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乡祠南卞家的故事，是一曲关于家族荣耀与教育情怀的悠扬乐章，与南开中学，更是缔结了不可磨灭的深厚渊源。这并非偶然，而是在那个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一个家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的生动写照。

1901年，当天津掀起新学运动的浪潮时，南卞家早已悄然布局。第二年，严范孙和林墨青先生共同创建了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而卞禹昌先生临危受命，出任学董，卞蕃昌、卞泽新、卞肇新等家族成员也陆续在此求学，为家族与南开的最初联系奠定了基石。

更令人动容的是，1905年，卞家与严家喜结连理，卞蕃昌与严范孙先生的女儿严智蠲结为夫妻，两家从此紧密相连，共襄教育大业。1913年，叔侄二人——卞蕃昌和卞肇新，与袁克桓、袁克权等一行人，伴随严范孙先生远赴欧美，学习先进文化。一张珍贵的合影，记录着他们身着西装革履，立于异国街头，与先生并肩而行的场景，无不彰显着家族成员对求知的渴望和对国家未来的期许。（照片现藏于南开中学校史馆）

1917年，天津遭遇百年大水，南开学校无以为继。情急之下，卞家慷慨解囊，将乡祠南老宅东院戏楼，这承载着家族历史记忆的场所，借给南开作为临时校舍。大水过后，校方也赠予了一块匾额，以表感激之情。1918年秋，为了纪念在南开求学的时光，叔侄二人又主动捐资，在校园内凿了一口水井，取名滋如井，愿南开学子学有所成，如水般源源不断。

卞肇新先生，更是一位耀眼的传奇。他不仅在美国纽约大学商学院获得了商科学士学位，回国后还担任南开学校商科簿记教员，更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担任南开中学的校董。而卞蕃昌先生，则每年两次慷慨解囊，为国文比赛提供经费，鼓励学生们勤奋学习，提升文学素养。

追溯南卞家的根源，可追溯至遥远的常州武进。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孕育了无数的贤才。近代，与卞家结为姻亲的梅贻琦、赵元任，也皆是常州武进人。早在1675年，卞大瑛先生便迁居天津，到2015年，已在这里繁衍生息整300年。清末，卞家凭借隆顺号在天津商界声名鹊起，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其后又陆续开设隆聚号、隆顺榕、隆昌号等店铺，生意兴隆。

令人惊叹的是，从1906年开始，卞蕃昌、卞肇新、卞泽新、卞铭新四兄弟相继进入南开中学求学。 截至解放前夕，40余年的时间里，南开中学共有34名卞氏族人入学。解放后，又陆续有两位族人在此求学。卞慧新先生回忆，当年族人在南开吃饭时，甚至可以自辟一桌。这36位族人中，有29人考入大学深造，21人顺利毕业，更有10人远赴海外，求取真理。他们中，有蜚声国际的学者，有在国内享有盛誉的专家，更有在各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先驱。

卞肇新先生，无疑是卞家最为人称道的代表。他一生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曾担任多所学校的校董事，并将房产捐献作为教育基金。身为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的他，与金邦正、梅贻琦、张彭春等名士并肩而学，他们在留学期间也曾寄来合影和明信片，其中许多珍贵的资料，如今都陈列在南开中学校史馆。

南卞家光宗耀祖的同时，也热心社会公益。卞荫昌先生，曾担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天津总商会会长等要职，在法帝国挑起阴谋蚕食老西开时，他团结各界人士，挫败了法帝的侵略阴谋。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更积极发声，组织游行，揭露日帝的野心。在周恩来等学生被捕后，他积极营救，最终促成了他们的出狱。

1913年，卞家的史太夫人临终前，嘱其子卞会昌从简治丧，并将五千银元捐献用于兴办小学校，帮助贫困子弟接受教育。当时的教育司和天津县，为了表彰史太夫人的美德，赠予了儒术婆心的匾额。此外，卞家还设立奖学基金，鼓励南开学子努力学习，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 卞家对教育的贡献，还在于其族人遍布名校名位。卞慧新先生以第十九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后与钱伟长并列第三。卞学鐄先生，更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出校友，被誉为国际著名计算力学权威，其提出的杂交应力法，被誉为有限元领域最具开创性的论文之一。他不仅荣获多项国际大奖，更于1988年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士，199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卞先生曾拜访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并代肇新先生问候。文革期间，他坦诚地表达了对陈寅恪等大师的学术影响。晚年，他致力于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为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代又一代的南卞家，用行动诠释了家族的责任与担当，将家族的荣耀与南开的辉煌紧密相连。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更在教育、慈善事业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天津乡祠南卞家，也因此成为了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传奇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