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特赦1959》里的黄维，硬是让人觉得有些滑稽。如果听杜聿明这么说，他绝非一个合格的中国军人。志愿军攻破了平壤，他竟然气得叼着筷子晕倒！然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在特赦时，黄维坚定地表达了他的心愿：早在二十七年前被俘的那一天，我就已下定决心。如果能获得自由，我不会离开大陆，更不会逃往台湾。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三年内战，无端阻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必须竭尽全力，开展科学实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以弥补这段历史造成的损失。 从被俘的那一刻起，黄维便清楚地认识到内战的错误，也深知自己并不适合担任兵团司令。他在回忆录中坦诚地承认，指挥大兵团作战时，他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关键时刻只能心急如焚地发电报给老蒋，恳求空投凝固汽油弹和毒气弹，而部队的调动却毫无章法可言。

或许许多读者并不知晓，黄维竟然还担任过康泽的老师。黄维先后毕业于黄埔一期和陆大九期，在黄埔一期毕业后，他被留校担任第三期区队长，而康泽正是他那个区队的学生——在黄埔军校，区队长就相当于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学员中队队长或指导员。吴敬中曾在临澧特训班担任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因此，黄维与康泽之间的关系，与吴敬中与余则成的关系，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黄维的军旅生涯大部分时间并非在战场上度过，他时而是一名学生，时而是一名教官。老蒋的高级军事学校，几乎都被他读遍了，读完之后，他又留校任教。因此，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人们尊称王耀武为王佐公，对杜聿明也怀有极高的敬意，唯有黄维，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黄维在蒋军中以书呆子之称闻名，原因是他很少参与实战，导致晋升较为缓慢。同期在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杜聿明，早已是各自一方的诸侯；而他管过的康泽，几乎就要接替老蒋的位置了（虽然小蒋归来后，他的机会便消失了）；王耀武也当上了山东省主席和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

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读者，定然知道，一个绥靖区或战区、剿总下，往往管辖着若干个兵团。黄维在担任兵团司令之前，一直在负责青年军的训练和联勤保障工作。青年军的创建，康泽操盘大局，而黄维则负责给他提供训练。在淮海战役爆发前，黄维正忙于筹备武汉军官学校，却被匆忙从待任校长的位置上拽到前线，担任了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担任兵团司令，可谓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他的副手胡琏，也对他颇不服气——那个位置，原本理应属于胡琏。据黄维回忆，十二兵团成立之初，胡琏曾被任命为司令，因为十二兵团的两大主力，十八军和十四军，都是胡琏的嫡系部队。胡琏曾经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甚至对白崇禧也毫不客气，因此，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坚决反对胡琏担任十二兵团司令，这才让正在上海养病的陈诚向老蒋推荐了黄维。老蒋召见了黄维，黄维真诚地表达了自己不想接手的意愿：他从汉口飞抵南京，当面对老蒋坦言：离开部队时间太久了，带兵会有些困难。

老蒋费尽口舌，黄维只好违心地答应道：打完这一仗，我就回去办学校。十二兵团只是我过度的，兵团司令仍然应该交给胡琏。身患五种结核病的黄维，以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的身份，兼任了十二兵团司令。他原本期望几个月就能返回学校，兼顾治病，却没想到历史与他开了个玩笑：他没有回到军官学校，而是进入了战犯管理所，成了原先的学生康泽、王耀武的同学，也与黄埔一期的同学杜聿明重逢。黄维耗尽心血研究永动机，最终一无所获，在淮海战场上，他也同样黯然失色。我实在无法理解老蒋的用人方式，杜聿明已经病入膏肓，却成了淮海战役（他们称之为徐蚌会战）的实际指挥者（刘峙不过是个摆设），而五病缠身黄维，也硬生生被派去指挥一个兵团。

老蒋实在无人可用，前方将帅又都病痛缠身，如何能应付淮海战场复杂的局面？于是，黄维陷入了悲剧的泥沼。他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回忆道：浍河南岸担任掩护之第十四军部队战斗力脆弱，受到解放军的猛攻而溃退到杨围子方面混战。这一情况，兵团部却毫不知情。后续部队迟缓，导致解放军切断了我们的联络，其余部队的攻击也因此被迫停止。这时，进攻已经宣告失败，撤退已经无望，只能将当时的战线稳定下来，加以调整，就地固守，等待支援。然而，解放军已经在双堆集地区对第十二兵团形成了四面包围。 作为兵团司令，连一个军的作战情况都不清楚，这究竟是第十二兵团的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不把学长、队长黄维放在眼里，还是被吓得懵了，他已经无力解释——他最终选择了起义，却被胡琏严密监控，最终战死沙场。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黄维对整个十二兵团的指挥都是错误的，也显得力不从心。战后，他的两个被俘军长，也在回忆录中毫不留情地吐槽黄维指挥无方。第十二兵团第十军少将军长覃道善在《第十军由进攻到被围就歼》中回忆道：自陷入重重包围后，后方联络中断，所需粮弹俱赖南京空投。由于空投数量少，且分配不均（十八军分的量明显多），这引起了第十军和第十四军官兵对兵团部的强烈不满。当飞机空投时，各部队自行派人前往空投场领取，兵站人员无法控制，秩序一片混乱，各部队为了抢夺粮弹，甚至发生了互相残杀的情况。

覃道善抱怨十八军分得太多，而他却分得太少，认为黄维偏袒土木系。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在《第十八军从进攻到被歼》中，不得不承认：空投的弹药中，凡是美式装备的，如美造榴弹炮、山炮的炮弹，都交给了十八军，十八军则用不着日式和国式装备，这使得我们看起来分得的确太多了。黄维无法做到公平公正，直接导致了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的师长黄子华，带着七千人全部缴械投敌——当时八十五军被黄维忽视，除了军部有一间茅草房外，其他师团级军官都在严寒中露营，而他们身后是弹药补给充足的十八军，根本不允许属于湘系的八十五军进入。杨伯涛也觉得这样有些说不过去：其后方是第十八军阵地，戒备森森，出入都需要得到第十八军的许可，十分不便。他们认为第十八军在监视我们。两个军初次并肩作战，彼此缺乏信任，再加上空投的粮弹有限，给我们的数目极少，总让人怀疑十八军会比我们分得多。 混乱进一步升级，黄维要么不知道，要么即使知道也无力挽回。胡琏从南京飞回双堆集时，老蒋让侍从室送去一大批烟酒水果，这些东西却全部堆积在兵团司令部，黄维有洋酒可以畅饮，而下面的杂牌军却连干粮都没有。熊绶春战死之后，他的少将参谋长梁岱才终于吃上了白米饭和肉菜——那是他被俘后解放军给予的待遇。黄维刚被包围时，本有机会逃脱，杨伯涛进战犯管理所后依然对黄维耿耿于怀，也是因为他觉得黄维在指挥上犹豫不决：黄维紧锁双眉，在房子里踱来踱去，焦急地考虑着。一直拖到半夜十二点，才决定兵团即刻向固镇转移……我几次向黄维请示行动，却得不到明确指示。黄维最终才做出了决定，命令各军按计划开始行动，但这时已经下午四点钟了。如果以早上五点钟开始行动算起，则耽误了长达十一个小时之久。

据杨伯涛回忆，黄维的指挥连手忙脚乱都算不上——手忙脚乱，至少手脚还在动，而黄维则是呆若木鸡，一动不动，黄维自己也承认：我们认为，如果只是自行突围，将会不可收拾，至少需要空军的有力掩护，否则宁可坚守，打一天算一天。 最终，实在支撑不住，黄维才想起了突围，但他的突围计划并非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是寄希望于老蒋派来大量空军用凝固汽油弹进行大规模轰炸，在指定时间和区域内制造火海，以掩护十二兵团残部撤离。老蒋给黄维空投了毒气弹，黄维先是保密，然后分发给了谁，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老蒋派空军投给黄维三百多份毒瓦斯弹的说明书，详细介绍了甲弹（糜烂性毒瓦斯炸弹）和乙弹（窒息性毒瓦斯炸弹）的性能、防护和注意事项，但黄维将这些说明书全部攥在手里，根本没有下发。黄维原本打算在突围行动开始前再分发给各部队，结果突围时太过慌乱，连同其他机密文件一起被他一把火烧掉了——没了说明书，毒气弹根本就没人会用，最后他只好束手无策：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共二三十箱，据说每箱十二颗，可能悉数分配给了第十八军了。当时是自行掌握使用情况，具体情况不明。 据说、可能、不明，黄维回忆录中的这几个词，足以证明他作为兵团司令官，是多么的糊涂。老蒋用黄维当兵团司令，简直是脑袋被驴踢了。

黄维在双堆集全军覆没，他和胡琏各自乘坐坦克车逃跑，胡琏侥幸逃脱了，机械专家黄维的坦克却突然坏掉了，这黑色幽默，时任杜聿明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在《口述自传》中描写得也颇为生动：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连声说糟了糟了，赶快把汽车集中起来，摆开一道防线。黄维也急了，坐上一辆坦克车想冲出去，却被解放军堵住了。‘下来！下来！’黄维最终被俘了。 黄维的慌乱，杜聿明的混乱，用一个字就能概括蒋军在淮海战场上的表现：乱！ 在一片混乱中，黄维不得不束手就擒，他纵然不服气，也无济于事。熟悉解放战争史的读者，对黄维的评价或许是：老蒋只配当团长，而黄维担任兵团司令，无异于小马拉大车？他与副手胡琏相比，谁稍微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