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王朝,当国家安定、百姓安居无忧,被称为“盛世”;而当国家历经变故、内乱或外患,最终得以扭转局面,则被称为“中兴”。盛世不多言,这里着重探讨中兴。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中兴并非常见,却也有着一些著名的例子,如夏代的“少康中兴”、汉代的“光武中兴”、宋代的“高宗中兴”等。就清代而言,“同治中兴”被认为有一定的评价。然而,这个“同治中兴”与同治皇帝似乎毫无关联。在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共同掌握清王朝最高权力,尽管暂时度过了皇位与权力的危机,但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依然严峻。因此,清统治者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构成了“同治中兴”的基本内容。
首先,他们重用了汉族地方督抚,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反抗力量。曾国藩、胡林翼等汉族官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掌握着湘军、淮军等军队的节制权。这在清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支联合军队的指挥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于同治三年(1864年)失陷,太平军余部及捻军也于同治八年(1869年)被平定。这一系列行动使得清王朝恢复了在全国的统治。 其次,在对外问题上,清政府开始从自我封闭转向开放,对外国的态度也由抵抗逐渐演变为有限度的沟通。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统治者对外国人充满了鄙夷、怀疑和惊惧。然而,英法联军在占据北京后,与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取得了侵略特权和赔款后很快撤兵。这一变化出乎清政府的意料,部分上层贵族对外国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恭亲王奕成为这一思想变化的代表人物,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表示,自英法订约以来,这些外夷遵守条约,撤兵南返,对大清朝并无恶意。这一变化促使清政府逐渐放弃封闭政策,与外国建立更多联系,甚至在同治十二年(1873)接见了外国使节。 第三,清政府启动了洋务运动,推动近代化的军事和工业事业。兴办了现代海军、修建铁路、架设电线、创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国力。这一系列变革,加上同治至光绪中未爆发大规模外国军事侵略战争,使得清政权相对稳固,一些人称其为“同治中兴”或“同光中兴”。 然而,客观地看,“同治中兴”虽取得一些成就,但清王朝并未真正强盛。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清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这段历史,虽然被誉为“同治中兴”,却并未真正迎来兴盛。这使我们思考,历史的真相往往复杂多变,单一的标签难以完全揭示历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