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历史罪人？这一说法，虽然有缘由，却不免有失偏颇。毕竟，将“五胡乱华”的大锅扣到刘秀身上，确实有点太冤了。

刘秀到底做了什么，让人觉得他应该背“五胡乱华”的锅？这个跟与汉朝大战了上百年的匈奴有关。

汉武帝时期，在名将卫青、霍去病的数次武力打击之下，曾经强盛一时的匈奴走向了分崩离析。一部分匈奴人南迁，投靠了汉朝，另外一部分则被赶往了中亚和欧洲。

原本臣服汉朝的匈奴人，在经历了新莽之乱后，又开始蠢蠢欲动。

光武帝刘秀由于东汉初立，不愿再起战事，就对匈奴采取了绥靖政策，以退让、安抚为主。

好在，天助东汉。

匈奴遭遇了连年的天灾；同时，又因为单于位之争，发生了内乱，导致匈奴再次分裂为了南、北匈奴两部分。

刘秀正是在这时候所做的一件事，引发了后人对他的非议。

建武二十四年冬十月，原本依附汉朝的匈奴分裂为了南、北匈奴。

第二年，南匈奴遣使，表示愿意继续臣服汉朝。

如果只是让南匈奴在塞外帮东汉抵御北匈奴，弹压周边诸如乌桓、鲜卑等部落，绝对是一件大好事，而东汉也只需要每年给予一些赏赐就可以了。可是，光武帝刘秀却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据《后汉书》所载，建武二十六年，刘秀“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刘秀让南匈奴单于到云中郡居住。后来，“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又让南匈奴单于迁到了西河美稷，同时，“悉复缘边八郡”。

光武帝将南匈奴人内迁塞内，让他们在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等八郡居住。接着，又专门设立了中郎将，带着2500名步骑兵，“冬屯夏罢”，护卫南匈奴单于。

原本只需要让匈奴人自给自足，稍微给点赏赐就行了。这下子，东汉朝廷还要增加额外负担了。特别是冬天，还要在边地务农的百姓，供养匈奴人，又给百姓也增加了不少负担。

到了第二年，即建武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蛮夷率种人内属”。

不仅北方迁匈奴等部族的人到塞内，就连蜀川等地也开始迁徙蛮夷部落到内地了。

朝廷强大的时候，可以供养并有效地控制这些内迁的胡人。可是，等到灾荒发生，或者朝廷虚弱时，这些胡人就变成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到了东汉中后期，西部的羌乱频发，匈奴人也开始不安分起来，暴乱不断，成了一大边患。

好在，当时的东汉朝廷还是人才辈出，所以，并不惧怕。

特别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董卓、马腾、曹操、孙权、诸葛亮等人，都是平定胡人叛乱的小能手。特别是曹操，将匈奴、乌桓、鲜卑等部打得是满地找牙，不服都不行。

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国，也都会招募胡人加入自己的军队作战，也会大量迁徙胡人到内地，补充因为战乱而大量丧失的人口。

魏帝曹奂就曾在诏书中说迁移到内地的胡人，“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据一些资料显示，当时关中的人口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胡人。可见，当时的胡人内迁是大势所趋，也是被当时的朝廷所允许的。

可是，偏偏遇到了“聪明绝顶”的司马懿家族，事情就开始变得复杂了。

司马炎篡魏自立之后，选了一个“傻皇帝”司马衷继任。司马衷有点智商不足，可是，他的叔伯、兄弟、子侄，却个个都是人精。司马衷还有一个暴戾、贪权的“丑皇后”贾南风，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

西晋势弱于内乱，迁徙到内地的胡人看准机会，开始作乱，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大幕。

从304年冬天，氐人首领李雄占据成都，自称“成都王”开始，一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为止，北方的胡人足足折腾了长达135年之久。

期间，北方的割据政权，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多达60余个。而北方的汉人，则差点遭到了灭种之灾。

五胡乱华时期，胡人开创了以人肉当军粮的先河，作战不带军粮，而是以人为食，并且将之变成了常态。那些被杀死的敌军士兵，被称为“熟食”。

将领激励战士英勇作战时的口号，都变成了，早上奋勇作战，晚上就有肉吃。

五胡乱华时期，屠城也是常事，一次屠杀数十万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胡人不仅屠杀汉人，胡人之间也是互相攻伐、残杀。再加上当时天灾连连，天灾加人祸，最后，北方的士族大家是“十不存一”，而汉人也仅剩不足400万人。

“五胡乱华”，成了华夏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那这件事应该怪罪在东汉光武帝刘秀头上么？

在管理学上，有一个论题，就是“人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答案其实也并不复杂，管理的好，让每个人都去劳动，都能产生价值，那人就是资产；反之，则是负债。

实际上，胡人不管是在刘秀时期，还是三国战乱时期，都为华夏政权所用，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时候，这些内迁的胡人，其实是不可多得的一笔资产。

之所以后来发生了“五胡乱华”的惨剧，是因为司马懿的后人实在是太“能干”了。司马氏把司马氏自己给打残了，再也无法有效管控内迁的胡人，这才导致了“五胡乱华”的大乱世。

我们了解了事件的梗概，就不难判断出来，刘秀当然不是华夏的历史罪人。

真要找出责任人的话，那也应该是司马懿家族才对。司马懿家族，才是华夏的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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