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四年，宋朝建立伊始的第四个春秋，四月初六这日，阳光微醺，宋太祖赵匡胤在仪仗簇拥下，前往武成王庙祭拜。这庙宇，人称姜子牙庙，百姓们则更习惯称之为武庙。 唐朝时期，对历代功勋卓著的武将们实施了配享制度，共计六十四位。能被配享于武庙，那便象征着一位武将战死沙场后的至高荣耀，是生命中最后的辉煌。 然而，此次赵匡胤的巡幸武庙，绝非单纯为了缅怀先贤，更不是为了褒奖武将的功勋，而是一件关乎宋朝未来走向的重大人事。当他的目光落在战国名将白起身上时，突然顿住了，语气带着审视的意味：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于此？ 白起，是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四位名将之首，他的征战生涯，伴随着无数城池的沦陷和鲜血的飞溅。史记中，令人不寒而栗的记录着他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兵的惨烈一幕！那个名字，早已被后人冠以杀神之称，令人闻风色变。 话音刚落，赵匡胤便立刻下令，命人将白起的画像从墙上撤下，同时宣布要对武庙中供奉的武将进行一项裁定。新的标准只有一个：取功业始终无瑕者。 简而言之，只有那些功勋卓著，且品行端正的武将，才有资格继续配享于武庙，任何沾染了残暴杀俘之污点者，都将被无情剔除。 命令一出，自然令群臣不敢怠慢。六月十一日，裁定结果终于浮出水面： 战国时期：吴起（魏国）、孙膑（齐国）、廉颇（赵国）； 西汉：韩信、彭越、周亚夫；

东汉：段纪明； 三国：邓艾（魏国）、关羽、张飞（蜀国）； 晋朝：杜元凯、陶侃； 南北朝：慕容绍宗（北齐）、王僧辩（梁朝）、吴明彻（陈朝）； 隋朝：杨素、贺若弼、史万岁； 唐朝：李光弼、王孝杰、张齐丘、郭元振。 加上先前被移除的白起，总计二十三人被逐出武庙。显而易见，赵匡胤的矛头最初指向白起，而关羽和张飞，似乎也因为牵连，不幸卷入了这场风波。 正如有人进殿，自然也有人退殿。紧接着，宋朝的官员们便上呈了一份新的报告，列举了一批新的武将，希望能将他们纳入武庙的供奉之列：

西汉：灌婴； 东汉：耿纯、王霸、祭遵、班超； 晋朝：王浑、周访； 南北朝：沈庆之（刘宋）、李崇、傅永（北魏）、段韶（北齐）、李弼（北周）； 唐朝：秦叔宝、张公谨、唐休璟、浑瑊、裴度、李光颜、李愬、郑畋； 五代：葛从周（后梁）、周德威、符存审等二十三人。 赵匡胤仔细端详了这份报告，略作斟酌，最终决定将管仲（齐国）和吴起（魏国）两位贤士也一同纳入武庙。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新的争议很快浮现。六月十三日，秘书郎、直史馆梁周翰站了出来，提出了异议，他巧妙地引用周公旦和孔子两位圣人的例子，指出功业无暇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逐一分析，为各朝的名将们寻找开脱的理由。在战场上，谁又能保证自己没有犯过错误呢？乐毅、廉颇，最终兵败被俘；韩信、彭越，仕途坎坷，身首异处；白起被赐剑而死，伍员惨死江中。左车逢乱而亡，孙膑身负刑罚，穰苴愤懑而终，吴起被楚国流放。周勃满载金钱，却被指责贪污；陈平善于权谋，却也背负骂名。亚夫被害于狱吏，邓艾遭追杀。李虎得罪皇上，终结身亡，窦金被陷害，婴植受难。邓禹远征失利，终生未能完成征伐之志，马援病逝于边陲，遗体也未能送回京城。诸葛亮事主之臣，王景略辅佐昏君，关羽被仇国俘虏，张飞则死于部下之手。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难道就因为这几点瑕疵，便要将其彻底抹杀吗？难道要以苛刻的标准，将所有人拒之门外吗？他们的功勋，他们的声望，早已深入人心，被老百姓津津乐道，即使移除他们的神位，将他们从祠堂中驱逐出去，也会引起民怨沸腾，动摇朝廷的根基。 然而，赵匡胤铁了心，坚持按照原计划行事，不容置疑。 这不禁让人好奇，赵匡胤为何要大张旗鼓地在武庙配享上大做文章，甚至要与白起、关羽等人过不去？ 毫无疑问，赵匡胤绝非一时兴起，更非无的放矢，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一切的起因，可以追溯到那场震惊朝野的事件。二月初九日，宋军兵不血刃地攻下南平，紧接着便是直指湖南，准备擒拿武平节度使周保权。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人触目惊心，成为了宋朝统一战争中最黑暗的一页。 史书记载：李处耘竟然命人挑选了数十名肥壮的俘虏，当着其他俘虏的面，将他们分食！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命令士兵将少壮的俘虏脸上刻字，然后放归朗州。 在战争年代，屠杀俘虏的事件屡见不鲜，甚至吃人肉的故事也时有发生，但像李处耘这样，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食人的，却是非同一般，挑战了人们的伦理道德底线。

李处耘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很快，他的答案便浮出水面。他命令在被俘虏的少壮人身上刻字，若是不够胖，就要被当做士兵的食物。那些侥幸逃脱的俘虏，将此惊悚的消息告诉了朗州城内的百姓。 宋军吃人肉！消息像瘟疫般迅速蔓延，朗州城内一片恐慌。面对这样的军队，谁还敢抵抗？谁还想试探一下自己的体重是否达到了被当做人肉的标准？ 恐惧如同一张无形的巨网，笼罩了整个朗州城，百姓们自相推诿，纷纷纵火焚城，逃离家园。 这就是兵法所言的攻心为上。李处耘的手段残忍至极，却也意料之外地奏效。湖南很快便被宋军攻破。 当赵匡胤得知李处耘吃人的恶行后，他深感恶心，开始反思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李处耘的做法，其实是五代军阀惯用的手段，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然而，这种方法仅仅是一种军事手段，适用于征战，却不适用于治理天下。

事后证明，随着湖南的被占领，李处耘的暴行所积累的恐惧和仇恨，最终被军民扰民的行为彻底点燃。湖南百姓开始反抗宋军，爆发了民变。 这显然不是赵匡胤所期望的结果。 天下还有许多地方尚未平定，如果每个将领都像李处耘一样，即使他能够消灭敌人，又该耗费多少心血，才能平定地方上的乱局呢？ 赵匡胤已经不再是那个只知征战的武将，而是一位肩负着国家兴衰的皇帝。他必须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于是，武庙配享事件应运而生。 赵匡胤的举动，实际上是在借武庙来震慑李处耘，警示其他武将，告诫他们要以仁义治国，而不是依靠暴力统治。 早在战争爆发前的建隆三年，赵匡胤就曾对左右近臣说道：朕欲令武将尽读书，知为治之道。 他希望通过推广文治，改变五代以来武将们独霸朝政的局面。 在攻下南平之后，赵匡胤便开始任命文臣担任知州，王仁瞻、吕余庆、李昉、薛居正等人都成为了地方的父母官。

到了那个时候，他又在湖南各州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通判，通判有权管理地方的政务，并可以直接将情况上报给皇帝，甚至可以绕过知州。最初担任通判的，是刑部郎中贾玭等人，都是典型的文官。 与此同时，赵匡胤还收缴了天下节度使们的管辖权，将地方行政权剥夺了大部分。 因此，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武将们只剩下打仗这一项任务了。 文官们终于迎来了他们崭露头角的时代，结束了五代以来的低谷。 赵匡胤对白起、关羽、张飞的动作，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五代以来武将们嚣张跋扈的局面，推动宋朝文治的到来。 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却也标志着宋朝与五代之间，划清了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