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蔡国大夫声子与楚国令尹子木的一段对话，引发了楚材晋用的典故。当时，子木好奇地询问，晋国与楚国的大夫相比，哪一方的才干更胜一筹？声子缓缓答道：晋国的大夫，虽然不如楚国那样有实力，但他们的才能却卓越非凡，堪称是卿相之材。就像杞梓、皮革这些东西，都是从楚国运往他地的。即使楚国有诸多贤才，晋国却善于利用他们。 这段对话折射出楚国人才外流的无奈境地。然而，细细审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晋国尽管汲取了大量的楚国人才，并且拥有了许多贤能的大夫，最终却被那些看似不够出色的卿家给推翻了。 而楚国，却一直坚守着王室近亲执政的传统。尽管这种制度使得晋升渠道显得不够灵活，但它依然支撑着楚国长达八百年的国祚，甚至在秦末起义的浪潮中东山再起，最终反杀了秦国。 那么，楚材晋用的现象，以及楚国绵延不绝的八百年国祚，究竟与领导力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两国的动荡历史。晋国的内乱，除了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卿族争斗（例如诛灭范、中行二家，以及三家灭智氏）以外，还有春秋初期的曲沃代翼事件。 这场内乱持续了长达67年，其导火索是晋昭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分封叔叔成师到曲沃这个比国都翼城还大的城邑。这就像郑庄公封共叔段到都城过百雉的大城一样。 这场争斗不仅限于晋国内部，还吸引了其他诸侯以及周王室的关注。最终，深得民心正统派翼城，在曲沃派首领武公的武力镇压和对其他诸侯的政治运作下，走向了衰亡。 献公继位后，又对同出曲沃派的桓庄之族进行了残酷的灭族之举。 从那时起，晋国便主要依靠各卿族集团来辅佐国政。这些卿族的特点是，他们不强调与公室的关系，而是专注于经营自己的家族势力，其中许多都是外姓家族，例如赵氏、范氏。 当然，也有一些公族家族，例如韩氏（在桓庄之族中因远离国都而幸存），以及更远支的栾氏、郤氏，也参与其中。还有一些出身于远支公族的羊舌氏、祁氏等，也在关键时刻发挥着作用。 后来，晋文公又创立了军政合一的三军六正制，让各家卿族族长各司其职、相互竞争，争取上岗机会。晋国虽然采用了当时华夏世界流行的世卿世禄制度，等级森严，平民及奴隶子弟很难出头，但这却促进了上层卿家家族性私心的膨胀，例如郤氏私自发兵讨伐齐国，扰乱了国际关系。然而，对于中层的大夫集团来说，这种制度却明确了分工，也正是大夫则贤，皆卿材也的基础。

相比之下，楚国的动荡时期则集中在康王死后到平王即位的拜璧诸子纠纷期间。当时，高位的王族近亲们各自分立，趁着动乱的机会除掉潜在的竞争对手，以便攫取权力。 这些登上王位的君主，在即位之前，都曾担任过楚国的重要卿位，其中官位最高的一个便是郏敖在位时期的令尹公子围（楚灵王）。 这种直接上位的方式，与晋国卿大夫通过弑君手段扶植自己支持的君主（晋成公、晋悼公）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通常只除掉国君本人和一些近亲，而后者则需要清洗国君的整个亲信集团，例如晋厉公身边的胥童。 这反映出楚国更倾向于一个拥有强大个人权威的集团领导模式，而晋国的国君，则更像是一个世袭的董事会主席，倾向于选择分散式领导模式。 楚国能够称霸，正是因为有了像楚庄王这样充满个人魅力的领袖，他清洗掉了斗氏这个潜在的晋国式卿族，实现了霸业。日后楚国三闾中的屈氏家族，也只不过是一个晋国式的大夫家族而已。 从能够积极主动的中层员工的角度来看，晋国的领导模式无疑更具吸引力，因为它能够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正是造成了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 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分散式领导模式的好处就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在鄢陵之战时，晋厉公听从了被晋国聘请的楚材苗贲皇的建议，适度削弱中军力量，加强两翼，从而成功突击了楚军的亲兵，赢得了这场重要的胜利。这充分体现了对部属的信任，以及适度分散权威的策略。 反观楚军，则只信任楚王的亲兵，依赖的助手也仅仅是不堪一击的郑国，四面弱而中心强，难以支撑持久的战斗。 后来，当楚国面对吴国的西征大军时，统帅令尹囊瓦却试图极力控制战局，不断干涉下属各部的行动，体现了集中式领导权威的作风。 这种做法使得楚军的战斗力发挥受到限制，囊瓦被下岗后，楚军各部因为缺乏独立性，也缺乏自我动员的能力，如同无头苍蝇般被吴军痛打，接连失利。 晋、吴两国在春秋战国之交这段时期，都走上了国土扩张的道路，纷纷削弱或灭亡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周边属国。

不过，晋国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以卿家为主导，各卿家削弱周边诸侯或戎狄部族，以分封下属部众，从而加强自己在晋国内部争斗的实力。例如智伯灭仇由、赵襄子灭代，以及中行氏与赵氏在华北平原东阳地区与鲜虞中山国的几轮斗争。这种方式有利于凝聚各卿家的力量，但也会给被打击对象留下漏网之鱼，中山就借着晋国内乱和后来的三晋内乱才得以生存。 而楚国则主要表现为增强与晋国争夺霸权的实力，例如楚灵王的灭陈蔡之举。 然而，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作风也会被其他国家所利用，吴军五战入郢的壮举，就依赖于被楚国严重欺压的唐、蔡两国。 楚国政治架构的特点是重用亲族甚至近亲，统治阶层更加封闭。毕竟，楚国八百年来，辅政之官令尹，除了彭仲爽、吴起、李园、吕青四人之外，都是芈姓宗族的成员。 这四个人中，彭仲爽是文王创建事业时招纳的申国俘虏，吴起是悼哲王信任的高级经理人；李园是外戚，也是借着春申君的光耀上位；吕青则是秦末的江湖豪杰，属于特例中的特例。 而晋国，则更加重视卿族的传统和职分，中军将的职位多次出现赵氏、中行氏、智氏等外姓家族中的人物，体现了其更强的开放性。 然而，相比于楚国而言，晋国，以及晋国的学生吴国的领导模式，都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缺少一位具备模范带头作用的精神领袖。 可以说，晋国自文公重耳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有魄力的领导人了，国君要么像灵公、平公一样面对卿族左右逢源，要么像襄公、悼公一般玩弄权术。 反观楚国，却先后出现了口才兼表演大师庄王、折而不挠礼贤下士的昭王、宁死不屈的怀王这样充满精神力量的领导人，无疑为楚国的团队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也增强了臣民的归属感。 这，正是让钟仪、申包胥、屈原等楚臣即使历经患难，仍然能够保持楚心不死的关键。也是让原先楚国的平民陈胜、刘邦在秦国治下走上反秦道路，并最终完成亡秦必楚大业的秘诀所在。 最终反杀秦国并重新底定天下的刘邦，身边最重要的大臣，一个是晋人参谋部长（张良），一个是楚人后勤部长（萧何），而西汉政权的内外政治操作灵活多变，也能够借反秦革命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这可以看作是晋与楚领导模式综合后的体现。

总而言之，虽然晋国在战略战术方面更加灵活多变，胜于楚国，这正是其分散式权威领导模式的优势所在。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晋国过于现实主义，缺少凝聚人心的工具，因此国祚不如楚国长久。 如果两者能够相互融合，将实用主义与中心化的精神认同结合起来，或许能够创造出更加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