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握中悬璧，授权读史发布。百年东吴连载47 作为东吴中期政治斗争的开端，暨艳案在历史长河中却并不算广为人知。即便有人略有所闻，能理解的也大多停留在表象之上——认为暨艳只是个正直的官员，因为拒绝与不称职、贪赃枉法的同僚同流合污，触动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孙权为了安抚他们，只好拿暨艳当作牺牲品。然而，事情绝非如此单纯。如果仅把暨艳视作一个孤勇者，那他悲剧性的结局似乎会暗示孙权对政局的掌控力薄弱，文臣武将铁板一块、朝政已腐败透顶。但事实并非如此。东吴尚处于上升期，不可能在黄武初年就烂成如此局面，而孙权的平衡术在那个时期施展得也极为娴熟，局势并未失控。实际上，暨艳的行为不仅代表个人的选择，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纷争——权力之争的序幕早已悄然拉开。

谈及暨艳案，就不得不回到两年前的丞相之争。孙权受封吴王后，任命东吴首任丞相，这一人选一出，便让朝野震惊——丞相竟然是孙邵。此举令众人难以理解，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丞相非张昭莫属。从资历来看，张昭自孙策时期便效力江东二十余年，是元老级人物；从功劳看，孙权继位初期，张昭与周瑜平起平坐，协助稳定局势，后又在孙权出征平叛时坐镇后方，无不劳苦功高。相比之下，孙邵的履历平淡无奇：最初任孔融手下功曹，随后随刘繇入江东，刘繇败北后加入孙家阵营，在孙权上位后担任车骑将军府长史。直到二十余年后，他才再度出现在史书中，如此一个长期默默无闻的人，突然被提拔为丞相，战胜了众望所归的张昭，自然让人难以理解。 然而，孙权的安排绝非无的放矢。在他看来，张昭绝对不适合做丞相。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他要求丞相必须顺从，而张昭性格刚直，常直言进谏，孙权难以接受。其次，是旧怨未了。孙策遇刺后，张昭曾支持孙翊，又有意接受曹操的人质委派，赤壁前又有主降之事，孙权对他积怨颇深。后来称帝时，他还调侃张昭：当初要是听了你的，现在我就得去要饭了。可见怨恨之深。最关键的，是为了抑制江东大族的势力。有人或许疑惑，张昭虽是淮泗人，用他做丞相不正好对抗江东大族吗？实际上，张昭的儒学士人身份使其在思想和阶级上与江东士族逐渐趋同，因而成为潜在威胁。江北士人在江东无地方根基、军事能力有限，通过与江东士族联结，自然逐步走向一体化，张昭与江东士族的立场因此日益接近。

张昭后来多次反对孙权的政策，例如他曾批评孙权刑罚过重、反对法术为政，这与江东大族出身的顾雍如出一辙。孙权盛怒拟亲征公孙渊时，张昭再度激烈反对，又站在江东大族一边。这也是为何大家力荐张昭为丞相——江东士族的支持几乎是理所当然。可孙权并非易于左右的君主，他深知若张昭掌权，反而可能威胁自身统治。与之类似的还有薛综，他几乎是张昭的翻版。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江北士人子孙被彻底江东化，最终形成与江东大族紧密绑定的儒学士人集团。 孙权震惊于江东大族迅速膨胀的势力：即便是陈武之子陈表等江北武人，也开始与江东大族混合，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为了制衡这种局面，他不得不采取行动，任命孙邵为丞相便是第一步。孙邵与江东大族关系不佳，正适合作为对抗力量。历史上他未立传的原因，也透露出复杂的政治算计：《吴书》原有孙邵传，明确记载其与吴郡张氏张温关系不睦，但后来韦曜主编时，为泄私怨，将其删除。孙邵在江北士人中仍能为孙权所用，是对抗江东大族的最佳人选。

江东大族的反击随即而来。孙邵不符合他们利益，张昭几乎到手的相位落空，自然不满，于是双方走到了一起。孙邵作为双方共同的对手，必须被打倒，但直接出面会触怒孙权，于是江东士族选择了一个代言人——张温。张温在东吴官场升迁迅速，显然背后有人推动，他也深知自己势单力孤，需要盟友，于是暨艳便在黄武年间登场。 暨艳出身吴郡，是当地名门之一，虽不及顾陆朱张四家显赫，但也有一定影响力。然而，他家族曾因立场错误，在孙策渡江时与其对立，遭受沉重打击，使得暨艳仕途黯淡无光。张温看中了这一点：暨艳仕途渺茫，却渴望进步，同时又是个清议之士。清议之风源自东汉时期，士人以维护正义为己任，借言论批评时弊，抨击朝中不正。对皇权而言，清议并非坏事，但一旦被巧妙利用，便能成为操控政治的利器，也正因此，暨艳成为黄武年间这场权力斗争中的关键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