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1858年,大清王朝在积贫积弱中,又一次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这份条约并非单一文件,而是由《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四部分组成。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英法联军直捣天津,让垂死的清王朝不得不向列强低头。趁着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时机,沙俄和美国也毫不示弱,迫使清朝签下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朝的经济掠夺,使早已千疮百孔的清朝经济雪上加霜。尤其是《中美天津条约》,不仅承诺向美国开放通商口岸,更允许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西方文化渗透的闸门悄然开启。
就在这风雨飘摇的年代,1861年,一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名叫约翰·利文斯通·倪维思,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来到了蓬莱的登州。他并非普通的传教士,内心深处,他怀揣着对果树的热爱。几年后,他给饱经战乱,物资匮乏的大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味蕾体验,也是如今风靡全球的两种水果——苹果和大樱桃。 听闻此事,网络上便掀起了争论: 美国人把苹果带到中国?车厘子也是?这不可能吧! 许多人质疑,他们记忆中的苹果和樱桃早已融入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怎么可能是美国人带过来的呢? 那么,苹果和大樱桃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 美国的倪维思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人物? 细翻烟台当地的史料,一位不拘一格的传教士形象跃然纸上——他,就是那个将苹果和大樱桃带到中国的倪维思。 倪维思在美国,费尽心思收集了16个品种的苹果,包括早苹果、荷花鲜、发客仙等,这是当时中国人接触到的个头最大、品种最丰富的苹果,无疑引发了轰动。他还收集了12个葡萄品种和12个樱桃品种,这些舶来品犹如一颗颗闪耀的星辰,点亮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 在烟台毓璜顶,他建立了一座名为广兴果园,将这些珍稀品种悉心培育,并慷慨地分给当地的果农,由此点燃了当地水果产业发展的火种。盛极一时的烟台水果商人,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特意为他竖立了雕像,彰显着他为当地带来的福祉。 如今,广兴果园中仍保留着那些古老的苹果老树,以及一些早期引入的珍稀品种,这些生动的历史见证,用事实驳斥了任何关于虚构的质疑。尽管史料难免存在疏漏,但150多年光阴流逝,要完全颠覆其真实性,也无从谈起。那网上为何会有争论? 为什么会有不认可苹果、樱桃为倪维思带过来的声音呢? 这一切,源于一些网络文章对引种过程的描述不够严谨。我们常说的苹果,如果没有特别注明,通常指的是已经实现商业化种植的西洋苹果。 倪维思带到中国的,正是西洋苹果。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绵苹果,如河北彩苹果、海棠果等等。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洋苹果个头更大,远远超过中国绵苹果。 正因如此,一些文章直接将苹果与美国人联系起来,这既有一定道理,但却不够准确。 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樱桃的理解也就能迎刃而解。 樱桃也同样存在东西之分。中华小樱桃早已在我国种植了3000多年,甚至在《诗经》中也有关于樱桃的记载。而倪维思从美国引种的,则是欧洲甜樱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大樱桃或车厘子。它们的区别就像中国绵苹果和西洋苹果的区别一样——一个个头小,一个个头大。 换言之,中国原本就种植着苹果和樱桃,但没有西洋苹果和大樱桃。 这两种水果,便是倪维思带到中国的。 那些被我们频繁食用的苹果和大樱桃,其中很多都源自美国引种。 比如,广为人知的国光苹果,很多人以为是国内培育的品种,实际上并非如此。它起源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默斯特县的Caleb Ralls农场,英文名为Ralls JANET。 再如,如今颇受欢迎的花牛苹果,其中的花牛指代产区名称,而花牛苹果本身则是从美国引种的元帅系苹果,与市场上流行的美国蛇果属于同一品类。 在大樱桃领域,主流品种美早大樱桃以及布鲁克斯大樱桃同样源自美国。 回望历史,当航海文明蓬勃发展,各国之间互相引种农作物的现象屡见不鲜。美国也从中国引种了大量的李子树,用于改良西方的李子品种,新西兰也把我国的猕猴桃带到了那里…… 美国引种西洋苹果和大樱桃,又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何况,这本身就是美国人主动带过来的,更彰显了文化交流的价值。 愿人们在品尝着这些美味的水果时,也能回溯历史,铭记那些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人们。 (本文原创首发于今日头条果树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