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花生自明代传入中国后，开启其新的文化历程。花生与饮食、医药、民俗等面向的融合，实际是其融入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进程，同时也是美洲作物“生命史”重构的过程。阐释花生在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角色与功能，既有助于唤醒公众对传统中国农业文化的记忆，亦能呈现日常物产塑造文明价值的力量。

[关键词]花生；日常生活；物质文化；舶来品；明代以降

回顾百年作物史研究脉络，丁颖、万国鼎、王毓瑚、辛树帜、石声汉、梁家勉等农史前贤的长期耕耘，取得了诸多颇具份量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在现代理论范式和学科分野的影响下，作物史研究成为科技史与历史学共同关切的学术领域，“域外作物引种与中国本土化”课题涌现出一批新的学术成果。目前学界对玉米、番薯、辣椒、马铃薯、南瓜、烟草、陆地棉、番茄等美洲作物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与考察。然依笔者所见，当前研究多侧重域外作物在华的传播、流布史，与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研究缺乏系统关联，作物史研究面临研究转向的问题。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为推动新作物史研究，很有必要将作物史研究与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研究结合，以此推动新的学术增长点。

花生为明末传入中国的油料作物，晚清开始成为重要经济作物。然而，当前学界尚无专门系统考察花生进入民众日常生活历史过程的学术成果，已有研究多集中于花生的释名、起源、传播以及商品化进程，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行文角度相对缺乏新意，未能完整呈现中国花生史的多元面相。这一状况已有学者注意，朱宏斌曾指出“域外经济作物的引进及其本土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是多注重对域外经济作物引种的考证，对其引种之后如何融入中国社会生活之中，则较少过问。二是研究域外经济作物种植技术和加工技术的较少……域外经济作物文化的研究多在文学领域，对域外经济作物的医学价值集中在中医领域。”为了“消化”目前中国花生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借鉴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范式，以微观之物花生作为切入点，试图探讨明代以来民众在传统日常生活中如何消费花生，以及由其衍生的饮食、医药与民俗等文化变迁，进而展现十七世纪以来长时段历史中日常之物与文明建构的关系。

一、食之有味:花生的饮馔书写

明朝末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对中国的饮食观察，为我们呈现出生动的历史现场图景:

他们每天不是请客就是赴请……什么事都要在餐桌上谈论，手擎酒杯，从吃喝玩乐到宗教道德，无所不谈。他们除了请人吃喝以外，无法表达自己的热情……宴会从头到尾，主要也都是在饮酒，虽然酒杯很小……最后也要比我们的健饮者喝得多；他们更重视的是菜品的丰富，满桌尽是碗碟，但通常相当小，每餐都有鱼肉……碟子甚至会放上两三层，像一座高高的城堡；街上常见烂醉之人倒在地上，醉话连篇，丑态百出……酗酒的不只是平民百姓，官员之中也时有发生……他们喝的醉醺醺地坐在敞开的轿子里，大家都能看见。

从利玛窦的观察来看，明末华夏大地的某些饮食习惯并未体现出“历史的沧桑”，反而经久不衰。这里并非指摘中华饮食文化的缺点，而是意图再次重申张光直关于古代饮食文化的观点:“饮食不仅是一个生物化学过程，更是一种文化过程。”

花生自传入中国后，迅速成为日常餐桌上的食料之一，从最初的炒食、水煮，至民国时发展出口味多样的种类。明末才子方以智最早论述花生成为日常的食品:“入釜炒之，则内熟而不焦，其香如松子。”清初叶梦珠记述了一种沙炒花生的方法:“采荚去壳，用沙微炒，以色淡黄为度，则味松而香，可充笾实。”四川绵阳人李化楠（1713-1769）则介绍了一种腌制花生法:“将落花生连壳下锅，用水煑熟，下盐再煑一二滚，连汁装入缸盆内，三四天可吃。用水煑熟，捞干弃水，腌入盐菜卤内，亦三四天可吃。将落花生同菜卤一齐下锅煑熟，连卤装入缸盆，登时可吃。若要出门，捞干包带作路菜不坏。”至清末民初，杭州人徐珂（1869-1928）辑录的《清稗类钞·饮食类》呈现了花生在各地饮食格局中的多项用途，比如在京师酒席上，“佐酒者，则备干落花生、核桃、煮咸栗肉、榛仁、蜜枣、山查、鸭蛋、酥鱼、兔脯等。”福建酒肆中有一种招牌菜—猪肚花生汤，“闽人重视落花生，不若他处之仅视为下酒之果物也。筵宴时，每与猪肚同荐，曰清汤花生猪肚，谓为极有补益之品。意谓猪肚为猪全身最佳之品，花生佐之，大益脾胃也。”另外，花生还可与多种食材相互搭配烹制美食，作为重要辅料被运用于各式菜肴之中，如“宫保鸡丁”等。

花生走上百姓餐桌之后，成为文人描述地方饮食文化的重要对象。乾隆时期，浙江余姚人陆达履常以当地花生等物产为题材作诗，其诗作集成《剡湖竹枝词》描画农人之艰辛:“年来地利遍山城，藤蔓芊绵雨乍晴。豇绿豆馀添别种，番茹闲及落花生。”云南蒙自人陆应谷(1804-1857)的诗词清峭劲直，咏物之作亦不板实，一首《食落花生》将花生的食用功能与自身的人生经历结合，托物言志:“自为边城守，新尝风味嘉。无殊蜜渍鼠，讵异厨庖蛙。我居古目则，此物满篝车。吴鲙终思鲤，潮羮欲蟆。异乡且饱食，以沁老齿牙。”清末台湾医师陈金波的《落花生》一诗反映了花生是台湾同胞喜爱的零食，更是佐酒饮茗的良伴。诗曰:“长生佳果出扶桑，移向中原有几乡。遍地如茵披叶绿，满园若蝶吐花黄。成油且待添霳盏，作膳犹堪佐酒觞。我爱秋深收荚日，吃来齿颊永留香。”

民国时期花生食品的做法更加精细化，在地域上又呈现南北差异。近代戏剧理论家、历史学家河北高阳人齐如山对华北地区花生食品的各种做法有较为细致的观察，其认为华北的花生除榨油外，还可加工做成花生蘸、炸花生、咸花生、咸酥花生、炒花生、花生糖、花生酱、花生酥、花生泥、煮花生，并对每一种花生食品制作以及与民众生活的关联有详细解读:

花生蘸。花生去皮炒熟，把糖熬好，再把花生倾入，搅匀即妥，香甜酥腻，为糖果中之妙品。

炸花生。花生仁入冷水浸之，发开后，去皮再晾干，入沸油炸熟，略撒盐即妥，亦极香酥……必须先入水发开，晾干再炸，方能酥脆，若干着便炸，虽亦可食，但较硬不酥。

咸花生。入水加盐、花椒煮熟即妥。此乃小儿食品，贫寒人家亦常以此下酒，到年节消项尤大，也可以说人人都要吃一些。分两种，一种是连皮煮，名曰咸花生，一是去皮煮，名曰咸花生仁。

咸酥花生。亦曰五香花生。把煮熟之花生，晾干再炒酥便妥，亦颇甘香酥脆，有皮者曰咸酥花生，无皮者曰咸酥花生仁，但是说五香花生仁。亦是极普通的糖果，点心铺中无不售此，乡间小贩亦皆带卖，北平则有专门售此之小贩，足见他消项之大，否则不会有专售者。

炒花生。花生加沙土炒熟。所以加沙土者，因为若光炒，则有糊者，有生者，颜色不够漂亮；加土合炒，则无糊处，颜色都是白的。这种更为普通，到了冬天，乡间各处都有售者，人人都要吃一些。

花生糖。把糖熬好，花生仁炒熟去皮，趁热倾入糖内，搅匀即出勺，压平切成块便妥。亦极香甜酥脆，乃极普通之食品，糖果铺都带售此，乡间卖糖之小贩亦无不售此，可以说是小儿的专食品，然待客亦多备此，年节更是少不了的物品。

花生酱。炒熟磨烂，不使出油，即名曰花生酱，加糖加盐都可，味亦很美。其情形用处，大致与芝麻酱相等，但相传芝麻酱多食易生痰，或较难消化，所以西洋人多食花生酱，无吃芝麻酱者；中国人因芝麻酱香味较浓，仍比花生酱，较为爱吃。

此外吃法尚多，如花生酥、花生泥、煮花生等。

南方地区花生食品的做法亦有数种。譬如上海有卤壳花生，将带壳花生用菜卤烧，其味颇鲜；油汆果肉，剥去其壳，以油汆之，和之盐末。花生糖，较炒熟落花生肉，磨之成粉，和以豆沙白糖玫瑰等物，以各式之模型，其味颇香，年长者可食，有牛奶花生糖、菱角形花生糖、方块花生糖、花生糖条、花生软糖等约百种以上形式；油炸花生米，洒上盐末，除茶食外，下酒最佳。此外还有以花生为主要或次要原料而炼制的食品，如鱼皮花生、花生酥、花生糕、花生粉等。

苏州称花生米为果肉，“油里氽的叫油氽果肉，盐水炒的叫盐水果肉，吃酒吃粥，都是合宜；糖花生的种类很多，糖长生果、果球糖、糖果肉、鱼皮花生等。改良有咖啡花生、可可花生、白塔花生等名菜，种类之多非其他杂食所及。”成都的男女老少亦喜好花生，有竹枝词曰:“炒和晴沙香满城，蜀中佳果落花生。宜茶宜酒宜羮味，莫作灯油点不明。”

由此观之，花生自传入后逐渐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还丰富并影响了民众的饮食方式与生活习惯。实际上，花生刚刚传入推广之时，常被当做罕见的精制食物。随着花生作为日常食品融入民众生活，到民国时期完全成为一种平民食品，赵朴初曾言:“食此者，无阶级之可言，茶余酒际，莫不以此相响。”不论是大型商圈、普通商店，还是移动挑夫都有售卖，上海川沙“花生糖等名目繁多，有设肆出售者，有荷担流售者”。北平摆摊和串胡同卖花生的商贩为兜售花生，常常有极好听的吆喝声。现代文史学家张恨水对北平小贩的吆唤声印象深刻:“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唤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唤声，复杂而谐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虽然这里面有部分是极简单的。”花生贩商吆喝的是:“抓落花生咧!脆瓤儿的落花生!脆瓤儿的落花生哎，芝麻酱的一个味儿哎，仁小的半空儿多给。”

与此同时，一些厂商因其花生食品制作精良、味道鲜美而大受欢迎。如重庆磁器口特产椒盐五香花生，因其又香又脆、包装精美、价格便宜，远销上海、汉口。上海生和隆花生油厂等商家甚至为维护自身所销花生商品权益，向政府申请商标保护。

此外，花生在被百姓食用的文化过程中还扮演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媒介角色。前引叶梦珠指出:“万寿果宾筵往往用之”。乾隆时期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叙述道:“（花生）以充包苴（红包），则纸裹而加红签。以陪燕席，则豆堆（花生堆满盘中）而砌白贝。寻常杯杓，必资花生。故自朝市至夜市，烂然星陈。”李调元将花生作为礼物赠送给朝鲜友人，发出感叹:“淡云微雨旧诗情，萧瑟輶轩万里行。燕邸何人谈竟夕，满盘愁对落花生。”清末诸生杨翰芳（1883-1940）为答谢好友张俌卿，作诗《谢张俌卿贻落花生》，以倾诉对彼情感:“张君见馈落花生，将谓我气染野僧。嗟我固非学佛子，莹然玉粒胜羊豕。君家素贫我所怜，今乃怜我费买此。”

无独有偶，花生不仅是寻常百姓招待亲朋宾客之品，亦是外国友人来访的必备食品之一。1875年3月22日，日本武士上田休在上海与朋友聚会，花生就是主人招待的食料之一。鲁迅在家会见外宾时，也用花生招待，虽自嘲是不愿分享好吃的“花生政策”，实际上体现的是花生物美价廉:“午后，密斯高来，适值无点心，只得将保藏的柿霜糖装在碟子里拿出去。我时常有点心，有客来便请他吃点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视同仁，但密斯得有时候委实厉害，往往吃的很彻底，一个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须出去买了。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变方针，有万不得已时，则以落花生代之。这一著很有效，总是吃得不多，既然吃的不多，我便开始敦劝了，有时竟劝得怕吃花生如织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

在私人领域之外的公共空间，如戏园、茶馆、餐馆等人口稠密场所，花生亦是必备干果货之一，供人消遣。清末刘鹗《老残游记》第二回（历山山下古帝遗踪，明湖湖边美人绝调）载道:“（老残进入明湖居，戏剧即将开始表演）这时满园子里的人，谈心的谈心，说笑的说笑，卖瓜子、落花生、山里红、核桃仁的高声喊叫着卖，满园子里听来都是人声。”这就说明，花生已经成为公共空间内维系社会关系的食品之一。这样的情形，在老舍的《茶馆》中亦能找到。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汽车、火车或校园等公共场所的另一种面相是，因花生有害卫生，食用则会被认为是不道德之举，或直接明文禁止出售。

二、养生保健:花生的医药价值

从历史时空的延展历程来看，“药食同源”一直是中华传统饮食与医药的信条。有学者认为:“从古代到近现代，对于药物的认定范畴不断地扩张，使得许多日常食物也进入了本草书籍，取得了药物的地位，成为日常养生、饮食保健必须注意的细节。”花生同样遵循这一脉络，自明代传入后随着人们对其各方面性状认知的不断加深，花生成为日常养生保健的重要原料。

一方面是花生医药知识的阐释与总结。江苏常州人李熙和于1693年辑成综合性医书《医经允中》，在其眼中:“落花生甘、温、无毒，辛能润肺，香能舒脾。”浙江名医吴仪洛（1704-1766）的《本草从新》告诉读者:“落花生，辛甘而香(此因其清能上焦，散风热)，润肺补脾，和平可贵。”浙江钱塘人赵学敏（1719-1805）于乾隆三十年（1765）撰成《本草纲目拾遗》，此书广泛搜集本草文本与饮食历史文献，书中记述道:“落花生，久服多男（此盖煮食清肺，肺清则贤水旺也）”，又征引《药性考》云:“生研用下痰（此即煮食，燥痰之理），炒熟用开胃、醒脾、滑肠。干嗽者宜餐，滋燥润火（炒食滑肠之理，等于吐湿痰，湿痰不从上吐，即从下泄，与半夏通大便之理同也。干嗽、乃痰之不易吐出者，未此能吐之。滋燥润火，当属煮食）。”同期江西丰城人徐文弼结合其亲身经验写成气功养生名著《寿世传真》，该书被称为是延年却病、养生保健之佳作。徐氏认为:“落花生，性平，宜脾肺，香能舒脾，色白入肺。”嘉庆举人黄宫绣通过删节编纂《本草纲目》而成《本草求真》，书中云:“花生专入脾、肺，味甘而辛，体润气香，性平无毒。然云炒食无害，论亦未周。盖此气味虽纯，既不等于胡桃肉之热，复不类乌芋、菱角之凉，食则清香可爱，适口助茗，最为得宜。第此体润质滑，施于体燥坚实则可，施于体寒湿滞，中气不运，恣啖不休，保无害脾滑肠之弊乎，仍当从其体气以为辨别，则得之矣。”至19世纪，浙江名医海宁人王士雄（1806-1867年）在撰写营养学名著《随息居饮食谱》时就说:“落花生煮食甘平、润肺、解毒、化痰。炒食甘温、养胃、调气、耐饥。”此外，人们也注意到了花生的服食宜忌:忌油者不宜食，反能致嗽；饮食难消运者宜之，多食治翻胃。然其性能动火生痰，常人只宜少吃；凡被马踢伤者，忌服花生，服之疮愈增痛。有火者宜煮食，食之过多，是以不见其健脾化浊之能，反有生痰助火之弊。

根据上述文献的记载及注解可知，花生不仅是一种美味佳果，还是一味食疗良药，其种仁、种衣、种壳，与经提炼的花生油均可入药。而且花生还具有开胃、健脾、润肺、解毒、祛痰、清喉、补气、止咳、降压、抗衰、润肤等功效。炒食则可甘温、养胃、调气、耐饥。

另一方面，花生也成为重要的医疗养生实践药物。康熙年间福建漳州人蔡衍鎤（1661-?）在其《操斋集》中写道:“亦花亦叶信缤纷，何期入地成琼果。越嚼越香多意味，只怕填喉化火炎。”需要注意“填喉化火炎”内容，此条记载是笔者所查花生用于医疗的最早记载。到乾隆时期，花生已被应用于日常养生与医疗之中。《本草纲目拾遗》将花生在医疗上的功用讲得十分清楚:

其一为清肺。花生有入脾和胃之功，又能通肺气。有人酷嗜此物，后患软瘫。此人不解炒食温肺开胃吐湿之真理，始曰滋燥润火，继曰熏火生痰，认理不真，即易犯自相予矛盾之苦，软滩之理，由于肺由温而热痿。炒食则温肺，煮食则清肺，一致足疾，一足愈疾，其相反有如斯。

其二为止痰。人云服之生痰，有一大家妇咳嗽痰多，医束手不治，经人劝服花生，每日食二、三两，渐觉稀少，不半年，服花生二十余斤，咳嗽与痰喘皆除。

其三为去咳。花生本有涤痰之功，予家凡患咳嗽，止用生花生去壳膜，取净肉冲汤服，咳嗽自安，岂非化痰之功，善于瓜蒌、贝母。世俗以火炒食，反能生痰。此为煮食清肺化痰润燥散邪之明证，咳嗽痰多且喘。则上焦有燥痰而肺不清可知，故服至半年，沉疴尽去也。

其四为治四日两头疟（即三阴疟）。有人曾患此，诸方莫疗，经教服炒熟花生，每日食一、二两，不半月而愈。

清末咸丰进士湖北荆州人黄云鹄（1819-1898）于光绪七年（1881）汇集《粥谱》，书中提及蜀中家庭常熬花生粥，用以润肺、止嗽、悦脾以及除湿气等。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中也有叙述:“差不多一个钟头的时间，花生羹煮好了，这花生几乎溶化在嘴里，这汤汁浓厚而带有黏性，是滋顺喉咙的妙品。花生羹和杏仁汤非但滋补而且对于咳嗽和喉音沙哑都有益处。”

迨至民国，随着医学、营养学、饮食学的发展，人们对花生的医疗功用有了更科学的认知。黄劳逸从古籍《药性考》中“（花生）生研用下痰（化痰），炒熟用开胃醒脾滑肠。干嗽者宜餐，滋燥润火”的记载入手，证明花生为平民补剂，诚非过甚其词，他还介绍了有关花生的诸多现代医疗知识:食花生以祛痰，实为营养疗法之一。炒后则会使花生所含之挥发油及脂肪，有多少之放散，故食之能促进胃俯之分泌，以增进消化。油类果有润肠之功，但花生所含之油脂，能游离者甚鲜。故食大量炒花生而致滑肠者，非因其所含油脂之润肠，实由于不易消化而起之下痢。干咳者，肺病之一种症状，尤为肺结核初期之特征。花生脂肪中，含钾生活素甚丰，此素能促进动物体之生长，与脂肪之新陈代谢有密切关系。缺乏钾生活素时，对于一切病之抵抗力俱见薄弱……研究者尝用花生治愈不能服鱼肝油肺结核之女子。

花生还被用于治疗日常生活中的基础疾病。如治黄肿，“花生性辛香，能行气，故凡阳气不运，水湿停留，致成黄肿之症者，可多食落花生，至两斤之多，则愈。因花生既能行气，又能燥湿，且其质油润能补脾润肺。脾足则湿自健运，肺足则水气自行”。另如治脚气病，“除急应改食未经春碾过度之糙米外，平日又应多食落花生、碗豆、新鲜蔬菜及橘子汁等，以增加体内营养素”。再如治耳疳，“用花生煮熟、加盐，连汤服下，可治耳疳久不愈，盖因其有清散风热之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社会末期民众已经厘清了花生同食相忌的问题。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康熙《花县志》是现存最早记载花生与瓜类不宜同食的文献，该志载:“落花生，同黄瓜食杀人。”《本草纲目拾遗》对此进行了初步辨识:“落花生，不可与黄熟瓜同吃，吃则立死。黄熟瓜即香瓜，非长而白色可以腌吃之黄瓜也，始知俗传之误。”到民国时期，“黄瓜和落花生不可同吃”的知识常见于新闻报刊。有学者曾在杂志上极力科普相关知识，“所忌过服炒食（花生），使肺由温而燥，致肺叶不举，因而足萎耳，不可与甜香瓜同食者。因甜香瓜之性，寒而生湿痰，与长生果适成反例，故同食虽不杀人，亦必大伤肺胃之气。若肺胃去虚之人，未有不殆者，倘误中此毒，可急服甜香瓜蒂以吐之。”

三、符号象征:花生的民俗意涵

花生在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承载着多重角色，而事物本身具备的物质属性意味着它们不只是单纯的符号。物的物质性是其穿越社会和符号领域流动的一个条件。倘若跳出日常认知视角，以他者视野重新审视花生背后的文化内涵，就会发现它并非仅仅是日用食品与药物，实际上还铭刻了某种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

花生自明代传入中国后，被广泛应用于民俗礼仪。民俗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从出生、长大、结婚、生子到离开这个世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几乎都有一些约定成俗的习惯或规则。花生因其特有的物性而被赋予了丰富的民俗意象。这也说明在历史的长河中，花生与民俗的关系随着人们生活环境和社会的互动而改变。二者之间的关联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和创造空间。花生与民俗节令相关的文化寓意，主要应用于婚庆场合及年节活动等。

在中国的传统婚礼习俗中，因花生有蔓延和不断成长的特性，被赋予生命繁殖、生生不息、多子之意，所以花生按中国传统以谐音寓意的方法，即希望男男女女差花着生，男女都要有的意思。在婚礼过程的诸多环节中，为讨好兆头，花生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邻近婚礼时，由男方备首饰，米面鱼肉及谐音吉利的花生、栗子之物送至女方。到结婚时，结婚礼品篮筐中会装有水果、干果，如“枣儿栗子，代表早儿立子。花生代表先生子，后生女或子女双生。柿子表示事事如意。苹果，表示平平安安。藕，则表示藕断丝连之意。”并且在嫁妆的嫁被里也会放满花生、豆子、红枣、柏子等东西。同时，为保佑子孙万代多福多寿，陪嫁时还备有子孙桶，会在桶里面放长生果，节数越多越好，寓意长生不老和多子多福，须专门由娘家兄弟在新娘进门之前拎进洞房。

当婚礼仪式结束后，新人入房并立（或坐）床前，会有人拿枣子、栗子、莲子、花生之类果品向床中撒去，撒者往往随撒随唱，歌词即为多生贵子之类的吉语。北平新人结婚还需守灯，守灯前，请妇女为新婚夫妇铺炕焐被。焐被时要在四个被角内放上枣、栗子、花生、核桃等干鲜果品，被子焐好后，喊一声“进来吧”，等在门外的孩子们拥进屋，上炕，掀开被子抢果品。按其谐音，寄寓着早立子（枣、栗子），有儿有女、花花搭搭生（花生），和和美美白头偕老的良好祝愿。也有结婚时把花生染成红色，放在枕头底下、被子里、衣服里，甚至撒在院子里。除了花生，还要放红枣、桂圆、莲子（或栗子），取其谐音“早生贵子”之意，又借着“花生”之名，取“花”着“生”的意思，表达对新人们能男女“花着生”的祝福。普通乡民甚至有讨花生有儿女双全、子孙绵长的寓意，特意打造“花生长命锁”。

此外，花生又称长生果，寓意“长生不老”。花生既为吉祥之果，因此在岁时节令时必不可少。据清代《燕京岁时记》记载，花生为制作腊八粥主要原料之一。另外，在传统春节阖家欢聚一堂的日子，花生、瓜子是必备的年货，有诗云:“新服衣冠拜岁人，落花生剥共瓜仁。小糐爱食脂油馅，莫惹儿童骂恶宾。”每年正月十五的北平，“凡通衢委巷，灯光星布珠屏，皎如白昼，喧闹徹旦，人家铺肆，筵乐歌吹，市食则蜜食糖果，花生瓜子，诸品果蓏。”在河北、河南等华北平原地区，有“正月十六看太太”的风俗。如河北威县的风俗:“十六日，各乡士女争来县治，登城游眺，名曰走百病，妇女多进县公署，瞻望知事夫人，知事夫人每盛装，预备柿饼、核桃、落花生等物品，投妇女前，群多取之。大欢笑去，俗名看太太。”

传统时代形成与花生有关的民俗与风尚承袭至今。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演绎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例如在广东潮汕，因花生有吉利的象征，在当地岁时节令、婚姻、添丁等民俗中应用甚广，农历正月初一、正月初四、二月初一、四月初八、六月初六、七月初七、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七日、十月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四等日子，花生被赋予不同的民俗意涵。此外，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时发现，花生在某些地区被视为女人在作伴团体中的“作玩”活动传递情义的民俗意象。

四、余论

通过利用历代农书、食谱、本草、养生、日记、方志、通俗小说、现代报刊等，梳理明代以来花生与传统日常生活中饮食、医药、民俗等文化面向的融合，证实花生在传统社会末期已成为普及的日常物产。花生在中国的引进、传播与本土化不仅仅局限于引发土地利用、耕作制度、市场贸易等层面的变动，还推动了饮食习惯、医药卫生、民间风俗、人口行为的变动。在日常生活领域，花生对饮食文化的影响实际透露出民众对于各类食材的接纳；随着药用价值被逐步发掘，花生成为医疗实践中的重要原料；与花生相关的民间风俗，其根本性质在于花生被赋予的象征意义。

从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花生这一“舶来品”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后，其生命密码也被重新建构，它在客位文化中被“去陌生化”（de-familiarized），逐步被纳入传统中国农业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

总之，花生与传统中国饮食、医药、民俗等多重面向的融合，实际上是其融入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例域外农作物“生命史”重构的过程，这些特征可以作为同一时期美洲作物纳入本土文化过程的一般性解释。传统中国日常之物与文明建构的关系，无疑隐含其中。

作者陈明系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史与农业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