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外来文化因素文物的题材，用学术理论来解释，应怎么理解？
引言
辽代外来文化因素文物的题材，用学术理论来解释，应怎么理解？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辽立国百年，对中国北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东西文化交流、文化艺术水平提高都有着巨大贡献，草原丝绸之路的繁盛使外来文化不断进入契丹民族生活中，提升了契丹人的文化艺术修养，研究辽代外来文化因素在文物题材上反映的内涵，可探知辽代契丹民族文化生活及精神追求情况。
当时的宗教题材
在重庆奉节宝塔坪唐代墓葬中发现墓主人头骨上戴有下颌托，专家认为这种下颌托来源于袄教文化，袄教在波斯东部创立，主要流行于波斯、中亚等地，后由栗特人带入中国，而契丹人也受到了祆教因素影响。
吐尔基山发掘的辽代墓葬中，出土1具彩绘双棺组合棺具，主人头戴金片圈成的金圈帽和下颌托，在辽代考古中很少见，“属于栗特人传入”，这种带有外来因素的文物，是契丹人吸收外来文化方面的体现。
契丹人尚佛，佛教在辽朝非常盛行，影响力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辽史．太宗纪》云“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及造寺”，《辽史．道宗纪》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反映了佛教在辽朝的盛况，促进了民族交往和社会发展。
佛教文化是从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辽与印度的往来辽史中有西天竹僧苏葛陀以舍利、水晶器献于辽的记载，辽代有典型域外风格的佛教文化因素有摩羯、飞天、迦陵频伽、璎络等。
摩羯的由来
摩羯是古印度神话传说中的一种长鼻利齿头，鱼身尾动物，随佛教文化艺术传入中国，在印度绘画和一些造型上都有这种摩羯形象，摩羯纹也随之出现，广泛用于辽代文物装饰中，经过演变有鱼身鸟翼形，有卷骨巨齿双翅鱼形，后来摩羯融入龙首特征，有龙首鱼尾形，有长鼻上卷鸟体鱼尾的鱼形摩羯。
辽代按契丹民族审美，使摩羯变得更像鱼，辽初摩羯的随意和夸张与中国传统风格进一步融汇，如将龙、凤、狮的面部形象加以巧妙结合，使摩羯造型生动、姿态多变，这种在辽朝普遍使用的佛教文化形象是反映东西方文化交往的重要题材。
飞天和迦陵频伽
飞天，梵名为“乾目闼婆”，传说为佛教中的护法神，随佛教传入中国，以带翅翼的“羽人”、“飞仙”形象示人。
迦陵频伽是印度佛教古梵文的音译，是指佛国中的一种神鸟，亦称“妙音鸟”。其形象为人身鸟体，身似仙鹤，腿修长，双翅张扬，一般立于莲花或乐池平台，头部时变童子时变佛，手执各种乐器作演奏状，有时弾琵琶，吹奏筚篥等西域乐器，有时手持花束，以此还诞生了迦陵频伽纹。
迦陵频伽常在雕像壁画中出现，是辽代佛教文化艺术交流中重要的表现素材。题材，首都博物馆藏北京南郭西马场洋桥村赵德钧墓出土的铜迦陵频伽像，正面人首鸟身，作飞翔状。
像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三座店乡山嘴子村出土的黄釉迦陵频伽纹提梁壶，腹部两面各刻一双人首羽人，羽人头扎双髻，手执莲花，双翅展开做飞翔状，是迦陵频伽纹题材与契丹人独有的鸡冠壶的结合。
而辽上京的浮雕迦陵频伽石造像，在辽上京南塔镶嵌，高浮雕，红砂岩刻制，人面鸟身，向右作飞翔状，手托佛珠，佛珠上有火焰，辽上京汉城遗址出土的浮雕红砂岩雕制迦陵频伽像，双翅展开作飞翔状，双手捧供果。
而内蒙古林西县刘家大院辽墓出土的米色鸡冠壶，壶腹两面饰双头迦陵频伽图，人首鸟身，双翼长尾，腿直立，双爪张开，是佛教文化与民族器物的结合体。辽宁一辽墓出土的迦陵频伽纹铜镜，圆形，背铸迦陵频伽纹。
璎珞的由来
源于古印度，梵音“枳由罗”，中文音译为“璎珞”。原为古代印度佛像颈间的一种装饰，后流行民间作为常用项饰，佛教寓意为“无量光明”。
于宝东先生在《辽金元玉器研究》中提到“《无量寿经》卷十解释璎珞为常在颈者曰璎，在身者曰珞，另有手璎珞、脚璎珞、臂璎珞之名，是由珠宝等贵重物品编缀而成的装饰物。”
璎珞最早流行于古代南亚次大陆，唐以前不流行，到辽代开始盛行推崇，形制有单股和多股之分，传统项链有吸纳璎珞的特点，璎珞上特别带有心形、T形饰的源于北欧地中海地区文化，璎珞的配饰形制在辽代有不断变化和丰富的过程，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见证。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珍珠璎珞，珍珠与琥珀组成。佛教用品种类繁多，材质多样，特别是用琥珀、玛瑙、和阗玉、水晶做的器物，价值连城。
佛教用具舍利瓶、舍利罐在辽代佛教中盛行，如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金盖玛瑙舍利罐，用一块质地精良玛瑙精工制成，还有辽庆州白塔出土的琥珀舍利瓶。辽上京遗址出土的铜佛板和叶蜡石佛像有印度造像艺术因素，与传统造型不同。
民俗题材
辽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民俗题材最典型的是百戏类胡人驯狮场景，驯狮表演是西方文化的体现，史料上记载的外国遣使至契丹进贡及民间“互市”也促进了文化生活的交往，驯狮杂技随之传到辽国，在史籍中就有关于在节日宴宾场合百戏娱技表演的记载。
赤峰市辽庆州白塔浮雕上有卷须深目的胡人牵引狮子的形象，说明驯狮百戏题材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
在敖汉旗北三家一座辽代墓天井西壁上绘有狮子踏鼓起舞壁画，鼓面坐一雄狮用蹄击鼓，相对的东壁是一幅雄鸡踏鼓起舞图，天井南侧绘两汉人为驯兽者，一人吹筚篥，一人击鼓，整个天井构成一组驯兽者在鼓乐中驯狮、鸡随鼓乐起舞的画面，从驯狮者为汉人，中国式大鼓，驯鸡上看是中国本土特点，而狮子筚篥又是外来文化。
东西文化的交融，使契丹文化艺术得到升华。赤峰敖汉旗征集的胡人驯狮铜像，戴三角帽的胡人驯化站立的雄狮，该狮有西亚狮子的写实特点。古代中亚、西亚流行崇尚狮子习俗，所谓“阿萨兰”汉语意思为狮子，阿萨兰回鹘就是受这种习俗影响得名，这种民俗传入辽境，丰富了辽代文化内容。
辽代丧葬民俗里也有外来文化因素，如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彩棺上的火焰式铜珠为回鹘文化特色，契丹与回鹘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起居等诸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乐舞题材
《辽史．乐志》记载：“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圣宗、兴宗咸通音律”，说明了契丹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文献中就有东西乐舞文化方面的交流，《辽史．乐志》记“会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贡，如式燕饮，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国舞”，这里所说的“本国舞”应是外来舞蹈“胡旋舞”。
《辽史》记载的“大食调”、“小食调”、“高大食调”，是从文献角度证明西方音乐的传入。
辽代文物中的乐器和舞蹈形象是最能反映东西方在乐舞方面的文化交往，舞蹈就是外来的“胡腾”或“胡旋舞”，而乐器《辽史》记载的从西域传来的有琵琶、筚篥、箜篌、毛员鼓等。如筚篥来自龟兹，文献记载“筚篥，出于胡中，其声悲”，《契丹国志》云“胡人吹叶成曲，以番歌相合，音韵甚和”，指的就是此乐器。
曲颈琵琶是弯成45度的辽代乐舞常用乐器，在《契丹风土歌》中就有“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的描述，辽乐舞壁画中常见曲颈琵琶。箜篌也是西域乐器，杜佑《通典》记载“竖箜篌胡乐也”，毛员鼓是细腰鼓，属西域打击乐器，答腊鼓是古代龟兹的打击乐器，与羯鼓相似。
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出土1套乐舞鎏金银带具，带銙由14块组成，每块都有胡人乐舞图案，2块长的带銙为胡人缠绕肩飘带，头戴三角帽，脚踩莲花毯翩翩起舞。
10块方形銙和2块大半圆形銙上刻胡人吹奏弹拨乐器状，都坐于莲花上，乐器中有筚篥、曲颈琵琶、腰鼓等，对舞的两人一臂上举一臂下摆，作旋转状，是典型的“胡旋舞”形象。
结语
总的来说，辽代的天文历法吸收了古巴比伦文化，把中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宿和黄道十二宫结合起来，是天文学中东西文化交流的典范，而宣化辽墓黄道十二宫体系起源于巴比伦，完成于希腊，由希腊传入印度后随佛教传入中国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