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重新坐回龙椅的时候，长安城里的空气依然是紧绷的。表面上，大唐又恢复了李姓天下的秩序，但暗流早已在宫墙内外涌动。他的皇后韦氏，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安乐公主，更是野心勃勃，一心要当皇太女。两人又拉上了武三思——那位曾经封过梁王、如今剩下一副老谋深算的武家血脉——几股势力搅在一起，朝堂变成了交易的市集，政令像儿戏一样被买卖。 太子李重俊，不是韦后亲生的儿子。这个身份，注定了他在宫中的日子如履薄冰。景龙元年（707），他忍无可忍，带着羽林军冲进武三思的府邸，杀了这位梁王和他的党羽。那是一场血淋淋的宣泄，可也只是宣泄。他想清除韦后一党，终究寡不敌众，兵败身死。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成了权谋棋盘上的弃子。

三年后，景龙四年（710），韦后和安乐公主干脆下了毒，把中宗送上了黄泉路。她们立了个小皇帝——中宗少子李重茂，自己临朝称制，摆明了想学武则天那样走到底。可皇位上的新主人还没坐热龙椅，一场新的政变已经悄悄酝酿。先前被武则天废黜的李旦，有个儿子叫李隆基，封临淄王，年轻、果断、敢下狠手。他和姑姑太平公主联手，带着羽林军攻入玄武门，杀了韦后和安乐公主，把李旦重新扶上了帝位。 李隆基由此成了太子。可太平公主不是省油的灯，她觉得自己拥立有功，朝政大事一手遮天，甚至想动一动太子的位置。睿宗李旦被这两股势力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怕再出乱子，干脆在先天元年（712）把皇位传给了儿子李隆基，自己退居太上皇。李隆基于次年改元开元，这便是唐玄宗。

可太平公主没打算收手。她暗中谋划政变，还没等行动，就被玄宗察觉。这一次，李隆基抢在了前头：捕杀了她的党羽，太平公主最终只能自尽。从武则天病逝，到太平公主败亡，前后整整八年，大唐最高层的政局像一锅沸水，翻来覆去，直到玄宗的剑落下来，才终于安静了。 政局稳了，接下来就要收拾烂摊子。开元年间，玄宗先后用了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这些能臣。他清楚，不能让前朝的弊病继续烂下去，于是动了一连串手术。

首先清理的，是官场。武则天时期，用人已经宽得不像话；到了韦后掌权，更是公然卖斜封官，只要出得起钱，什么人都能戴上官帽。官员数量像吹气球一样膨胀，俸禄和衙门跟着臃肿不堪。玄宗即位后，开始裁汰冗官，清除奸滥，停掉闲散的官署，精简机构。他抓得很细，明确强调以功绩和才能授官，而不是靠关系、靠银子。这样一来，多年积弊被硬生生扳回了一截。 他还特别在意地方官的质量。当时大家都挤破头想留在京里，没人愿去州县任职。开元三年（715），玄宗下了一道诏：县令、刺史里有业绩的，可以调回京城做京官；反过来，没当过州县官的京官，不能提拔去管台省选官的事。第二年，他亲自召见所有新任县令，当面考问治民的办法，结果四十五个人不合格，当场就被斥退。那些靠裙带混进去的，算是撞上了铁板。

农业这块，他也下了功夫。三辅一带，王侯权贵喜欢在灌溉渠道旁边修水磨，把水源截走，弄得下游河道干涩，田都浇不上水。玄宗下令一律拆除，把水还给农田。山东、河北闹蝗灾时，他采纳姚崇的建议，派御史去督促州县官吏捕蝗，还规定要把每个地方的捕蝗情况上报。虽说连着几年闹蝗灾，倒也没至于闹出大饥荒。 他又在各地大兴屯田，共建军屯九百九十二所，垦出的田地有五百万亩。均田制重新整顿，尽量缓和土地占有的不均。

财政上的压力，也在逼着玄宗想办法。他不断增设各种专使——漕运使、转运使、劝农使、户口使、度支使，名目不少，但实际上是把财政管得更细了。开元九年（721），他任命宇文融为劝农使，专门清查被兼并的土地和流亡的户口。结果在诸道括出客户八十多万，田地数目也大致相当，还收上来数百万贯钱。开元二十二年（734），他又让裴耀卿掌管江淮河南的转运，改革漕运，三年里运米七百万石，省下运费三十万贯。同时，牛仙客的建议也被采纳，在西北大力推行和籴的旧办法，关中粮仓越堆越满。 贵族食封的问题，也让玄宗头疼。唐初食实封的人家不过二三十户，封户最多一千多；到了中宗时，竟然涨到一百四十余家，有的封户上万户，遍布五十四州，六十几万封丁。这些人把国家的租调直接装进自己口袋，还派家奴去催收，手段比打仗还狠，逼得很多封户破产逃亡。玄宗改了规矩：封户的租调，先由政府统一征收，封家再去京城领；子孙继承实封的，每代减少两成。这样才把那些坐吃天下的贵族勒住了缰绳。

佛教在武则天、中宗、睿宗时期已经膨胀得吓人。富户强丁为了逃赋役，纷纷削发为僧，一时间僧尼多达数十万。这些人不交租调，不纳税粮，寺院还在不断建，浪费了太多人力物力。开元二年（714），玄宗下令沙汰僧尼，强行还俗的有一万两千多人。又规定各地不得新建佛寺，禁止民间铸造佛像、抄写佛经。佛教的势头，这才被压下去。 经过这一通整顿，开元初年的大唐，气象确实不同了。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一天天地往上走。史书上说，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连最偏远的山沟沟里，都有人在犁地。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封泰山，路上看到斗米只卖十三文，青齐一带的谷子才五文一斗。以后天下再没什么贵东西，两京米价都没超过二十文一斗，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从东边的宋汴，到西边的岐州，路边酒肆林立，酒菜丰足。走几千里路，都不用带刀防身。到了开元二十七年（739），全国户数达到七百八十六万，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比武周末期分别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和二十二。

从太宗贞观到玄宗开元，一百一十多年间，政局虽几经起伏，但制度的根子没有断。人心也一直没散。到了开元年间，终于汇成一股强劲的力量，把大唐推上了顶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国家粮仓堆得满满的，甚至有些粮食陈腐到没法清点。后人提起那段日子，都叫它开元之治。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满溢的粮仓，终究有一天也会被一点点掏空，而那个亲手缔造了盛世的皇帝，会在晚年亲手埋下另一颗祸种。那些都不急，至少在那时，太阳正照在长安的官道上，人们相信好日子还有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