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不仅可以起到短期管理总需求的作用，而且从中长期优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投资于人、避免新的产能过剩来看，也是政策的最优选择和重中之重

文｜沈建光

进入三季度以后，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同比增速明显下滑，稳增长增量政策的推出迫切性正在提升。笔者以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不仅仅可以起到管理总需求的作用，也是未来相当长时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提高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优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必要安排；适当增加教育、医疗、育儿等消费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替代一般物质资本投资也更有利于提升投资效率，有利于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现在许多基建投资和其他投资常常形成无效供给和产能过剩；用财政资金适当刺激消费有助于降低中国经济对于政府投资的依赖，缓解产能过剩和价格下行的压力。

刺激消费有助于优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虽然面对当下经济下行的压力，投资和消费都可以起到提振总需求的作用，但是笔者以为，增加消费占GDP的比重才更加适宜，也是进一步优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经济学一般认为消费所代表的享受（而不是从事生产或者投资）才是居民幸福感（福利）的来源。这意味着虽然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进行投资，但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扩大未来的（生产和）消费；同时，在当期的消费和投资之间也需要有个合理的平衡。

宏观经济模型对于如何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平衡有很明晰的指引。由于利率是调节一个社会消费和储蓄（投资）的杠杆，学术界普遍认为，在实现总体福利（居民幸福感）最大化情况下，投资和消费的分配应该遵循利率的“黄金法则”——即社会的中性利率水平应该大体上与这个国家的经济潜在增速相匹配。如果社会的中性利率低于潜在增速，意味着当前消费不足，投资项目过多且回报偏低，进行这些投资并不划算，降低了当期的消费和社会福利；反过来，利率如果高于潜在增速则意味着当期消费过度、投资不足，未能充分捕捉经济体系中有回报的项目来扩大再生产，影响未来产出的扩张和消费增长。

数据显示，从长期来看，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基本上符合黄金法则。例如，根据世界银行披露的数据，美国在2000年-2019年期间，实际利率中枢为2.85%，实际经济增速中枢为2.11%，两者偏差0.74个点。英国在1995年-2014年期间，实际利率中枢为1.43%，实际经济增速中枢为2.22%，两者偏差0.79个点。

然而，中国的中性利率较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明显偏低。比如，从2009年到2019年，中国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名义GDP平均增速低约4.8%。而且，利率的黄金法则描述的还是经济体处于稳态的利率水平——其资本存量通常被认为处于最合理的水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资本是比较稀缺的。在这一条件下，动态均衡的经济模型显示中国合理的利率水平还要高于黄金法则给出的利率水平。这意味着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的消费水平明显低于理论上福利最大化的消费水平。实际上，2024年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有56.6%，大幅低于美国（80.2%）、日本（70.0%）、德国（77.1%）、印度（71.1%）和巴西（82.6%）等全球主要经济体。

笔者以为，消费占比太低是中国居民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获得感不强的重要原因。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存在一些“为生产而生产”“把手段当作目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用增量财政资金对消费而非投资进行支持，有利于中国经济纠正扭曲，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优化经济增长模式。这才回归了发展经济的“初心”。

刺激消费也是投资于人

由于投资的本质是增加未来的产出和消费，理论上讲，应该尽可能提高投资的回报，才能以更小的牺牲当期消费和居民幸福感的代价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笔者以为若能通过财政资金更多地对教育、医疗、生育等人力资本的支持，反而会有更高的投资回报。这也符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的表述。而在统计制度中，包括教育、医疗、育儿等方面的支出都被归于消费。

众所周知，产出的扩张不仅仅取决于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设备厂房等物的因素，也取决于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体质健康等人的因素。根据清华大学有关课题组的研究，1978年-2020年，中国提升各教育阶段毛入学率所需新增的教育投资带来的宏观教育回报率高于经济学文献测算的同时期平均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即使考虑当下，测算得到的高中、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投资的宏观回报率分别为27.1%、20.9%和21.6%，也远高于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测算的中国经济5%的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显然，教育投资比基建投资更加划算。

同时，中国生育率下降、中长期劳动力供给下滑也是影响中国中长期经济预期的重要原因。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位妇女终身生育子女的数量）目前仅为1.3甚至更低，远低于维持正常的世代更替的2.1的水平。如果缺乏政策干预，不仅未来劳动人口会出现持续收缩、老龄化负担加重，还可能影响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与投资基建相比，笔者以为补贴生育，刺激与生育有关的消费更加迫在眉睫，也更加利及长远。

提振消费可以缓解产能过剩

最后，在中国走过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之后，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和其他投资，未必能够瞄准市场需求，常常形成无效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并不能带来产出和收入的有效上升，既浪费了可以用于消费和改善居民幸福感的资源，还常常导致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提振消费也有利于减少中国经济对于政府投资的依赖，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

宏观经济增长模型通常假定投资带来的资本积累可以推动产出和收入上升，并自动增加需求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平衡。这一结论正确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投资形成的供给是符合社会需求的有效供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萨伊定理——“供给创造需求”——才能成立。反之，若供给没有实际需求对应，就会出现结构性的过剩和通缩压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仅有鲁滨逊一个人的小岛经济体中，如果鲁滨逊根据自己的需求，从最开始投资于粮食、蔬菜、衣服、日用品的生产，到逐步投资生产游戏机、游艇等享受型的产品，都属于形成有效供给。但是，如果鲁滨逊只是不断增加粮食的生产，则会表现出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甚至造成通缩压力。

中国经济走过了大拆大建的粗放型增长阶段，投资更需要通过市场化的安排、更精细的实施。反过来，最近这些年有些地方政府进行基建投资，常常与终端需求脱节，效果并不理想。

例如，近些年媒体多次报道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使用率偏低，收入甚至不能覆盖利息的成本。最近几年，关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节奏偏慢、缺乏有回报的项目的报道也越来越多，政府基建投资出现产能过剩的迹象日趋明显。实际上，政府基建投资还可能进一步带动钢铁、水泥等投资，形成更大范围的产能过剩。

许多评论指出基建投资具有较明显的外部性，即使项目的直接回报不高，但是如果把外部性包含在内，情况就会不同。笔者认为财政是否可持续就是外部性是否足以弥补投资成本的一个很好的检测性指标。比如，政府的基建投资完成之后，对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就应该体现在当地企业数量增加、利润增长、居民收入改善等方面，而政府税收的增长就体现出了对这些外部性的“回收”。然而，从大量地方政府债务难以为继被迫进行债务置换、中央政府一度叫停12省份基建投资来看，即使考虑了外部性，许多政府的项目恐怕也没有形成有效供给。

总体而言，提振消费不仅仅可以起到短期管理总需求的作用，从中长期优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投资于人、避免新的产能过剩来看，也是政策的最优选择和重中之重。

（作者为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