之旅。1988年作者在北大读研究生，还没资格看敦煌原卷，但过了33年后的2021年，继陈寅恪和夏鼐先生之后，他当选英国学术院的通讯院士，带着博士后弟子到敦煌去对校莫高窟榜题文字和古代抄本《瑞像记》有无异同，他的北大学姐——“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院长可以把所有的窟都给他们打开。

在欧洲的学术旅行，所有的门也为他打开。英国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北大留学的法国人，也是北大学姐，对他很是关照，无论他复印的文献还是购买的书刊，攒够一麻袋，就扔进邮件筐，皇家邮资总付，寄往北大。

在英国国家博物馆，荣先生从当年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瑞像图和文殊普贤像中，发现了一些画工秘术：绢本佛像的线条上打着密密麻麻的孔眼，是壁画的样子或模板。画工画画之前，就将其贴于墙上，敷以白粉，粉透孔眼，印于墙面，连孔成线，佛像的线稿就有了，证明了被誉为“巧夺天工”的敦煌壁画，也有民间匠师类型美术的底子。

不过，这只是顺带的收获，荣先生的主业是抄卷、填字、拼缝，像身怀绝技的“缝合怪”，在青灯黄卷之间伏案密密缝，意恐一字错。直到1994年，英国国家图书馆发起国际敦煌项目（IDP），世界各国所藏文献才开始以全彩高清格式上传，令全球共享，此前黑白胶卷上油污水渍处难以辨读的“黑疙瘩”没有了，但“拼缝”还是只有翻到原卷手上过，才能解决问题。

这种拼图游戏堪称跨国行为艺术，有一卷《吐蕃论董勃藏重修伽蓝功德记》，上半截在圣彼得堡，下半截在巴黎，荣先生受同代学者之托，去巴黎看卷时，将上下边缘完全拼合，得以校录全文。这些上下左右、东拉西扯的撕裂，再现了当年西方探险队盗抢中国古卷时的兵荒马乱和不堪吃相；现在中国学者如此天衣无缝的拼接，为以后的文物回家提供了铁证和路径。

在全世界非常小众的敦煌学界，是一个伟大的学术共同体，各国学者时而相忘于江湖，时而相濡以沫，刀光剑影，恩怨交加。敦煌学史起源于1900年王圆箓即著名的王道士首开莫高窟16窟藏经洞，七八年后英伦斯坦因、法籍伯希和先后进洞。国内现存劫余1.8万件，加上世界各国收藏，共7万余件，有70%在海外。

这是敦煌学的物质基本盘，荣新江半生访卷问卷的学术生涯，都是在和各路大神盘道。东西方的敦煌探险家和学者，针对藏经洞的“发现权”，有一个遗憾链，作者对此也有一大遗憾，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王道士1900年发现藏经洞两年后任甘肃学政六年，巡督甘肃各地文教事业，地方官员奉送藏经洞流出的唐宋写经和绢画，其《缘督庐日记》中均有记载，这是敦煌学史对藏经洞的最早记录。

叶昌炽卸任两年后，1908年，29岁的伯希和在乌鲁木齐偶然看到一个敦煌卷子，惊为天书，直奔敦煌，但叶昌炽此前的巡行范围，就没出嘉峪关。要是他去了敦煌，就不会错过藏经洞，就没有伯希和什么事，后来荣新江也不会满世界找敦煌了。

列宁格勒“俄藏敦煌文献”是与伦敦斯坦因、巴黎伯希和鼎足三立的海外敦煌文献宝库，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者郑振铎先生去看过，回国时飞机失事遇难，其后东西方学者对俄藏敦煌文献就难以一见真容了。

1991年7月，荣新江在两月后就要恢复旧名圣彼得堡的列宁格勒，翻检着当年郑先生看过的卷子，比如著名唐初白话诗僧、中国口语诗鼻祖王梵志的Дх.1349法忍抄本《王梵志诗集》，不禁感叹俄藏敦煌文献确实珍贵。

在“敦圈”文献歧视链上，正史、佛经、四书五经抄本及印本这些高堂经典，量多纸好，处于链末，因为吾国国史号称史不绝书，实乃猴子掰苞谷式的帝王将相大人物的背书；学者对另一种“背书”情有独钟，当时常常作为废纸裱衬于佛经背面，是边地荒城官方上下行公文、编户齐民的户籍和民间世俗文书。

比如类似俄藏唐大历十六年（781年）一纸野骆驼买卖的于阗文、汉文双语契约，就位于文献歧视链链首，最为珍贵。一旦发现，学者之心就像南北朝乐府民歌《琅琊王歌》所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全部敦煌学者因此共有一种青山隐隐的民粹主义风情，通过残纸碎片，追忆逝水年华，拼和还原庶民和小人物从不被正史注目的鲜活形象及原汁原味的生活情境。

正如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学者徐俊所说，这本书不仅仅是荣新江一个人的文脉追寻，也是中国敦煌学人满世界寻找敦煌宝藏百年历史的集中写照。“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不只是一个学科的兴衰浮沉，也是百年国运蹉跎跌宕的明证，《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意义已溢出了个人和学术的层面，具有更广泛的价值，值得更多的读者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