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欧阳晓红

市场还在等风来，财政的齿轮已经转向真金白银。

8月21日上午10时，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晒”出一份成绩单：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

另一组数字更具有深意。廖岷表示，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实现了“1+1>2”的政策效果。今年1—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4项促投资的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2项促消费的政策，累计支持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超8800亿元，增幅为4.5%。

1000亿元与20万亿元，由此被放进了同一条政策链。

不过，比规模更值得注意的，是财政“两手抓”。一边向前发力，一边处理旧债。截至7月底，各地发行置换债券1.73万亿元，完成今年2万亿元额度的86.7%。这显示今年化债额度在快速落地。而历年来力度最大的新增政府债券规模与置换债券发行进度同时出现，背后的政策节奏是，在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先压住旧债对地方现金流和支出能力的牵制。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的测算显示，大规模化债以来，地方政府现金流确有改善，但近期已经出现弱化迹象。更值得留意的是，地方资产负债率仍在持续抬升。置换债券可以降低利息、拉长期限，却不会自动增加地方收入，也无法替代项目回报和土地财政之外的新收入来源。

伍戈表示，近期“发挥存量政策效能，谋划出台增量政策”等增添了各界的期许。

一条渠怎样接入20万亿

廖岷用了一个词——“引水渠”。他说，政策发挥了“引水渠”的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

这条渠由六项工具组成：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四项促投资政策，以及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两项促消费政策。

诚然，20万亿元并非由政策创造的“信贷增量”，但1000亿元财政资金进入了一条超过20万亿元的信贷河流。换言之，财政借助贴息、担保和风险分担，改变部分资金的成本、风险与流向。

渠开得越细，越考验闸门设在哪里。据廖岷介绍，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按照这一部署，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已经对相关政策作了优化完善。从今年8月1日起，这套工具进行了三方面调整。

一是贴息范围从固定资产贷款扩大到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购车、装修等信用卡分期消费也被纳入支持范围；二是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经办机构，从此前约100家扩大至约400家，除21家全国性银行外，金融监管评级3A及以上的城商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也进入政策网络；三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规模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则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

廖岷还透露，结合经济发展需要，正在继续研究制订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同时，强化统筹协调，将与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一道，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常态化和长效化。

8月21日，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根据通知，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经办机构增至约400家，更多地方性银行进入网络，意味着财政贴息开始借助熟悉本地企业和居民的金融机构，向县域、社区和中小经营主体延伸。水渠在加宽，出水口也在向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下沉。

这条水渠里流动的也不只是银行贷款。六项工具中的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由财政部安排风险分担资金，与央行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和科创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协同，为原本融资渠道相对狭窄的民营企业增加了债券市场的增信和风险分担安排。这并不是把风险从银行简单转移给债券市场，而是在贷款之外增加另一条融资路径。这与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的“淡化贷款单一视角”相互呼应：信用不再只沿着银行贷款一条渠道进入实体经济，债券、担保与财政风险分担正在成为新的接口。

不过，渠修得再细，也不能脱离整个地方财政水位。

伍戈提醒，今年土地出让收入不及年初预算，地方同时面对刚性支出与防风险要求。4.4万亿元新增专项债中，究竟有多少形成新项目投资，有多少用于土地收储、置换隐性债务和清偿拖欠账款，将影响财政扩张最终转化为多少实物工作量。

风已至，但是结构性的

某种程度上，风已经来了。

2024年9月的政策组合，直接改善了非银机构的流动性与资本市场风险偏好。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以债券、股票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和沪深300成分股等资产作为抵押，从央行换入国债、央票等高等级流动性资产；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则为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了新的融资支持。

到了2026年8月，政策重心出现了另一种变化。

细究之，财政开始更深地嵌入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风险分配过程：1000亿元通过贴息、担保和风险分担，引导信贷进入消费、设备更新、民间投资和中小微企业；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资本承载能力；两笔性质不同的8000亿元，则分别从项目投入和项目资本金两端稳投资，其中一笔8000亿元来自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两重”建设，已经全部下达，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另一笔8000亿元是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不在这笔特别国债额度内，主要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带动后续贷款和社会资本进入。

这些政策不是同一笔钱，不能简单相加，但其在同一套信用传导中彼此衔接：财政直接投入项目，也为贷款贴息；既替民企债券分担部分风险，也为政策性金融补充资本金；一面增强银行资本承载能力，一面用置换债券修复地方资产负债表。

这恰似一次定向改变信用流向的结构性调整。

财政的角色也由此微调。财政依然是预算支出的安排者，却开始更多地成为信用传导的触发者、组织者和风险分担者。财政资金越来越多地嵌入金融决策：哪些贷款可以更便宜，哪些项目能够补足资本金，哪些民企债券可以获得增信，哪些地方旧债可以被置换。

引水渠的末梢，最终仍要接到具体的人和企业身上。

1—7月，四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持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两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约622万家获得支持的企业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有居民约1.13亿人次获得了政策的支持。

更广义的财政促消费政策也在同时展开：1.78亿人次享受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近200万名失能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这些数字来自不同的财政支流，均指向同一个变化：财政政策的衡量尺度，正在从投入了多少钱，延伸到资金经过怎样的金融渠道、到达哪些企业和家庭，以及能否形成持续的投资与消费。

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看来，“投资于人”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以及顺应人的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对于供给、分配、消费三大环节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投资于人”要求适配人的消费需求结构转变，提升对服务消费需求的系统性供给能力，要求更多地投向文体娱乐、旅游、养老等服务领域。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随着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以及极端天气冲击减弱，主要指标8月或有望反弹。下一阶段，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有望继续优化或提额扩围，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后续可继续关注地方债发行与资金使用能否同步提速、货币政策增量工具的落地节奏，以及重大项目形成实物工作量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