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一批新发现的有关西藏学家柳陞祺的档案和书信（上）
从佛学入手研究佛教史的人会有一个成见，就是认为不懂佛学和梵语就研究不了佛教史，研究佛教史离不开佛学和梵语。所以，这一类人（包括我在内）得到很晚才能认识到吕澂（1896-1989）之外还有陈垣（1880-1971），作为佛教史家的陈垣并不精通佛学和梵语。这个道理挪到西藏学上也是一样的。从前，我在西藏学方面是只读图奇（Giuseppe Tucci, 1894-1984）和王森（1912-1991）这类学者的作品的，直到很晚才认识到图奇之外还有伯戴克（Luciano Petech，1914-2010），王森之外还有柳陞祺（1908[一作1909]-2003）。正如柳在《应当争取有一个更大的藏学研究队伍》（1991a）和《我学习藏族史的经过》（2002）中总结的，佛学（包括佛教）和藏语不是西藏学的全部，西藏学并非事事离不开佛学和藏语。
柳陞祺在拉萨
柳陞祺注意到，初到西藏的人都会觉得好像事事都离不开佛教，但是只要住的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凡是在西藏之外可以遇到的事情，同样都可以在西藏遇到，西藏人也是人，西藏并非那么特殊。既然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即使不懂佛学或藏语，也未始没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研究。柳在《我的学习研究历程》（1986a）中更是提出，与佛学上的中观唯识之见，新旧密法之争相比，西藏的世俗政府组织，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的学制，对西藏社会生活所起的影响反而要更大一些。其中的理由应该就是比起佛学上的宗见差别，组织和制度更能代表人类所共有的某种东西。柳还注意到，旧时西藏僧俗上层在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知识十分贫乏，乃至于外国人书中所常言的四五十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许多拉萨人竟懵然不知。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认识，也是和宗教纠缠在一起，甚至就连王统记、王臣记、宗派源流、名人传这一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传统史书，拉萨三大寺都视为“外学”，不让僧人阅读。柳陞祺的西藏学研究正是集中于剥离了西藏的特殊性而体现了人类共同性的世俗历史、政治、外交和社会这些方面。
柳陞祺生前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简称民族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王森和邓锐龄（1925-2023）一起不仅代表着民族所在西藏学方面，也是在整个学术方面最好的传统。与现在社科院的科研人员或科研工作者的所谓科研成果不同，他们的著述都是经过长期广博涉猎后再专精化的结果。柳在四十五岁左右才真正开始对近代西藏史的科学研究，这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他在西藏学方面的主要著述已经基本收进《柳陞祺藏学文集（汉文卷）》（2008a，简称《文集》）。书名既然带有“藏学”和“汉文卷”的字样，说明柳的著述在藏学之外还有非藏学，“汉文卷”外还有“外文卷”（《文集》的《编后》说会有英文卷）。这种书名设计可能就是为将来出版“非藏学文集”和“藏学文集（外文卷）”留有余地的（本文在引用柳陞祺作品时使用的编号，请参看文末的《柳陞祺部分作品及相关文献编年目录》）。
至于坊间流行的《西藏的寺与僧（1940年代）》（2010a，2014c）和《拉萨旧事（1944-1949）》（2010b，2014d），内容其实全部辑自《文集》，本身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不仅如此，两书在选文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以《拉萨旧事（1944-1949）》为例，《“商上”》一文（2010b，71-77页）本来是属于考证性的文章，不知为何竟出现在第一部分“往事记忆”里。《“商上”》原题《浅释“商上”》，最初是提交给1986年8月在拉萨举办的藏学讨论会的论文，1986年7月14日完成于北京，有1986年7月社科院民族所的打字油印本（1986d）。与这个打字油印本相比，收进《文集》的版本不仅在文字上有不少差异，而且还多出倒数第二段里的一大段内容。另外，《拉萨旧事（1944-1949）》书名中的“1944-1949”似是给所选文章圈定了一个时间范围，但是书中第二部分“一组手稿”所收文章以及不属于第一和第二两个部分的两篇长文，主要讲的却都是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间的“旧事”。
1986年8月在拉萨举办的藏学讨论会的论文
关于柳的生平史料，除《文集》所收个人回忆性文章以及与邓锐龄的往来书信外，还有侯艺兵摄影撰文的《柳陞祺情系西藏五十秋》（1999），民族所的讣告《柳陞祺研究员逝世》（2003a），伍昆明（1943-2006；柳陞祺于1964年招收的藏族史专业研究生）的《纪念著名藏学家柳陞祺先生》（2003b），李晨升的《柳陞祺先生生平》（2003c），郝时远、格勒主编的《纪念柳陞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2008b，简称《纪念论集》），以及十分重要的《柳陞祺先生致邓锐龄先生书信补辑》（2009，简称《书信补辑》）等。虽然柳的生平大体框架已在，但是还有不少细节有待澄清。就算是已知的部分，叙述也嫌不够详确。我购藏有多种柳陞祺的档案文件和亲笔书信，掌握或见过不少与其生平著述有关的稀见史料，它们对于发掘未知和更详已知都有较大的价值。下面就将这些档案、书信和史料刊布出来，并对其中所涉时地、人事、书刊等略做考辨，以纪念这位杰出的西藏学家去世二十周年，以及他与沈宗濂（1898-1978）用英语合著（实为柳独自完成，见下文）的《西藏与西藏人》（1953b，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出版七十周年。
《履历表》
我购藏的柳氏档案文件主要有三种表格，就是《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工作成果调查表》（简称《调查表》）、《履历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定职升职评定表》（简称《评定表》）。三表均装于一个社科院民族所专用的牛皮纸纸袋中，纸袋上有墨笔写的“柳陞祺”三字，其来源是社科院民族所的档案。其中第二种《履历表》是复印件，字不是柳陞祺的，也没有填表时间。但是，从表的印制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于1977年5月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资级别变动情况”一栏后来补填（字体不一样）有“科研 四级 207元 1982.10.民族所评定”等来看，至少是填写于“文革”结束后从社科院成立到1982年10月之间。
在表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栏，柳虽声明“文化大革命中，将过去日记，填写表格等散失殆尽，此次所填简历，全凭记忆，大致正确，年月等可能稍有出入”，但表中“主要简历”一栏所填的，还是了解柳氏生平的第一手材料：
1915-1921 杭州第五小学及高小 学习
1921-1925 杭州宗文中学（旧制） 学习
1925-1930 上海光华大学（包括预科一年） 学习
1931-1940 伪财政部松江及川康监[盐]务管理局 英文秘书
1940-1942 成都光华大学分校 英文讲师
1942-1943 成都光华大学分校 英文副教授
1944-1949 伪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英文秘书
1949-1952 印度国际大学 （自作研究）
1952-1958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讲师
1958-1959 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 讲师
1959起 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 副研究员
最后三个阶段特别注出证明人是杨玉山（民族所管理科研的行政人员）。至于其他阶段为何没写证明人，柳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栏解释说：“我于1944年去西藏，1952年自印度归国，与旧时亲友，失去联系，关于归国前经历，除民族所李有义、陈乃文两同志能部分作证外，无法列举证明人，特此说明。”李有义（1912-2015）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科长，和柳是1944年同时入藏的同事。陈乃文（1931[一作1933]-）是继沈宗濂之后担任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的陈锡璋（生卒年不详，原任主任秘书，有遗作《西藏从政纪略》[作于1963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九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116-150页，后又摘入内部发行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2月第1版，108-140页]，颇为重要）的女儿，后来与长她二十多岁的柳陞祺结婚。
柳就读宗文中学（今杭州十中）时，于1925年春曾与同学一起谒见来杭的九世班禅（1883-1937），后来还撰有《忆九世班禅》（1994）一文记其事。此文初刊于《中国西藏》1994年第2期，收入《文集》时也做了标注，不知《文集》的《编后》为何又以为是“首次面世”（2008a，907页）。另外，检1926年9月出版的《光华大学章程》，在“预科升入大学一年级生”中有柳的名字（72页），证明《履历表》中填写的“包括预科一年”确为实录。1931年至1940年，柳分别在松江和川康（自贡）两地的盐务管理局工作，但没有确记何时由沪入川。根据柳在《缅怀老同学赵家璧》（1997）一文中提到的“1938年春，我离开上海到了四川”，可知他离沪入川的时间大概是1938年春。
据陈乃文口述的《西藏五年》（2007），柳在国际大学（陈文作“泰戈尔国际学院”）时已和她订婚。当时陈的父母（陈锡璋、赵克仁）欲回国，陈也想随之回国念书，但又不愿离开柳，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后经父母和柳的劝说，陈还是留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陈文作“国际学院中国院”）读书，并于1949年10月与柳结婚。两人在印时主要靠沈宗濂为合写《西藏与西藏人》预支的一笔费用生活。1952年7、8月间，书稿完成寄往美国沈处，在随后的两三个月中，柳陈二人在印度各地稍做游览，最后于1952年年底回到中国。回国后，陈进中央民族学院（简称民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读书，1961年毕业后进学部民族所工作，1989年1月退休。“主要简历”虽然填写柳在民院研究部（民族所前身）任讲师是从1952年开始的，但在“何时何地参加工作”一栏却填写“1953年春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
从《履历表》“家庭主要成员姓名、年龄、单位、职业、政治情况”一栏，我们知道柳陞祺有一子柳晓明，一女柳晓青（《纪念论集》前面图版部分第6页上部有柳与两个子女的合影）。但在“爱人情况”一栏，填的却是十个“无”字。从别处的资料来看，陈乃文后来与陈燮章（1933-2017）结了婚（2018），但不知结婚的具体时间。根据孔网上架的一封陈乃文因与新华通讯社产生房产纠纷于1986年2月21日致该单位的书信（https://book.kongfz.com/215702/3363469667/；2023年11月2日读取），其中已经提到她的丈夫是陈燮章，而非柳陞祺，可见当时她与柳已经不在一起了。该信还提到她的长子是“印度出生的归侨”，这个在印度出生的长子只能是她和柳的孩子，换言之也就是柳晓明。由于柳晓明生在印度，所以最晚也得是1952年（也就是柳陈回国之年）出生的，考虑到《履历表》说他当时的年龄是二十七岁，那么填表时间至少还可以上推至1980年之前（1952+27=1979）。如果我们的推测无误，那么柳陈二人可能在1980年之前就已经不在一起了。
从陈乃文《西藏五年》称“女儿晓青”，柳晓明、柳晓青合写的《〈西藏与西藏人〉及相关的人和事》（2008b，19页）以及柳晓青独撰的《西藏与西藏人》汉译本（2006，2014b）《译后》（写于2006年6月8日，256页）称“母亲陈乃文”，可知柳晓青也是柳与陈所生。柳晓青比柳晓明小三岁，也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但是具体年份不详。关于柳和陈不在一起的原因，柳氏兄妹没有讲过，《纪念论集》中更是没有一篇文章言及，包括陈本人写的《诚挚的怀念》，内中消息只能从柳晓青撰《淡定人生》中提到的“爸爸的一生经历了婚姻的变故，事业上的挫折等世间烦恼”窥知一二（2008b，26页）。
在“有何专长，懂何外国语文、民族语文，熟练程度如何”一栏，填有“英语（阅读、写作、口语，一般可以，但近年荒疏不少）法语（阅读专业参考书）”。早在光华读书期间，柳就是大学二年级国语英语演说级际锦标队中的英语队员（《光华年刊》第3期[1928年]），曾得校内英语演说第二名（同上）。有关柳历年参加校内和校际英语演说比赛的详细情况，还可以参看1930年出版的《光华大学五稘纪念册》卷一载记部分17、22、25-26、27、31等页。在1935年6月出版的《光华大学十周纪念册》的“文艺”栏，刊有《光华大学十年来之课外作业》一文（97-99页），在“智能之竞争”一项曾举曾克源、周宸明、柳陞祺等在英文演说及辩论方面的成绩为例（99页）。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柳陞祺英语口语能力之一斑。除《西藏与西藏人》外，柳还发表过不少英语文章，翻译过几种英语文学的古典名著（均见下文）。至于他阅读并研究过的有关中英、中印和汉藏关系的英语史料，我怀疑今后中国有谁能在准确性上超过他。
大学二年级国语英语演说级际锦标队
英语演说第二名获奖者照片
民族所讣告、伍昆明文和李晨升文都提到柳是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但在《履历表》“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现在是否民主党派成员，担任何种工作”一栏，却填写着“1957年曾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参加民盟。约自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起，迄今已无关系”。从现有的资料看，柳后来似乎没有恢复民盟会员的身份。
《调查表》
《调查表》一共五页。第一页是封面，上写“柳陞祺”三字，右上角还写有某种编号“66”。其余四页都是打字油印的表格。表格部分的前三页均用钢笔填写，看笔迹应是柳本人的。最后一页的上半为未经填写的表格，下半为对填表规则的七项说明。按照填表规则要求，先填建所（民族所）以来的工作成果，再填解放后至建所前的工作成果，最后填解放以前的工作成果。在填建所以来的工作成果时，先填历年参加的集体项目，再填所里计划的个人项目，最后填业余项目。
《调查表》第二页的全部和第三页的部分所填四种，是建所（民族所正式成立于1958年6月23日）以来的工作成果。在填写第二页的表格时，柳还写上他当时属于社会历史研究室的南方组，职别为副研，级别为五。下面先对这两页上的四种工作成果依次做些补充说明。
《调查表》第二页的全部
第一种的题目是“藏族简史”，括注“是本人1958年参加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负责的主要工作，最后与王辅仁、常凤玄等同志合作写成”，性质为“专著”，署名“柳陞祺”，完成日期“1963年9月”，处理情况“由调查组以铅印本印出”，字数（千）“全书120；本人撰写部份约60”。此书就是作为“少数民族史志丛书”之一在内部铅印发行的《藏族简史（初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9月）。据该书《后记》（写于1963年9月30日），《简史（初稿）》由柳陞祺、常凤玄（1927-2007）和王辅仁（1930-1995）三人执笔，柳承担了第四到六章和第九到十三章（1963a，203页）。我收藏有《简史（初稿）》编写初期的原始材料多种，内有不少柳陞祺的发言记录，以后有机会当将其整理刊布出来。到了1975年，民族所重新组建《藏族简史》编写组，对上述《简史（初稿）》进行增订，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出版了增订后的《藏族简史》（1985）。据增订本《后记》（写于1985年9月），第十二到十六等篇是由柳陞祺执笔的（464页）。《纪念论集》前面图版部分第3页有黑白照片“《藏族简史》审稿会议开幕合影留念（1984年11月7日）”，照片第一排从左往右数第二人是柳陞祺，从右往左数第四人和第二人是王森和邓锐龄，第三排从右往左数第九人和第十人是王辅仁和常凤玄（有关常先生的辨认，是托王森先生之女王澂老师询问常先生之女常小梅老师后才知道的）。
第二种的题目为“藏族简志（上编）”，括注“于1961年参加五个月左右，担任过部份章节的编写工作”，性质为“专著”，署名“柳陞祺”，完成日期“1963年10月”，处理情况“由调查组以铅印本印出”，字数（千）“全书200，本人参加编写部份，约40”。此书就是作为“少数民族史志丛书”之一在内部铅印发行的《藏族简志（上编）（初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据该书《后记》（写于1963年10月），柳陞祺参加了编写（1963b，289页），但没有列出他具体负责的章节。
以上两种算集体项目，下面两种是个人项目。第三种的题目是“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括注“供领导机关参考”，性质为“论文”，署名“柳陞祺”，完成日期“1963年10月”，处理情况“由所用铅印本印出”，字数（千）“约37”。此文就是作为供领导参考的内部资料由中科院民族所于1964年10月铅印发行的《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初稿）》（1964a；宋希於购赠）。这个铅印本的前面有一篇《说明》，叙述了编印的缘起：
说明
本文系供领导机关内部参考而写。
文内涉及的范围，以黄教拉萨三大寺为限，只在几处以扎什伦布寺作必要的补充，并未包括各个喇嘛教派的寺庙在内。这固然是由于个人掌握的资料所限，但同时亦是因为据我所知其他宗派的寺庙和僧侣组织，比较简单，且多大同小异，三大寺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点看法，不知正确否。
由于个人对这方面并未作过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知识浅陋，文内有错误之处，请予指正。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
《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初稿）》
《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初稿）》所载《说明》
《调查表》记录的完成日期（1963年10月），比《说明》的写作时间（1963年12月4日）略早。
第四种的题目为“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括注“供领导机关参考”，性质为“论文”，署名“柳陞祺”，完成日期“1964年”，处理情况“正排印中”，字数（千）“约27”。这个“正排印中”的本子，就是作为仅供参考的内部资料由中科院民族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室于1964年10月铅印发行的《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初稿）》（1964b；宋希於购赠）。这个铅印本的前面也有一篇《说明》，记述了编印的缘起：
说明
本文系供领导机关内部参考而写。
在写作中，我最感困难的是：由于喇嘛教涉及到西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在叙述西藏喇嘛教与国外的关系的时候，应如何把它限制在一般的宗教意义之内，而不越出这个范围太远的问题。
我掌握这方面的资料，既极有限，且多零星片段，所以深深感到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只希望在此提供一些初步的线索，以备参考。
本文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写完草稿，这次排印时，曾作了部分的修改。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初稿）》
《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初稿）》所载《说明》
接下来填写的是解放后至建所前的工作成果。这个时期的成果，柳陞祺只填了一种，题目是“藏族史讲稿”，括注“与王静如合作，为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授课用”，性质为“专著”，署名“柳陞祺”，完成日期“1956年”，处理情况“由中央民族学院于1957年打印”，字数（千）“全部讲稿共100；本人负责部份，近90”。这部由民院研究部于1957年3月作为内部参考印行的打字油印本《藏族史讲稿》不太常见，就连柳陞祺自己后来在1986年4月15日填写的表格《本人从事藏族历史研究工作的主要成绩（包括论文、著作、教材等）》（《我的学习研究历程》的附录，2008a，792-793页）中都将其误记成《西藏历史概要》（792页）。
孔网上拍过一张民院1957年的《已完成的重要科学研究题目卡片》，所填题目其实就是这部《藏族史讲稿》。从字体上看，这张卡片是王静如（1903-1990）和柳陞祺合填的，下文除了特别括注出“王字”的部分外都是柳字。两人当时所属学校校名是“中央民族学院”，所属系、教研组为“研究部第二室藏族史教研组”（前六字是王字）。王、柳负责研究的题目是“藏族史（讲义）”，这个题目的科学门类为“历史”，领导人为“王静如教授”，执行人为“王静如教授 柳陞祺讲师”，开始日期是“1956年8月”，计划完成日期和实际完成日期都是“1957年1月”。研究目的是：“希望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藏族形成、藏族社会发展和对祖国成长中的贡献，直到解放止的历史作一初步的整理和编写。”研究内容、方法和推行情况是：
兹将藏族史暂分为三个时期，分工负责如下：
1. 第一个时期（远古至9世纪末）自藏部族形成，吐蕃国家兴起，与大唐及印、尼等关系，王室、贵族与奴隶间之斗争，到吐蕃奴隶社会瓦解止。
（以上由王静如编写）
2. 第二个时期（约自9世纪末至19世纪初）自吐蕃奴隶社会瓦解，进入封建，又寺院 集团兴起，格鲁巴取得领导权，藏族与祖国各族关系的发展并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经过。
3. 第三个时期（约自19世纪初至1951年）自清中叶祖国受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起，藏族一面反对外来侵略，一面反对祖国反动政权下民族压迫的斗争，直到祖国大陆解放止。
（以上由柳陞祺编写）
《藏族史讲稿》
这个研究题目的主要结果（说明在学术上和国民经济上的意义）是“对藏族史作了初步的系统的整理和简述”（王字），发表或推广情况是“已打印，约九万余字”（王字）。这个“已打印”，指的应该就是1957年3月的打字油印本《藏族史讲稿》。主要参考资料为：“1.藏文有敦煌藏文残卷及史书；2.汉文重要典籍；3.主要的英、法文著作等。”题目负责人签名“王静如，柳陞祺”（王字）。
《调查表》最后填写的是解放前的工作成果。这个时期的成果有两种，都是用英语写的。第一种的性质为“论文”，署名“Shenchi Liu”，完成日期“1948年”，处理情况“在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于1948年6月5日，12日，19日三期陆续发表”，字数（千）“约12”。这篇在《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很多人包括柳陞祺本人在内常将汉语报名写成《密勒氏评论周报》）分三期发表的论文，其实每期的题目都有不同，《调查表》所列只是第1期的题目。另外，《调查表》虽然准确地列出了发表日期，却没有列出卷数、号数和页数。完整的刊发信息可查（据周运查阅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以及“历史报纸：中国近代英文报纸库1832-1953”网站所收电子版）。
其中第一篇还有朱正明的汉译，题《英国侵略西藏简史》刊于《亚洲世纪》第3卷第2、3期合刊（1948年9月1日）21-23页。第二种的题目为“西藏与西藏人”，括注“与沈宗濂合作”，性质为“专著”，署名“Shenchi Liu”，完成日期“1952年”，处理情况“美国斯丹佛大学出版社Th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年出版”，字数（千）“约100”。柳去世后，柳晓青将此书译为汉语，题《西藏与西藏人》（2006，2014b）出版，邓锐龄审订并作序。汉译本前面有柳家保存的该书稿本的照片两张，这部稿本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上面还有钢笔所做的校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汉译本删去了美国汉学家戴德华（George E. Taylor, 1905-2000）的前言（Foreword；作于1952年2月2日），沈宗濂和柳陞祺联合署名的序（Preface；1952年3月19日作于加州的圣罗莎[Santa Rosa]），以及书后的附录（Appendix, pp.191-193）、荐读书目（List of Books for Recommended Reading, p.194）和索引（pp.195-199）。戴德华当时正主持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远东与俄国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戴曾请苏俄蒙古学权威鲍培（Nicholas Poppe, 1897-1991；汉名亦作包培）至华大任教。蔡美彪（1928-2021）《忆包培》一文误将戴名写成“Tyler”（《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379页；《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4月第1版，84页）。
不过我有点怀疑邓是否做过彻底的审订，因为译文中有相当多的问题。我只从第二部分（Part Two）《回顾西藏的今昔》里举几个明显的例子。比如原书19页说藏族源出猕猴王（The Monkey）和岩魔女（The Mountain Ogress）的故事据说起源于雅砻，而这就是为何雅砻的重镇被称为泽当（因猕猴王曾于该地教藏人祖先做游戏，所以藏语称该处为Tse[游戏]-Thang[原野]）的缘故（This story is said to have had its origin in Yar-Lung, and this was how the principal town there came to bear the name Tse-Thang）。但是汉译却翻成“据说这个故事源自雅砻平原，后来这个重镇又被称为泽当”（2006，2014b，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