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一倒，那些昔日的皇亲国戚，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飘荡荡，没了依靠。家底厚的，还能变卖些祖上传下来的物件，勉强糊口；家底薄的，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真是说不尽的凄凉。等到溥仪跑到东北，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又坐上那把龙椅，不少人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拖家带口投奔过去。可偏偏有那么几个人，骨头硬得很，任凭你许他什么富贵荣华，他就是不肯弯腰。载涛，就是这么一号人物。 说起来，载涛在皇室里的身份，那是真金白银的高贵。光绪皇帝是他亲哥哥，溥仪是他嫡亲的侄儿。他自幼聪明伶俐，长辈们对他寄望甚深。1908年，不过二十一岁的年纪，就被封了郡王，还当上了军咨大臣和禁卫军大臣，风头一时无两。他甚至远渡重洋，去过西方八国，考察人家的陆军是怎么操练的——那时候，他可算是清廷里头睁眼看世界的人物了。 可世事翻覆，比翻书还快。1912年，溥仪被袁世凯逼着退了位，大清就此画上句号。载涛一下子从手握实权的大臣，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平民闲人。不过那时候，他家里还有些底子，北洋政府也按月发点生活费，日子虽比不得从前，却也不算太难过。但老天爷似乎存心要考验他。1924年，冯玉祥带兵进了北京，把溥仪赶出紫禁城，连优待条件也一并撕了。载涛家那份固定的皇粮，也跟着断了。

说起来，载涛虽然生在皇族，却没什么纨绔子弟的臭毛病。他这辈子就两样嗜好：一是爱马，二是听戏。可嗜好不能当饭吃，没了进项，银子只出不进，坐吃山空，再厚的家底也禁不住。没几年光景，他就把大宅院卖了，换了一处小院子，才算喘了口气。但小院也救不了长久的穷。那时局一天比一天乱，物价像脱缰的野马，法币贬得一钱不值，载涛一家连啃窝头都快成了奢侈。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只好拉下脸，跑到德胜门桥头摆了个旧货摊，把家里用不上的东西一件件卖掉。 日子虽然难熬，人骨子里的气节却没丢。溥仪在东北当了日本人的傀儡，身边聚拢了一帮旧臣遗老，风光招摇。有人来劝载涛：您也去吧，皇上在那边待您不薄。载涛听了，冷冷一笑：我当过清朝的王爷，可我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让我去给日本人当走狗？这种背叛祖宗、背叛国家的事，我做不出来。这话传出去，有人觉得他傻，放着好日子不过；可更多的人，暗暗佩服他这股硬气。 日本人也没放过他。1933年春天，载涛家里来了几个不速之客，领头的是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此人满脸堆笑，开口就是高官厚禄，许他荣华富贵。载涛不卑不亢，说自己身子骨不好，恕难从命。土肥原脸上的笑僵住了，恼羞成怒，猛地掏出手枪，抵在他胸口：你要是不答应，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那种杀气，换别人早腿软了。载涛却昂着头，眼睛都不眨一下：要杀就杀，啰嗦什么！想让我当汉奸，做梦！就这么一句硬话，倒把土肥原给镇住了。他盯着载涛看了半晌，最终悻悻地收起枪，带着人走了。

抗日战争那几年，日子更苦了。物价飞涨，米面比金子还贵，载涛只好靠摆摊、给人跑腿，换几口吃的。邻居见他饿得面黄肌瘦，偷偷送两个窝头过来，他还要推让半天。可不管日子多难，他始终没向日本人低过头。这份骨气，街坊邻里看在眼里，敬在心里。 新中国成立后，载涛的生活总算有了转机。他这人平易近人，虽然顶着个皇叔的名头，却从不摆架子，邻里请帮忙他都乐意跑。街道上的人信任他，推举他去街道工作。他也没嫌活儿琐碎，干得认认真真，踏踏实实。 后来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召开，毛主席翻看参会名单，发现满族代表竟然一个也没有，直觉得遗憾。李济深听说了，就向主席推荐载涛：此人虽是清朝皇族，但为人正派，有民族气节，是个可用之人。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点了头。1950年，载涛受邀出席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上，周总理鼓励他多为国家提建议。他思来想去，自己这辈子最懂马，便写了一份改良军马的提案。毛主席看过，大为欣赏，也被他这份赤诚之心打动，说要见见他。

见到载涛，毛主席见他衣着简朴，知道他日子过得清苦，心里便有了打算。周总理也在一旁说，像载涛这样的人才，应该让他发挥专长。没过多久，任命书就送到了载涛手中——炮兵司令部马政顾问。载涛捧着那纸任命，嘴唇颤抖，眼眶一热，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哽咽着说：毛主席这样信任我，我这条老命，就交给国家了。 他没有食言。上任后，他不辞辛苦，跑遍了各地的军马场，手把手教战士们选马、养马、驯马。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前方山路崎岖，运输补给困难，急需军马。炮兵司令部成立了以载涛为首的工作组，赶赴内蒙、东北等地选马。那时候天气寒冷，他年事已高，却跟着年轻人一起风餐露宿，硬是一匹一匹地挑，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为前线提供了有力保障。 1970年9月，八十三岁的载涛病逝。他这一生，从王府走向街头，从旧王朝走向新中国，兜兜转转，起起落落。有人说他傻，放着荣华不要，偏要过苦日子；也有人笑他顽固，守着那份骨气，却受了一辈子穷。可正是这份傻和顽固，让他在历史的洪流里，活出了一个中国人该有的样子。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而他的故事，留在了后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