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发动武装叛乱，被视为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也被视为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史称“安史之乱”，亦称“天宝之乱”。

谈及唐朝灭亡原因，军事上往往会谈及安史之乱、黄巢起义，政治上往往会谈及藩镇割据、宦官乱政、皇帝昏庸等，但实际上这些只是“表象”，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也就是说，不解决深层次的原因，唐朝不发生安史之乱，依然还会发生其他某某之乱等。

接下来，就简单谈一谈唐朝衰亡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唐朝土地政策崩溃

唐朝土地政策，延续的是北魏冯太后的均田制（包括永业田和口分田等，前者相当于现在的自留地，可传子孙），就是土地国有，朝廷将无主荒地按照人头分给农民，农民死后土地回归国有，再度进入分配池。

“均田制”想要延续下去，需要两个基本前提，即国家手上要有足够的土地、人口不能太多，但到唐玄宗时，两个基本前提出了问题。

其一，北魏时全国两百万户，唐玄宗时九百万户，人口暴涨数倍，即需要分地的人口暴涨数倍，导致耕地不够均分。

需要说明的是，唐朝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但很多荒地不具备农耕条件，比如水源问题，导致无法开垦，因此不能用今天耕地来衡量古代。同时，思考尧舜禹夏商周秦汉唐时的农耕问题，也需要考虑到当时的生产力。

其二，永业田暂且不谈，本质虽为国有，实际已经沦为私有，但唐代的口分田也可买卖，这就必然导致土地兼并，于是“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还有，北魏官吏受田上限才10多顷，但唐朝官吏受田150多顷，说到底掌握分配大权的官吏不会亏待自己。

此外，政府还有大量赐田（与永业田等一样，也可以买卖），赐给权贵的，同时唐朝还增加了僧尼、道士、女冠（女道士）和工商业者的受田，就是受田范围大幅度增加。由此，导致唐朝国家可以分配的农田越来越少。

一方面需要受田的人口越来越多（均田制本身制造了人口繁荣），一方面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可以受田的范围越来越大（佛道方面人士，往往更优先获得受田，甚至是足额、超额获得更优良的农田），于是均田制必然就会走向崩溃。

其次，唐朝税收政策崩溃

对于唐朝来说，土地政策是真正的国本，因为将地分给农民，农民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中之一就是税赋。唐朝农民需要承担租庸调，其中“租”是交粮食，“庸”是出劳役，“调”是交布帛等土特产。

由于唐朝税收目标是“丁”，不是“田”，因此编户之民，哪怕没有一块地的编户之民，都要缴纳相应税赋。但问题是，土地大规模兼并后，农民没有耕地，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耕地，如何有钱缴纳税赋？

于是，农民开始大逃亡，有些进入寺庙道观，有些进入大户为奴为佃，有些落草为寇，反正想办法跳出国家户籍。唐德宗时，唐朝在册户数，由巅峰时的九百万户降至180万户，显然是除了战乱损失之外，更有大量农民逃亡。

对于朝廷来说，为了完成纳税指标，于是就搞摊派，就是“摊逃”，逃亡之人的税赋，就由没有逃不掉的人来承担。没有逃掉的人税赋越来越重，恶性循环，促使更多的人想要逃亡。最终，唐朝租庸调政策崩溃。

780年，唐德宗改革税收政策，采取了“两税法”，开始“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就是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关于两税法，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因为唐朝公开认可土地合法买卖，进一步加剧土地集中，导致百姓生存更加困难等。

第三，唐朝征兵制度崩溃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装备和马匹需要自备，义务当兵，国家军费压力相对较小，但当均田制崩溃后，建立在其上的府兵制自然也就崩溃。比如，除了大量农民逃亡导致兵源枯竭，逃不掉的又没钱，根本无法武装自己，导致战斗力堪忧，于是府兵制也就必然走向崩溃。

不过，府兵制的崩溃，还有一个历史原因。

590年，隋朝实现大一统后，隋文帝诏令“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即府兵原本是职业军人，征集面向中等以上家庭，每三个男丁选一人，免除其赋税，不纳入地方户籍管理，兵民分离，但隋文帝以法令承认了兵民合一，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唐朝时延续了这一政策。

从职业军人转变为兼职军人，府兵的战斗力就容易出问题，均田制可以严格执行的年代，府兵战斗力还能保证，但当均田制崩溃后，府兵自身分不到什么田，如何承担昂贵的装备、训练和生活成本？因此，隋唐府兵的兵农合一，早已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总之，均田制的崩溃，叠加兵农合一，到唐玄宗时府兵制崩溃，不得已之下唐朝用募兵制取代府兵制。737年，开元二十五年，朝廷正式下诏让“健儿”长期驻守边军，募兵制开始取代了府兵制；749年，安史之乱前，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朝全面募兵制，府兵制彻底崩溃。

最后，搞清楚唐朝衰亡的根本原因，也就明白为什么说安史之乱必然会爆发。

府兵制下，朝廷军费压力较小，因为大量装备由府兵自身承担了；但募兵制下，朝廷军费压力就极速飙升，于是迫不得已之下，唐玄宗开始设节度使，让让节度使自己筹钱养兵。唐玄宗天宝年间增至10藩镇，即河西、范阳、陇右、剑南、安西、朔方、河东、北庭、平卢、岭南。

旧唐书记载“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就是财税被节度使截留，朝廷所得无几。

当然，唐朝一开始不是彻底放权，也出台政策限制节度使的权力，比如度支使、营田使、转运使、处置使（对官员任免、启用影响很大），以及行使监察职责的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等等之类都是朝廷掌握。

但为了便于节度使抗击外敌，以及朝廷缺钱缺粮缺兵等，不得不逐渐放权。最终，节度使掌握军队指挥权、财政征收权、地方行政权，三权合一，节度使变成实质上的诸侯王。其中，安禄山善于经营，向上管理能力较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成为最强的诸侯王。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就没有诸侯不叛乱的，安禄山成为最强诸侯王后，又怎能不叛乱？不叛乱，朝廷缓过神来也会削藩。因此，当节度使成为实权诸侯时，内部权力争夺战争就不可避免，不是安史之乱，就是其他某某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