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朝科举的年数
曾有人评述“清兴于科举，亦亡于科举”，认为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抓住时机入关后迅速开设科举，收揽了中原读书人的归附之心，帮助这个原本偏居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争权稳定关内局面，使清朝一举成为有皇帝以来中国最长寿的单一王朝，而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虽然主观上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是进步举措，却在客观上断绝了广大城乡基层知识分子的上进之路，促使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清朝离心离德，更有许多人为生计所迫投入新军，成为清朝和帝王时代的掘墓人。
科举对于清朝是如此至关重要，那么清朝的科举起始又是怎样的？
许多人根据各种传闻，认为清朝首开科举是在顺治元年（1644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止，前后262年，其实这是不确的。
虽然清军进入北京当天就在安民告示中泛泛宣称“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暗示会开科取士，但因为形势尚不稳定，南明、大顺、大西等竞争势力仍占据广大地区，当年实际上并未举行任何科举考试，只是通过号召降臣举荐和号召隐逸人才主动报名等方式选拔了一些文人。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鉴于北方已初步安定，出于和南明争夺人心和“正统”的需要，清廷首先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南诸省举行了乡试。值得一提的是，清军这年五月十五日刚刚占领南京，七日后方捕获南明弘光皇帝，就匆匆在江南省举行乡试，时人记载不乏当地士子被强迫参加的范例，这表明清朝的确将科举当作争正统、揽人心的工具，而非仅作为选拔人才的机制。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朝举行了第一次会试和殿试，即“丙戌科”，录取傅以渐等四百名进士，此后四、六年也同样举行会试、殿试，三次共录取三鼎甲各三人，进士1095人，可谓泛滥，其收买人心、稳定社会的用心昭然若揭。清廷随后也觉太滥，遂规定“三年一科”。通常安排在丑、辰、未、戌年，但清朝曾多次举办恩科。
清朝乡试同样是三年一科，通常安排在子、卯、午、酉年举行，也有恩科的设置。前面说到，清朝第一次乡试比第一次会试和殿试早一年，而翌年再次举行乡试，覆盖范围增加了新夺取的江西、湖广、浙江诸省，此后三年一科才成为惯例。
由于秀才功名吸引力不高，入关之初汉族士子愿意或敢于参加清朝科举者也不多，因此最初并未开设童试选拔秀才，而是直接从举人考起，直到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才正式举行第一次童试，此后三年两科，丑、辰、未、戌年为“岁试”（取“会试之岁之童试”之意），寅、申、巳、亥年为“科试”（取“单独成科”之意）。由于三年两试，录取名额较多，考试频率很高，因此童试通常无恩科。但不论岁试、科试，都要过县、府、院三关，院试还要复试，且秀才同样要每科参加考试，如果考到四、五、六等，就可能被责降甚至黜革，因此实际上童试才是清朝科举最凶险的环节。
清朝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废除童、乡、会试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和时务，以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题为例，第一场三道，内容为中国政治，题目为“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 ,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 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 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第二场五道，内容为各国政治及“艺学”，题目为“学堂之设: ,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 明其事策。”、“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周礼言农政最详: ,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第三场三道，内容为传统的四书五经，但可以不限“代圣人立言”而是可以自抒胸臆，也不必用八股形式作文，题目为“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中立: 而不倚强哉矫义”、“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很显然，清末科举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发生剧变，更注重考察考生实务和时政，但不分专业，在极短时间里要求考生就如此包罗万象的专业内容作答，流于“空对空”是必然的，正因为发现由此选拔的“专业人才”名不副实，清廷才在试行短短几年后便“连根拔”废除了科举。
那么，清朝科举是否真如“明发上谕”所言，是在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结束的？是又不是。
由于庚子之变的影响，1900年前后的辛丑、壬寅两科会试、殿试都未举行，因此光绪二十九年虽是通常不举行正科会试的癸卯年，却举行了名为“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的会试和殿试，录取进士三百一十七名，其中会元为浙江乌程人朱国桢，殿试三鼎甲为山东潍县人王寿彭、广州驻防正黄旗汉军人左霈、贵州遵义府遵义县人杨兆麟，这是清朝最后一届会试、殿试正科；翌年慈禧七十大寿，诏开甲辰恩科（如果不是庚子之变引发混乱，甲辰年本应有一次正科），录取进士二百七十四名，其中会元为后来大名鼎鼎的湖南茶陵县人谭延闿，殿试三鼎甲分别为直隶肃宁县人刘春霖、广东清远县人朱汝珍、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商衍鎏。翌年科举废除，因此本应在丁未年（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举行的丁未科会试、殿试都为举行，清朝进士、状元产生的历史自顺治三年即公元1646年丙戌科起，至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甲辰恩科止，共259年。
清朝最后一届乡试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举行的癸卯乡试，下届乡试本应是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丙午乡试，但此前一年科举废除，丙午乡试并未举行，因此清朝录取举人的乡试历史始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的乙酉乡试，终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癸卯乡试，比会试起、迄年份都恰好晚一年，同样持续了259年。
清朝最后一届童试是哪一年？一般说法是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的甲辰科岁试，而本应在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举行的乙巳科科试并未举行就废除了科举。但实际上这是不确的——乙巳科试其实已经开始举行，但刚刚考完府试科举就被废除了，未及举行院试，而这批考到一半的考生如何发落，各省情况不同，两江、湖广等地督抚奏报“童生情愿转就新学者甚多”，因此一概未予安排而推荐入新学中、小学堂读书，因为童生许多都是成年人甚至中年人，而新学堂在校生多是青少年，这让他们十分难堪且自感前途渺茫，此后这些地方大量失意士子投入新军第八、第九镇并响应辛亥革命。而四川、云贵等地督抚以“绥靖需要”、“新学堂数量不敷”等理由要求变通，最终朝廷允许这些地方授予本科府试成绩较好者为秀才，因此清朝是有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科秀才的，但集中在西南诸省，也因此这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朱德元帅是否秀才才会有争议（因为院试取消，他是以府试成绩名列前茅被破例授予的末科秀才）。清朝选拔秀才的科举考试始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的己丑岁试，终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未考完但确实开始考了的乙巳科试，持续了257年，比会试/殿试和乡试的历史都要短。
不过清朝科举考试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关外的后金时期：清太宗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后金朝廷由内三院举办科举考试，共录取举人、秀才七十一名，其中举人十，一等秀才十五，二等秀才二十八，三等秀才十八。此次科举的特点是只有一级，且没有进士，举人、秀才“一勺烩”统一考试录取，名义上录取者授官很高（举人起家授半个牛录章京，相当于正五品，且理论上可世袭，秀才授“壮大”头衔，无品级，但考虑到秀才是最低功名已算不错的安排），但由于关外满汉地位悬殊，文士更被歧视，许多参加考试者是刚被释放的被虏奴隶，因此他们的实际地位十分低下。
无论多不像样，崇德三年科举确实产生了举人、秀才，因此清朝科举的历史还需加上关外的7年。因此，清朝实行科举制一共268年（关外7年，入关后自顺治二年乙酉乡试至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科试261年），其中童试历史264年，乡试266年，会试/殿试则只有2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