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智能回答列举的军统局四任局长，真让人啼笑皆非，不禁替那些盲目依赖人工智能的同行捏了一把汗。这样的依据，写出来的东西恐怕要扣不少分。细读这段历史，我隐约察觉到其中的荒谬，而那些熟悉那段风云岁月的历史爱好者，恐怕早已心知肚明：戴笠到死也只是军统局的副手，毛人凤更从未担过军统局正职。军统局的最后一任正式局长以及保密局的开创者，当属郑介民，而毛人凤则是保密局的第二任局长。

翻阅那些尘封的史料，会发现一件引人深思的事情——那一年，西安事变爆发，老蒋获释后重返南京，甫一踏下飞机，便厉声下达指令，命戴笠逮捕了几个关键人物，其中就包括了曾经深得信任的汉卿盟弟、军统局正局长以及太保级别的官员，甚至连一位中将也难逃厄运：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

曾扩情，那个响当当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黄埔军校第一期生，本是老蒋眼中的红人，备受器重。 记忆中，我们在许多红军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晏道刚的身影——而他本人也曾撰写过自传，回忆那段岁月。然而，当曾扩情被戴笠逮捕的那一天，他却矢口否认所有指控，戴笠也难得客气了一回：委员长这口气还没有出来，不杀你们的头就已经够宽容了。你们比不了人家钱大钧，人家身上有枪眼，你们有吗？ 至于钱大钧身上为何会有那枪眼，他为何还能继续担任军统局局长，以及老蒋究竟为何要将其逮捕，这一切都还得从军统局的分裂说起。值得一提的是，钱大钧的确曾短暂担任过军统局正局长，尽管很多史料并未提及，但沈醉在回忆录中却如实记录了这一事实：1938年3月2日，蒋介石提出了增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以徐恩曾为局长。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全部交由戴笠接管。由于戴笠资历尚浅，在黄埔学生中也属于后起之秀，蒋介石既要超升他，又怕引起其他部下的不满，便只好让他担任副局长，负责实际事务，而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

军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有人甚至将陈立夫和张治中也归为军统局长，但显然指的是那个早已不复存在的老军统，与戴笠掌舵的军统，以及贺耀祖、钱大钧、林蔚所扮演的甩手掌故的军统，有着本质的区别。 钱大钧担任军统局长期间，其主业仍然是老蒋侍从室第一处的正职中将，老蒋远赴西安，钱大钧自然要紧随其后。就在蒋介石的专列停靠在临潼车站的第三天，张学良突然向钱大钧提出了一个要求：委员长专列机车车头气泵有点儿毛病，需到西安车站维修，时间不长，很快就会修回来。 钱大钧向来与张学良私交甚好，未加多想便应允了，更没有及时向老蒋汇报，这便引来了某些政敌的恶意揣测，指责他是放走了专列，让老蒋错失了逃离的机会。 事实上，专列的车头是否能行驶，都无法决定老蒋的命运，更何况钱大钧在12月12日凌晨那场激烈的枪战中也身负重伤。因此，当老蒋亲自审问钱大钧时，钱大钧立即为自己辩解：自从陪委员长到西安，日夜随侍不离一步，对张、杨兵谏事前毫无所知。枪声响起，我便直奔委员长卧室救护，可未到门口即中流弹倒地。委员长不信，可当场验伤和血衣。

钱大钧解开衣襟，露出胸口的枪伤，戴笠也并未落井下石，反而拿出了钱大钧的血衣作为局长的证明，老蒋无奈地长叹一声：将钱大钧暂调离侍从室到杭州去休养一段时间。 钱大钧的部下钱东亮（并非同宗亲，他们并非一个地方的人）在《钱大钧谈西安事变》中详细描述了钱大钧中弹的经过：那天凌晨五点多，钱大钧听到突如其来的枪声，起初以为只是某个士兵的枪支走火，但随着枪声越来越密集，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紧朝着老蒋的卧室跑去，却发现老蒋已经逃离了现场。追到贵妃池时，钱大钧忽然被一枚流弹击中，当场跌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了。钱大钧告诉钱东亮：以下情况，我是从汇报中得来的……侍从副官去报告蒋，说蒋孝先被打死了，他愤怒而悲伤。接着，又告诉他钱大钧受伤。他只哼了一声。这一声哼，究竟代表着什么呢？我想想真伤心，死跟他大半辈子，只落得一声哼。不过，我们侍从人员没有保护好他的安全，也确实是负有责任的。

钱大钧挨了一枪，才得以免于被老蒋投入大牢，而曾扩情和晏道刚却并不那么幸运。直到今天，一些编修的史料仍然声称晏道刚要为老蒋被抓负主要责任：晏这个人官气很重，到西安后，日事游宴作乐，置本身之工作（搜集情报）不顾。张杨亦投其所好，指派专人陪晏打牌、宴游。如果晏道刚这种做法是为了敷衍张杨，犹有情可原，但本身工作总交给部属去做，连这点他都忽略了，故迄事变之前，晏毫无情报可言，亦无任何报告，真是误事不少。 最终，钱大钧被老蒋起复并委以重任，而晏道刚和曾扩情则被老蒋长期关押，获释后也不再掌握任何实权。晏道刚毅然决然地反蒋，因此解放后基本未受到任何打击（只是在1958年戴过一顶帽子，1959年就摘掉了），而曾扩情则在1959年第一批获得了特赦，这位十三太保中的老大，胡宗南、戴笠、沈醉口中的扩大哥，又一次做出了错误的抉择：留在京城的王耀武、杜聿明等人都被安排做文史专员，有了住房和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而曾扩情则被他的儿子接回了沈阳。 曾扩情能够考入黄埔军校，还得感谢李大钊向周主任写信推荐，当年的考试中，蒋先云名列第一，曾扩情位列第二，他们和陈赓一样，最初都站在周主任一边，最终却因为立场不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曾扩情被老蒋逮捕后，也曾大喊冤枉，但戴笠却告诉他：你跟张学良联合发表声明，校长知道了！ 曾扩情一听就瞬间泄了气，因为他确实曾对张学良表示同情和理解，甚至公开发表过讲话，还曾给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人写信，劝诫他们不要对西安动武。 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回忆》一文中也复述了他在那段时间的特殊经历：周先生在卢广绩陪同下，特来省银行开导我。谈话之后，使我明白他不仅无丝毫报复之心，而且是专为保全蒋介石的生命，并争取他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周先生的讲话给予我很大的启示，从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见解。因此，我愿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尽我一点应尽之责。 曾扩情坦承自己做出了三件事：第一，向全国广播，希望南京派人到西安与张、杨两将军进行诚恳协商；第二，给在西北的黄埔同学写信，表示要想老蒋平安归来，只能通过谈判，避免武力冲突，还引用了奔车之上无仲尼之说；第三，给老蒋写了一封亲笔信并请张学良转交，表示自己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事变之发生，因有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我虽未能随侍在侧，也很为安心，万望为国珍重。 老蒋看完张学良转来的信，气得险些将假牙咬碎，但曾扩情却可以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一次选择，尽管他丢掉了大太保的特殊地位，却为团结抗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在西安事变中，虽然被周恩来先生的伟大启示所鼓舞，进行了一些活动，但实际仍然是从个人的利害出发。我认为：只有按照上述活动，才可能保住蒋介石的生命，从而也带来我的安全。不料蒋介石为了发泄他被扣押的怨气，下手令一道，指明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于是，我就被关在羊皮巷看守所内，直到抗战发生，南京快要沦陷时，我才经保释而出。 当年的胡宗南还算讲义气，他找了十几个黄埔一期生联名具保，戴笠也对况大哥十分照顾，所以老蒋才没有最终痛下杀手。西安事变，老蒋秋后算账，不仅扣押了张学良，还让副局长戴笠逮捕了军统局正局长钱大钧、复兴社十三太保的老大曾扩情、围剿红军时给他当参谋长的晏道刚，最终却只有钱大钧一人喊冤成功。 如今，谁还能对这三位被捕者的遭遇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又会如何看待这场看似荒诞，却又真实发生过的权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