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看账面上的数字，末期的蜀汉并不算单薄——整个国家上下还能凑出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可数字这东西，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只有在和对手并排摆放时，才显露出真意。把魏军的兵力放到蜀汉对面一比，那十万大军突然就显得有些寒酸了。 司马昭出兵伐蜀，是一个多路并进的大盘子。邓艾带着三万人马去攻打甘松、沓中，目的很明确——死死咬住正在那里屯田的姜维。诸葛绪也领三万兵，进攻武街、桥头，卡住姜维后撤回汉中的通道。真正的主力是钟会，率十多万大军从斜谷、骆谷直扑汉中。别忘了还有一条线，魏兴太守刘钦领着兵，从子午谷向汉中穿插。

这么一算，魏军投入的总兵力至少在十六七万上下。和蜀汉举国兵力相比，多了六七成。所谓兵力不算少的自我安慰，在这么悬殊的账面前，确实站不住脚。 但更要命的还不是这个总账。等邓艾站在成都城外时，成都城里还有多少兵？

那十万大军，是蜀汉全国的兵力，撒在益州各处，像一张网。可惜网撒得再宽，中心处却已经稀疏得可怜。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最大一块力量在剑阁那头：姜维、董厥、廖化、张翼统帅的步骑共有四五万人，正和钟会对峙。那是蜀汉最后的一张王牌。 汉中呢？乐城的监军王含、汉城的护军蒋斌，两人手里各五千兵。再加上黄金围等据点坚守不降的守军，汉中还剩一万多人。

还有一条路，得堵住。魏军夺得汉中以后，可以走米仓道进攻巴、巴东、巴西三郡，再往南压向成都。这条路曹操当年也走过——他攻取汉中之后，派张郃沿此路南下，结果在宕渠、蒙头、荡石被张飞打了一个大败仗，张郃只身逃走。有了这前车之鉴，蜀汉怎么可能不留人防守？至少也得几千人摆在那里。 这样粗略一算，一线对抗魏军的兵力，已经占去了六七万。

剩下的三四万呢？江州的罗宪有两千，南中的霍弋至少也有几千人。再扣除各州郡、隘口、官署、水寨的守军，到了成都，剩下来的兵力恐怕连一万都勉强。这个数字，搁在和平时期看，守一座城倒也不难看；可对面是邓艾那支从阴平小道里钻出来的野战军，压力就不是一个量级了。 换个角度也可以推演一下。刘禅得知邓艾偷渡阴平以后，立刻让诸葛瞻带兵去迎敌。南中的兵没动，成都附近能调的力量，大概都被诸葛瞻带走了。刘禅不是傻子，邓艾这一路的威胁他看得清清楚楚，能多给诸葛瞻一兵一卒，绝不会少给。结果诸葛瞻还是战死了。那就说明，成都周边的兵力确实已经打空了，剩下的不过是维持城门开关的基本配置。

更让人心头一沉的是邓艾那支队伍的实力。偷渡阴平时，他的本部人马不足两万，加上钟会派田章等人带来的增援，总数超过了两万。别看人数不算极端庞大——可这些人都是野战精锐，战斗力能跟蜀汉掰手腕的，只有姜维那支队伍。其他地方的蜀军，连正面对抗的资格都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当时成都附近的态势是：兵少，对方兵多；兵弱，对方兵强。诸葛瞻一败，城里的防御体系实际上已经空了心脏。守？靠什么守？粮草或许还够用一阵子，可人心已经先撑不住了。

如果刘禅弃城跑向南中呢？这条路也几乎走不通。诸葛瞻死后，姜维放弃了剑阁退向巴郡，钟会大军已经浩浩荡荡杀进益州腹地。就算刘禅顺利跑到南中，和霍弋汇合，面对的却是十几万魏军的后续压迫。以蜀汉残存的这点力量，无非是把灭亡的时间往后拖几个月罢了，翻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且刘禅心里很清楚，比兵力更靠不住的，是脚下这片土地的人心。

蜀汉这个政权，对益州本土人来说，一直是个外来者。刘家也好、曹家也好、司马家也罢，换谁坐那把椅子，对本地大族来说，其实没有太大分别。大家真正关心的，是自家的田产、庄园、仕途，能不能保全。如果刘禅抵抗到底，不管是困守成都还是流亡南中，战火都会益州大地上烧得更久，破坏自然也更重——这笔账，本土派算得比谁都精。 所以诸葛瞻一败，谯周这些人马不停蹄地站出来力主投降。他们不是贪生怕死，或者说，他们怕的从来就不是魏军，而是自己失去已有的一切。益州本土势力一松手，刘禅的椅子底下像是被人抽空了底板，能坐稳才怪。 刘禅不是演义里那个只会说此间乐，不思蜀的糊涂蛋，但也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看得明白：败局已定，再拖下去，只会搭上更多人命。既然魏国那边开出的条件是投降不杀、优待君臣，那不如就顺水推舟，早点放下武器，换一个体面的收场。 于是，他选择了投降。 这个决定沉重，却也实在。因为在他面前，已经没有一条路能通向好的结局了。只不过为了让成都城中少一些多余的流血，他选了那条阻力最小、牺牲最少的路。历史往往把投降者写得瑟缩可鄙，却忽略了那背后也是一种残酷现实下的权衡。不是每个亡国之君都称得上英雄，但也不该用一句简单的懦弱，去覆盖一个时代里最无奈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