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说蜀道之难，连黄鹤都飞不过去，猿猱攀援也犯愁。他写的是山，但我想起的是另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掌蛮。他们活在那个险峻到仿佛能割裂天空的地形里，把棺木悬在绝壁上，俯瞰千百年，仿佛要和山岩融为一体。这样一群把生死都挂在天险上的人，却在一场宏大的较量里，彻底凋零了。这一切，说来话长。

那还是一段中原王朝没怎么把他们放在心上的年月。秦汉也好，唐宋也罢，皇帝换了那么多，都掌蛮的日子却一直安稳。四川那个地方，山多林密，雾瘴沉沉，大军走不进去，进去了也未必走得出来。官府偶尔抓到他们的首领，也不过是问几句话，放了或者关着，拿他们没辙。他们在这片崎岖世界里自给自足，活得自在，也活得骄傲。骄傲，渐渐就变成了一种惯性，最终害了他们。

到了明朝，事情开始变了。不是明朝突然厉害了多少，而是明朝要管的疆域实在太大了。一个处在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处的民族，位置偏偏又是兵家必争的咽喉之地，朝堂上的大人们坐不住了。更要紧的是，都掌蛮并非安分的部族。他们降而复叛，叛了又降，今天点个头，明天又伸手去摸朝廷的地盘——搞得明政府烦不胜烦。那个时候，明朝的政策风向也在转向强硬，四处的土司势力都要整顿，而都掌蛮这种骁勇又反复的部族，自然成了眼中钉。 明朝起初倒还想给个体面。朝廷推行改土归流，在对待都掌蛮的细节上，甚至还算偏心。按说，你们愿意归附，我们给好待遇，这简直是天上掉的馅饼，换了谁家都该欢天喜地接住。可偏偏，都掌蛮不这么想。他们看到的是——看吧，我们欺负了他们，他们还给我们好处，这不是怕了我们又是什么？于是越发骄纵，不光挑衅官府，连友邻部族也瞧不上眼。说来说去，人最怕的是误解别人的善意，这种误解，往往比明晃晃的恶意更致命。

朝廷终于拍板，要收拾他们了。最初，朝廷派去的人还想着以和为贵。那人叫付芮成，到了当地倒也会说话，都掌蛮听着听着，也觉得条件不错，眼看就要点头了。可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汪浩，一个主张强硬到底的官员，据说他根本不想把力气花在劝人低头这件事上。他索性把都掌蛮派来的使者给杀了。杀一个使者，就把一场有望谈成的和局，摁进死胡同里。

都掌蛮当然不干。被人一片好心骗过去，回头就是一刀，这口气谁能咽下去？他们起兵，打了朝廷一个措手不及。明军败了，败得还很难看。朝廷恼羞成怒，这不光是失了地盘，还是丢了脸面。于是，大军的规模开始像潮水一样涌进山里。再好的地形，也经不住被从四面八方围住。你有一把好刀，敌人却带来十把、一百把，这仗还怎么打？都掌蛮的勇猛在那一刻显得格外渺小，仿佛整片大山都在颤抖，往后退去，露出他们最后的、孤独的身影。

有人说，这是明朝对叛徒的清算。也有人说，是都掌蛮自己把路走到了死。其实两边都有道理，又都没什么道理。朝廷里本来也有争论，有人觉得没必要大动干戈，把都掌蛮收编了，当个典范，比耗钱耗粮地打仗要划算得多。这种声音一度占了上风，可惜被汪浩那一刀，砍得粉碎。而后来，即便有都掌蛮人不想打了，想投降，他们的诚意在反复的背叛面前，也已经毫无说服力。没有人再信他们。这就是历史最现实的地方——信用一旦透支，再想回头，就是拿着命也换不回来。

我常想，假如把都掌蛮放在一个强大的位置，结局是不是会不一样？玄武门里的李世民，杀了兄弟，逼了父亲，可因为他赢了，有实力，后人照样说他是雄主。历史这种东西，说到底是有偏向的。实力不够的时候，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都没有出口。都掌蛮的悲剧，不在于他们愚蠢，也不在于他们凶悍，而在于他们看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筹码，误把一时的忍耐当作永久的忌惮，把别人的退让当作自己的胜利。 最终，那场战争结束以后，朝廷下令斩草除根。这个部落，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山里那些高崖上的棺木，本来还记载着他们的尊严，也被时光慢慢消磨，成了风里的谜。偶尔有人抬头看到那些岩画，会猜那是谁画的，为什么画，怎么画上去的。至于那些逃亡的人，有没有活下来，隐姓埋名，大概也只有山知道。

每每想到这里，总有些唏嘘。一个民族的消逝，不会像水蒸发那样悄无声息，它总会留下点痕迹。可留下的，偏偏又只是痕迹。风一吹，山一高，就再也说不清楚他们到底是谁了。历史就是这般无情，但它也从来不撒谎——所有的命运，其实早在那些选择里，暗暗定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