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提出10项改革措施的庆历新政，为何不到2年，便走向失败？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这是范仲淹在庆历六年，也就是1046年写下的《岳阳楼记》中的开头。不难看出，刚刚经历庆历新政失败的范仲淹，对远在巴陵郡的滕子京流露出深深的羡慕。或者说他也在反思，为什么滕子京能将巴陵郡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他面向全国的庆历新政，却仅仅只能进行3年？

宋朝的财政制度从一开始就有问题，毕竟赵匡胤是通过黄袍加身当上的皇帝的，他也担心哪一天手下的文臣武将们也按照他的剧本发动一场兵变。

更为尴尬的是，他是通过和平禅让的方式获得权力，不仅将前朝的所有问题都继承下来，还必须安抚那些支持他的人，这让赵匡胤根本不能使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彻底掌控权力。

为此，赵普为赵匡胤提出了三点建议：政治上夺其权，军事上收其兵，财政上制其钱。

政治上夺其权，就是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上加上许多监管措施。就比如说，原本这个人是管10件事情，现在赵匡胤去找3个人分别来负责这10件事情，并且这3个人之间还可以相互监督相互牵制。

就比如说宰相一职。原本的宰相是什么事都管，但是在宋朝，还设立参知政事（副宰相），有什么事都得经过他俩的同意才能通过。

除此之外，关于军事方面的权力，宋朝时期分给了枢密院。也就是说有军事上的问题，就需要宰相、参知政事、枢密院的共同同意。

那如果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呢？也一样，宰相、参知政事得去把三司使（计相）找来商量。

除此之外，还设立了各级部门负责军队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再加上宋朝实行募兵制（只管打仗不管其他），因此宋朝每年的军费，都是一笔大开销。

财政上制其钱，宋朝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要求地方官员不能参与财政问题，而是从中央派出大量官员下去负责地方财政问题。这么一来，地方失去了财政权力，没有钱，自然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

的确，赵匡胤的目的达到了，地方想要发生叛乱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但是，赵匡胤没有想到，这么做，反而会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

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即便用在国家身上，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基于赵普那三点建议下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久而久之宋朝财政面临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冗官和冗兵。

新增加了这么多部门，朝廷的各级官员数量自然也会得到大幅度增长，军官的数量也是如此。再加上宋朝实行募兵制，所需要的军饷远远高于唐朝的府兵制（有事打仗，没事种田）。

例如在宋真宗时期（公元997年—1022年在位），士兵数量为91.2万人，接受俸禄的官员、贵族有9785人，但到了宋仁宗宝元时期（公元1038年—1040年），士兵数量却达到125.9万人，接受俸禄的人员数量，竟也达到15443人。

而这，才过去不到20年啊。

1038年，西北的李元昊称帝，西夏和北宋的战争由此爆发。连年的战争，北宋不仅没有捞到好处，反而损兵折将，最终不得不签订合约，北宋每年向西夏输送7.2万两白银，15.3万匹绢，3万斤茶叶，这才令边境重归和平。

然后呢，已经签订澶渊之盟的辽国也借机趁火打劫，要求北宋岁供要每年增加白银10万两，绢10万匹。

一连串的事件让北宋的国库捉襟见肘，令宋仁宗不得不大幅度提高税率，加大税收。一时间北宋的民间经济受到巨大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都受到冲击。

在这种内忧外患又没钱的情况下，1043年，宋仁宗接见刚从前线回来担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富国强兵。

从皇宫中出来，范仲淹不禁感慨道，“皇帝是真的想要重用我了，但是朝廷积弊太深，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为此，范仲淹上书，写下《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10项改革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主要针对当时存在的4种现象：冗兵、冗官、冗费、行政效率低下。

针对冗兵问题，范仲淹提出“修武备”，就是实行府兵制，让军队一边训练一边种田，这样既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又能让军队自给自足，减少军费的开支。

2，冗官

针对冗官问题，范仲淹的核心思想是减少不合格官员数量，并改革官员选拔和考核体系。为此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

明黜陟，就是改革官员的选拔体制，从以往的熬资历，文臣3年身前一次，武将5年升迁一次，变成按照实际的成绩和能力选拔。

抑侥幸，便是减少官员的恩荫制度，改变以往一人为官，亲朋好友们也能当官，获得朝廷俸禄的制度。

精贡举，便是改变以往，科举考试过于注重诗词歌赋的情况。

择官长，便是谨慎的选择地方官，防止为祸民间。

均公田，便是给官员发放职分田，让官员们可以通过种田的方式获得额外收入，从而减少贪赃枉法的行为。

针对冗费，范仲淹提出厚农桑、减徭役，通过兴修水利、政策鼓励、减少税收等措施来鼓励农民。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徭役，合并朝廷机构，从而减轻百姓的负担。

4，行政效率低下

对此范仲淹提出推恩信、重命令，要求朝廷不的命令不要老是变来变去的，一旦命令下达，就应该用高效的执行力去执行到底。

这10项纲领上交到宋仁宗手上后，经过慎重考虑，除了“修武备”没有被采纳外，其他的都被下诏办理。从此，在范仲淹领导下的庆历新政拉开帷幕，北宋开始走向改革之路。

范仲淹的改革，并不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也不是为了干预民间经济。相反是为了减少朝廷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朝廷的财政支出，并减少朝廷的官员数量。

也正是如此，范仲淹的改革，自然而然的会触犯到既得利益者们的权益。

首先就是“抑侥幸”，这需要将那些依靠恩荫制度，依靠关系上台的人弄走，再按照严格的考核制度选拔一批真正有实力的人才上台。

首先，这些关系户们第一个就不答应。另外范仲淹也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选拔真正的人才。为此范仲淹上书，希望宋仁宗能将军事、财政、监管的权力交给他，这样就能更好的保证庆历新政的实行。

就这么的，范仲淹派出按察使出巡各地，督促地方执行改革，同时打击不为人们服务的官员。当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整个官僚阶层发现，不能再让范仲淹这么搞下去了。

改革一旦成功，他们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恩荫制度的改革，会让他们子孙后代不容易当官，赚钱的机会也会变少。在严格的考绩制度下，想要浑水摸鱼混日子也不容易了。

当范仲淹意识到整个官僚阶层都开始反抗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场改革是推行不下去的。并且他也知道宋仁宗的弱点，耳根子软。只要有一大群人天天在身边反对新政，最终宋仁宗就会停止改革。

也正是如此，1045年，边境传来警报，范仲淹便申请前往边境戎边，正好此时北宋和西夏、辽国的关系缓和，改革已经不那么的迫切，因此宋仁宗便任命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将他给打发走了。

这也就意味着，庆历新政的失败。

庆历新政的失败，无疑是十分可惜的。如果宋仁宗能以皇帝的名义坚决的推行下去，就不会有后来，令北宋伤筋动骨的王安石变法。

如果要分析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无非就两点，一是改革损害到既得利益者们的利益，二是宋仁宗的半途而废。

要知道，范仲淹的改革，是为了减少朝廷的财政支出，减少百姓的负担。虽然损害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是纵观历史，有哪一场改革，是没有损害到一批人的既得利益的呢？

如果非要询问范仲淹关于改革失败的心情，我想，1046年他写下的《岳阳楼记》，其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足以表明，范仲淹早已将个人成败看淡了，只求，

问心无愧。

参考：

《宋史范仲淹传》

《宋史食货志》

《宋史仁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