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相遇发生在生命终结

张翎| 文

《赤道之渡》的最初灵感，来自2024年夏天非洲之行中一个不起眼的瞬间。在肯尼亚一位华人朋友家里，我看到她的非洲保姆在阳台上熨衣服。阳光洒在她的脸庞和头发上，像涂了一层金粉。熨斗的蒸汽升腾起来，她猛地甩了一下手，忽然间，一只蝴蝶从她的指尖飞出，绕着她飞了几圈，翩然远去。那一刻， 我感到某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召唤——那只蝴蝶把我领进了一个不属于现实的空间。

在肯尼亚的日子里，我遇到了不少非洲女性，大多是单身母亲，在贫困线之下挣扎，靠体力劳动辛苦支撑家庭，养育儿女。 她们平静地接受命运，很少抱怨，脸上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宁静和喜悦。这种天然质朴的务实精神，是我塑造玉妮丝这个形象的基础色调。

与此同时，我也接触了一些进入华人家庭的当地保姆。她们与雇主之间，存在着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的种种差异，误会、提防、碰撞几乎是每天的现实。她们会把巧克力包进饺子皮，端上新年饭桌，把螃蟹剪成一个干净的白身，把蟹钳、蟹盖全部丢弃……我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手脚不干净”的故事。 这些看似生活笑料的背后，隐藏着对秩序、归属、信任这些深层观念的冲突与误读。这些细节和思考，后来被我写进了《赤道之渡》里。小说里的中国女子刘小雨和肯尼亚保姆玉妮丝原本毫无交集，却被命运之手推入同一屋檐下，在误会、提防甚至敌意中，慢慢看见对方，也看见自己。

写这部小说的最初动因，还不完全在于揭开种族地域文化差异的一个小角——那样的小说不一定发生在非洲。 在我的眼中，非洲独特于其他族裔文化的特质之一，是对生死意义的另类解读。《赤道之渡》情节的整体布局和贯穿始终的悬念，其实都和我对生死观的好奇有关。这种观望一直都在情节的迷雾中时隐时现。

小说最后揭示了一个灵异的真相：这两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女人，其实都已死去，正是死亡让她们看见对方。她们卸下了一切身份、偏见与惯性，真正开启了灵魂的对话。 死亡让她们回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渴望被理解，渴望爱，渴望完成未竟的梦。

我选择用“死亡”作为小说的结尾和悬念的落地之处，其实也是在回应非洲文化中对死亡的另一种理解。 在非洲，死亡常常被视为一种通道，是灵魂抵达另一种存在的方式。那种对死亡的自然接纳与敬畏，让我反思我们对生命意义的局限性理解。也正是在这里，我找到了“渡”的真正含义。 《赤道之渡》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穿渡，它也是一场关于认同、原谅、理解、回望的内心远行。

张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