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唐代长安地区；塔式罐；组合形式；空间分布；生产动向

【摘要】本文着眼于唐代长安地区出土塔式罐中具有器型指向性的罐盖、罐座的形态特征及其时代性，梳理了二者组合形式的演变过程，以及唐长安城东、南、西三个不同方位葬地所见相关资料的地域性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参与生产制作塔式罐的工匠群体在制作习惯、技术传承情况和生产组织紧密程度等方面的动向，指出唐代长安地区塔式罐的生产活动在8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颠覆性变化，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而这一变化则可能与“安史之乱”这一时代巨变所引发的工匠群体技术来源、组织体系及唐代社会对丧葬活动关注重点的变化有关。

塔式罐的质地多为灰陶、红陶，也有少量为釉陶或瓷，一般以分体烧造的罐盖、罐身、罐座等部分叠放组合而成（图一），因其外部形态、特别是盖钮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塔这一建筑而得名，以盖钮形似塔刹的制品最为常见和典型，唐墓之中较为多见。

从迄今为止的诸多发现来看，塔式罐的出土几乎遍及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尤以唐代都城长安地区最为集中。塔式罐的罐身在形制上与同时期的多数其他罐类差异不大，但其罐盖和罐座具有明显的器型指向性，更重要的是，罐盖和罐座的形态变化不仅反映当地成套（组）塔式罐形态演变的大趋势，还能够显示出长安地区塔式罐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差异。因此，本文聚焦唐代长安地区塔式罐罐盖和罐座（以下分别简称“罐盖”“罐座”）的形态变化，以及二者在成套（组）出土塔式罐中的组合情况，探讨以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有关塔式罐在唐代不同时期及其在唐长安城周边不同方位葬地的分布特征，以期发现塔式罐器物形态与工匠群体的制作习惯、生产动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可能存在的关联。

一、长安地区出土塔式罐的器形及其演变

本文所指唐代长安地区是指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唐京兆府辖地，涵盖今陕西西安、咸阳、渭南、铜川等地（下文以“长安地区”代指这一广大区域）。京兆府设立于唐开元元年（713），辖区范围在唐初设立的关内道雍州的基础上略有调整和扩展[1]，塔式罐的流行便始于京兆府设立前后之际。经统计，截至2025年2月，该地区发现随葬塔式罐的墓葬共计144座，出土塔式罐168件（组）；另有2件出土于铜川黄堡窑址地层。其中，包括因形态特殊、数量稀少而暂不便分类的资料在内，盖、座俱全的塔式罐共计124组，形态特征可辨认归类的罐盖124件、罐座133件。下面分别对这些罐盖、罐座进行分析讨论。

1.罐盖

（1）分类

长安地区塔式罐的盖钮多与盖面有明确分界，且大多模拟塔形，少有其他地区特别是崤山以东常见的宝珠形、葫芦形甚至更为繁复的复合形态。以盖面与盖钮分界情况可将罐盖分为二型。

A型 115件。盖面未显著隆起，与盖钮之间区分明确。可根据其内部和底部形态细分为三个亚型。

Aa型 56件。盖钮、盖底均封实，底部呈圆饼形。如分别葬于开元十五年（727）和二十四年（736）的韦慎名夫妇墓所出[2]（ 图二，1）。

Ab型 18件。盖钮、盖底均中空，底部呈玉璧形。如贞元十三年（797）荀曾夫妇墓所出[3] （图二，2）。

Ac型 41件。盖底部均有向下突出的细长子口，平面形态为圆环状。由于此类型的盖钮内部结构能够显著反映塔式罐的年代早晚，故可再分为二式。

Ac型Ⅰ式 8件。仅盖钮为实心。如分别葬于景龙三年（709）和开元十一年（723）的王元忠夫妇墓所出[4] （图二，3）。

Ac型Ⅱ式 33件。盖钮、盖底均中空。如葬于咸通六年（865）的令狐缄墓所出[5]（图二，4）。

B型 9件。盖钮与盖面几乎融合为一体，罐盖纵截面整体近似三角形，且内部中空，底部形态特征与Ac型相同。如西安高陵张卜村唐代晚期墓葬M3所出[6]（图二，5）。

（2）年代

综合目前出土资料，本文按遗迹年代对长安地区发现的塔式罐罐盖进行了梳理、统计，以分析不同类型罐盖出现、消失的时间节点及其流行时段（图三）。

Aa型罐盖最早见于7世纪中期，能够确认具体形态的最早实例出自西安南郊韦曲唐显庆二年（657）蒋少卿墓[7]，早于其他类型，应是长安地区塔式罐罐盖的原初形态。发现于 7世纪唐墓中的Aa型罐盖数量有限，进入8世纪后，随着塔式罐随葬风俗的流行，此类罐盖数量从数件增长至约50件，并成为终唐之世长安地区数量最多和最具典型性的塔式罐罐盖类型。该类型中年代最晚的实例见于西安西郊唐贞元八年（792）西昌县令夫人史氏墓[8]，可知这类罐盖约消失于8世纪末前后。

Ab型罐盖出现于8世纪中期约750年代前后，主要见于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前期，总数不多，年代较为集中，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年代推测为720—750年的西咸新区岩村唐墓M2所见罐盖[9]应是该类型最早的实例之一，西安南郊唐开成元年（836）陈正仪墓（祝村唐墓 M19）所出罐盖[10]则是同类型中年代最晚的实物资料。

Ac型Ⅰ式罐盖出现于7、8世纪之交，数量较少，最早见于富平唐景云元年（710）节愍太子墓[11]，流行年代仅限于8世纪前半期，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Ac型Ⅱ式罐盖出现于8世纪中期约750年代前后，此后一直流行至9世纪后期，纪年墓资料最早见于西安南郊唐景云元年（762）凉国夫人王氏墓[12]，最晚见于西安南郊缪家寨唐广明元年（880）仇朗墓[13]。该类型数量多且年代跨度大，是长安地区仅次于Aa型罐盖的又一典型类型。

B型罐盖数量较少，见于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后期，目前所见资料少有明确纪年。同类型中年代相对较早的如西安南郊清凉山唐墓M534等[14]，最晚的见于西安南郊缪家寨唐乾符四年（877）仇珫墓[13]。

综上，唐代长安地区的塔式罐罐盖，应是以7世纪中期出现的实心盖钮和圆饼形盖底为基础，在8世纪的前后两个阶段分化出了其他几种形态。从形态相似度和时代先后顺序来看，Ab型和Ac型Ⅰ式应当是由长安地区的原初形态Aa型直接演化而来，Ac型Ⅱ式则可能是在Ac型Ⅰ式的基础上同时吸收了Ab型的特征而形成。B型在本地区仅见9件，数量有限，但该型在8世纪中期前后长安地区以西的岐州（凤翔府），即今陕西宝鸡特别是凤翔一带非常流行，说明其制作传统可能并非源于长安本地，故B型与A型各类型的关系可能较为疏远。再者，以8世纪中期为分水岭，长安地区塔式罐的罐盖出现了盖钮由实心向空心、盖底由封实的圆饼形平面向突出子口转变的显著动向，这表明8世纪中期以前形成的罐盖生产和消费格局在此后发生了较大变动，凸显出前后迥异的时代氛围。

2.罐座

（1）分类

显示罐座形态差异的要素较多，比如器身的内收程度和形态（即罐座最小直径及其所在位置）、顶部边缘是否出沿及其形状、顶面封实或开口等，因此罐座年代早晚关系的判断相对复杂。根据器身的内收程度和形态，可先将长安地区出土的罐座分为二型。

A型 18件。罐座最小直径几乎等同于顶面直径，器身收分。其中，因器身高度差距明显且这一差异能够反映出器物年代的早晚，故可将这类罐座细分为二式。

A型Ⅰ式 12件。器身高大，通常在20厘米上下，近似筒形，顶部封实、开口者参半。如被发掘者推测年代为武则天至唐睿宗时期的西安东郊高楼村唐墓ⅡM9所出[15]（图四，1）。

A型Ⅱ式 6件。器身低矮，一般在10厘米上下，近似圆盘形，其中一些罐座顶部边缘已可见台状出沿。如年代被发掘者推测为德宗至唐末的户县兆伦遗址唐墓M3所出[16]（图四，2）。

B型 115件。罐座最小直径与顶部直径有较明显差距，且其所在位置与罐座顶部有一定距离，器身呈弧形内收。根据罐座顶部封实或开口及边缘形态差异，可细分为三个亚型。

Ba型 102件。罐座顶部封闭，且边缘无莲瓣贴塑等特殊装饰。根据顶部边缘是否出沿，以及因罐座器身内收而产生的形态差异，可将Ba型分为三式。

Ba型Ⅰ式 59件。内收处靠近罐座顶部，且顶部边缘未见明显出沿。如葬于天宝十载（751）的渤海郡君高氏墓所出[17]（图四，3）。

Ba型Ⅱ式 26件。内收位置较接近罐座中部，近似亚腰形，较富有本地特色。其中少数罐座顶部边缘已可见台状出沿。如荀曾夫妇墓所出[3]（图四，4）。

Ba型Ⅲ式 17件。内收位置较接近顶部，且顶部边缘出沿呈台状，或出沿的下边线呈弧形。如葬于咸通七年（866）的杨筹墓所出[18]（图四，5）。

Bb型 10件。罐座顶部近似盏托状，边缘有贴塑莲瓣装饰，顶部中心或开口或封闭，器身高大。该类型通常为三彩或器身附加其他贴塑装饰的制品，形制较为特殊。如墓葬年代被发掘者推测为盛唐时期的西安南郊唐墓M31所出[19]（图四，6）。

Bc型 3件。罐座顶部开口，边缘外翻且无贴塑装饰。如荀曾夫妇墓所出[3]（图四，7）。

（2）年代

与前述罐盖的分析思路和方法相同，综合目前出土资料可得出以下结论。

A型Ⅰ式罐座约出现于8世纪初期，西安东郊景龙二年（708）郭家滩唐墓M395所出[20]是该类型最早的实例。该类型数量不多，流行时间较短，至8世纪中期750年代前后消亡，有明确纪年且年代较晚的是蒲城天宝元年（742）李宪墓（让皇帝惠陵）所出罐座[21]。A型Ⅱ式数量更为有限，纪年墓出土者最早见于西安南郊清凉山唐贞元十三年（797）荀曾夫妇墓[3]，最晚者见于咸阳坡刘村唐会昌元年（841）薛廷容墓[22]。

Ba型Ⅰ式罐座至迟已于7世纪末出现，如武功武周长寿二年（693）苏瑜墓随葬塔式罐[23]。该类型主要流行于8世纪，至少在9世纪依然可见，如高陵唐大和六年（832）范孟容墓出土者[24]，是唐代长安地区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塔式罐罐座类型。Ba型Ⅱ式罐座数量较多，出现于8世纪中期750年代前后，其中最早的纪年墓出土资料见于西安南郊郭杜唐天宝十四载（755）米氏墓[25]，多数同类型资料的年代集中在8世纪后半期，延续至9世纪中后期，年代最晚者出土于西安南郊缪家寨唐咸通十一年（870）仇衮墓[13]。Ba型Ⅲ式罐座几乎贯穿于整个9世纪，纪年墓资料早至西安南郊雁塔区马腾空村唐元和十年（815）M28[26]，晚至广明元 年（880）仇朗墓[13]，9世纪后期趋于消亡。

Bb型罐座数量不多，但集中见于8世纪前半期，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年代较早者如景云元年（710）节愍太子墓所出[11]，较晚者如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天宝六载（747）张思九妻胡氏墓所出[27]。

Bc型罐座数量很有限，散见于8世纪后期至9世纪中期，有明确纪年的资料出自西安南郊唐会昌三年（843）李浔夫人崔琰墓[28]。

综上，器身内收且顶部封闭的Ba型Ⅰ式罐座应是唐代长安地区塔式罐罐座的最初形态。紧随其后出现的是器身高大近似筒形的A型Ⅰ式罐座，以及顶部近似盏托状、边缘贴塑莲瓣装饰的Bb型罐座，二者的出现均不晚于8世纪初。从形态相似度和时代先后顺序来看，很难认为这三类罐座之间存在较密切的关系，其产生似是各有渊源。后续出现的几种罐座类型则几乎都或多或少继承和发展了上述三类罐座的某些特征，并在8世纪中期这一特定时间节点分化出来。

其中，Ba 型Ⅱ式在Ba型Ⅰ式的基础上，既保留了顶部封闭、边缘无莲瓣贴塑的形态特征，器身内收幅度也显著增大，最小直径下移至器身中部，从而使罐座形态趋近于亚腰形。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少数罐座顶部边缘还逐渐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台状出沿。此后，Ba型Ⅲ式则在保留了顶部封闭的形态基础上，发展出边缘完全呈台状或下边线呈弧形的出沿，且罐座顶部直径缩短，器身最小直径所在位置上移，恢复到Ba型Ⅰ式器身的内收程度。总之，Ba型三个式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器形的演变路径较为清晰。

A型Ⅱ式罐座继承了A型Ⅰ式器身收分的特征，但器身显著矮小化。并且，与Ba型Ⅱ式的情况类似，A型Ⅱ式罐座当中同样出现了顶部边缘有台状出沿的个例。

Bb型、Bc型罐座的源流和发展情况更为复杂。二者的器形虽然融合了Ba型与A型的某些特征，但明显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比如，Bb型罐座器身具有与Ba型相似的内收特征，但顶部边缘有贴塑莲瓣装饰，形状特殊，与其他罐座类型均不相同，其顶部通常为圆形孔洞的特征仅见于早期的部分A型Ⅰ式罐座。Bc型罐座与A型Ⅱ式罐座大致见于同一时期，且同样器身矮小，但不同之处在于Bc型罐座顶部开口且器身内收，而A型Ⅱ式罐座则顶部封闭、器身收分。从这些特征来看，Bb型罐座应是在同时吸收了Ba型与A型Ⅰ式罐座影响的基础上，在顶部边缘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莲瓣贴塑等装饰。Bc型罐座则融合了Ba型Ⅰ式罐座器身内收的传统和同时期A型Ⅱ式罐座器形的矮小化倾向，以及早期A型Ⅰ式与Bb型罐座中较常出现的顶部开口等各类特征。此外，Bc型罐座顶部边缘外翻呈台状或下边线为弧形的特征，也与同时期所见的少数Ba型Ⅱ式、A型Ⅱ式罐座情况相似。尽管目前还难以明确此种形态的出沿最早见于何种罐座类型，但9世纪常见的Ba型Ⅲ式罐座无疑延续了这一传统。

总之，长安地区出土塔式罐的罐座总体上与罐盖相同，均以8世纪中期为分水岭，在器形变化方面呈现出新的趋势：一是器身内收幅度增大，二是顶部边缘产生明显的台状出沿。此外，8世纪前期顶部边缘贴塑莲瓣装饰的罐座至此消失，一批形制矮小的罐座则在此后出现。种种迹象表明，长安地区塔式罐罐座的生产、消费格局与罐盖同步，均在8世纪中期产生了深刻甚至具有颠覆性的变化，二者的联动为初步探讨当地塔式罐的生产动向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二、时空分布所见唐代长安地区塔式罐的生产动向

1.从组合形式变化看塔式罐的生产动向

长安地区的塔式罐至迟已在7世纪中期出现，但直到7世纪末随葬塔式罐的墓葬数量依然有限。由表一可知，出土于7世纪唐墓的罐盖共11件，除因形态特殊且数量稀少不便分类的4件，余均为Aa型；出土罐座8件，A型Ⅰ式2件、Ba型Ⅰ式2件，不便分类的4件。另有个别塔式罐仅见罐盖，未见罐座。这些情况表明，此时罐盖、罐座之间的组合形式尚未完全固定，塔式罐这一器型本身还处于形成阶段，或为参与制作的工匠偶然为之，还未形成相应的技术群体。

进入8世纪，长安地区随葬塔式罐的墓葬数量大幅增加，共98座，出土罐盖99件，罐座106件。其中，罐盖Aa型＋罐座Ba型Ⅰ式组合的塔式罐共发现34组，分别出土于30座8 世纪初至750年代前后的墓葬中（表二）。这个组合是目前长安地区所见最多的塔式罐组合形式，在8世纪前半期保有主体地位，表明当时该地区塔式罐的产品结构较为稳定和单一。不仅如此，由于罐座通常体量较大，若要保证多件成品尺寸形制大致相当，预判器型比例、确定罐座在视觉上的重心位置，以及拉制坯体时熟练的操作技能都必不可少。而技术的熟练度需要长期大量的重复练习才可能得以维持，进而形成制作习惯。因此，这一时期参与塔式罐生产制作的工匠应当具有较为稳定的技术传承和联系紧密、成体系的组织群体。

另外，Bb型罐座也集中出土于8世纪前半期的墓葬中（表三）。这些墓葬的部分墓主身份地位较高，如节愍太子墓[11]、金乡县主夫妇墓[29]、右骁卫大将军上柱国薛莫及其妻武昌郡夫人史氏墓[30，31]、朝议大夫上柱国王元忠及其妻金城县君辛氏墓[4]。这种装饰华丽、形制特殊的塔式罐可能是产自官营作坊、不流通于市场的高规格产品，即文献记载中无需私备而由甄官署供应的“别敕葬者”[32]。而另一部分墓葬墓主身份地位不高或未见墓志，如张思九妻胡氏墓[27]、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33，34]，以及墓主被发掘者推测为贵族的西安南郊唐墓M31和墓主被推测为富商的西安西郊热电厂 唐墓M2[35]，随葬的塔式罐应是购自坊间。这种差异性显示了塔式罐的制作技术、装饰手法在官方与民间存在交流互动的可能性。

到8世纪后半期，长安地区随葬塔式罐的墓葬共计43座，包括罐盖或罐座缺失的资料在内，共发现塔式罐45件（组），较8世纪前半期有所减少。曾在8世纪前半期流行的罐盖Aa型＋罐座Ba型Ⅰ式组合已基本消失，发现较多的组合形式分别是罐盖 Aa型＋罐座 Ba型Ⅱ式的5组，罐盖Ab型＋罐座Ba型Ⅱ式的7组，罐盖Ac型Ⅱ式＋罐座Ba型Ⅰ式的7组，分别出自18座墓葬中（表四），而除罐盖或罐座缺失的10件外，另外16组塔式罐有多种组合形式，几乎各不相同（表五）。可见，长安地区塔式罐生产在8世纪后半期呈现出产品结构多元化的特征，提示参与制作塔式罐的工匠群体内部因不同技术系统并存而发生分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以罐盖Aa型为主体的组合形式仅见7组，而在8世纪前半期则多达41组（包含罐盖Aa型与其他罐座类型的组合7组，见表三），可知8世纪后半期以来，长安地区工匠制作塔式罐的习惯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几乎不约而同地更新了制作技术。此外，8世纪后半期也没有某种特定形制的塔式罐与墓主身份相关，塔式罐成为更加纯粹的商品。

进入9世纪，罐盖Ac型Ⅱ式＋罐座Ba型Ⅲ式组合的塔式罐有7组（表六），罐盖 Ac型Ⅱ式＋罐座Ba型Ⅰ式组合的塔式罐有4组，成为长安地区塔式罐较多见的组合形式，但是与总计达20组的其他零散组合形式以及未发现罐盖或罐座的14件（组）资料（表七）相比，这两种组合的数量并不占优势。这表明9世纪以来长安地区的塔式罐生产更趋零散化。

综上，塔式罐的生产制作在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这一漫长的时代区间内，总体上经历了组合形式渐趋混乱失序的过程。这应当与此时的工匠群体因技术来源多样化和组织体系松散化而导致的制作习惯改变，以及消费群体在面对丧葬活动时的关注重点从地下转为地上[36]，从而降低了对塔式罐等传统随葬品的关注度等因素，都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2.从空间分布看塔式罐的生产动向

上文通过梳理罐盖、罐座的形态与组合形式变化，初步探讨了长安地区的塔式罐在唐代不同时期的生产动向。另一方面，随葬塔式罐的墓葬所在地相对于唐长安城的方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解塔式罐生产制作活动的有关情况提供了参考依据。

唐长安城以北偏东部的广大空间为禁苑所据，因此城中居民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城外的东、南、西三个方位。其中，随葬塔式罐的墓葬主要集中分布在外郭城东、南、西墙中部的三座城门外，外郭城以南的东西两端，以及西北出中渭桥、通向咸阳等地的主要交通线路附近，即城东春明门外、城南明德门外、城西金光门外，以及城东南角曲江池附近、城西南角和城西北方向的咸阳一带。城东延兴门、通化门附近，以及西南方向的鄠县等地随葬塔式罐的墓葬数量也较多，仅次于上述地点。还有一些地点可见随葬塔式罐的墓葬零星分布，如城东昭应县所在地铜人原一带，作为唐代帝陵陪葬墓分布区的富平、蒲城，以及城南启夏门、安化门附近，城西延平门、开远门外。另有少量随葬塔式罐的墓葬散见于城北光化门外以及距城较远的高陵、铜川等地，因资料有限本文暂不作分析。以下仅对唐长安城东、南、西三个方位的葬地所见现象做简短讨论。

经统计，唐长安城周边葬地出土不同类型罐盖的分布及其在当地出土罐盖总数的占比情况如表八所示。从中可知，城东、城南、城西出土罐盖的总体数量相差不大，在均以罐盖Aa型为主体类型的前提下，城东还同时以Ac型Ⅱ式为主体类型，显示出与城南、城西两地在罐盖典型形态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结合各类型罐盖的流行时段分析，Aa型和Ac型Ⅱ式罐盖数量分布自城东→城南→城西分别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趋势，前者递增，后者递减，而Ab型和Ac型Ⅰ式罐盖则都呈现出自城东、城西向城南集中的趋势。这些现象共同反映了塔式罐罐盖的形态乃至相应制作习惯和技术在唐长安城周边的流转演变历程。

罐座的情况与罐盖类似（表九）。首先，出土于城东、城南、城西的罐座数量大致相当，且均以Ba型Ⅰ式为主体。其次，Ba型Ⅱ式在城东的占比与Ba型Ⅰ式非常接近，而在城南、城西则有明显差距，且分布越向西差距越显著，可以说是具有城东特色的一个类型。再次，与Ba型Ⅱ式相同，A型Ⅰ式、Ba型Ⅲ式的分布也呈现出自城东向城南进而向城西递减的趋势，而A型Ⅱ式、Ba型Ⅰ式的分布规律则反之。最后，Bb型显示出在城东、城西分布各自集中而在城南较少见的状态。由此可知，分布于城东的罐座相较于城西、城南的罐座而言具有较鲜明的地域色彩，其制作习惯、技术来源应当与城西、城南两地有一定区别。由于皇室成员、高级官员墓葬多集中分布在城东[37，38]，且其中确有一些以塔式罐随葬，所以城东一带的工匠应当具有为身份等级较高者制作塔式罐的经验，但这对于罐座地域性特征的形成是否产生了影响尚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立足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梳理具有不同形态特征的罐盖、罐座组合及其变化，可大致把握唐代长安地区塔式罐的生产动向，初步了解参与塔式罐制作生产的工匠群体在唐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制作习惯、技术传承情况和生产组织的紧密程度。其中，有两大生产动向值得重点关注。一是罐盖、罐座近乎同时在8世纪中期产生的显著形态变化及二者组合形式的整体变动；二是唐长安城城东与城南、城西葬地所见罐座的地域性差异。从以上变化产生的时间节点来看，席卷唐王朝大半疆域的“安史之乱”作为当时最重大的社会事件，无疑最具有引发相应变动的可能性。这场变乱在客观上造成了长安地区人口的大规模避难迁移，曾经参与制作塔式罐的工匠群体也极有可能被裹挟在内，进而导致此前稳定有序的生产活动和技术传统被迫中断。所以，即便长安地区经历了乱后重建，生产秩序有所恢复，但无法避免工匠群体技术来源的变化和人员结构重组等问题，故而器形及组合形式也难以恢复到变乱发生前的面貌。

结 语

塔式罐在唐代作为一类以陶器为主体的窑业制品，其生产动向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很少受到关注。本文以长安地区出土的塔式罐，特别是其组成部分中最具器型指向性的罐盖和罐座为研究对象，对二者的形态特征及组合形式在唐代不同时期的变化和地域性差异进行了初步分析，进而探讨了参与生产制作塔式罐的工匠群体在制作习惯、技术传承情况和生产组织紧密程度等方面的动向，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一、唐代长安地区的塔式罐罐盖以8世纪中期为界，整体上实现了盖钮由实心向空心、盖底由封实的圆饼形平面向突出子口的转变，其中 A型各型式应源自长安本地，而B型罐盖的出现则极有可能受到了岐州地区的影响。

二、罐座的主要器形变化，如器身内收幅度增大、顶部边缘产生台状出沿、莲瓣贴塑装饰消失、形制趋向矮小化等现象，同样发生在8世纪后半期以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