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国的历史，真正追溯起来，本应从非子受封秦地开始讲起。 当年，非子因为善于养马，深得周孝王赏识，因此被周王封于秦地，成为秦人的始封君。从这一刻起，秦人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开启了后来波澜壮阔的秦国历史。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非子的身份其实并不高。他既不是诸侯，也不能算作卿大夫。他所获得的封地不足五十里，并不具备建立诸侯国的资格，只能算是依附于某个诸侯国的小小“附庸”。 因此，在传统史学体系中，真正意义上的秦国建立，并不是从非子开始计算，而是从秦襄公被正式册封为诸侯开始。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也明确指出：“襄公救周，始命列国。” 也就是说，秦国作为一个正式诸侯国，其历史起点应当从秦襄公开始。 按照周朝礼制，周天子册封诸侯，共分“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其中“公”位列最高一级。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而且爵位直接位列“公”。 然而，翻阅史书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秦襄公的父亲秦庄公，为什么也被后世称为“公”？ 其实，秦庄公之所以被称为“公”，并不是他生前真正拥有的爵位，而是后人的追称。 在秦庄公在世的时候，他实际得到的封号只是“西陲大夫”。 不过，虽然只是大夫身份，但这个封赏对于秦人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凭借这一身份，秦庄公得以将原本属于大骆之族的居地犬丘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犬丘大致位于今天甘肃天水市西南礼县一带，土地和人口资源的增加，让秦人的实力迅速提升，也为后来秦国正式立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那么，秦庄公又是如何获得“西陲大夫”这一身份的呢？ 这还要从周孝王封秦说起。 当年周孝王之所以把秦地赐给非子，目的并不仅仅是奖励其养马之功，更重要的是希望秦人承担守卫西部边疆的责任，抵御不断侵扰周王朝的犬戎。 犬戎，也被称作西戎、猃狁。周代文献中多称其为“猃狁”，到了秦汉时期，则逐渐与匈奴这一称呼联系起来。

这些游牧部族长期活动于周朝西北边境，经常发动侵扰。尤其是在早期，犬戎势力强大，曾经一度攻灭犬丘大骆一族，使秦人与西戎之间的战争异常残酷。 秦庄公的父亲秦仲，便是在与猃狁人的战斗中阵亡。 秦仲战死后，周宣王终于无法忍受西戎不断侵扰边境，决定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试图彻底解决这一威胁。 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周宣王召集秦仲的五个儿子，进行伐戎动员，同时调派七千军队前往支援，希望帮助秦人重新夺回优势。 关于周王室与猃狁之间的战争，历史文献和青铜器铭文都有大量记载。其中，最重要、最具权威性的资料之一，就是著名的《不其簋》铭文。 簋，是先秦时期贵族使用的一种青铜食器。按照当时的生活习惯，簋主要用于盛放谷物，而鼎则主要用于盛放肉食。 在普通生活中，簋只是日常器物；但当它进入宗庙祭祀或者墓葬礼仪体系后，就成为严格受到礼制规范约束的重要祭器。 按照周代礼制，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使用七鼎六簋，卿大夫使用五鼎四簋，而士则使用三鼎二簋。 由于青铜器制作成本极高，在那个时代，只有重大事件发生时，贵族才会专门铸造鼎、簋等青铜器作为纪念。而在铸造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把事件经过、功绩以及赏赐内容刻写在器物表面，这些文字便成为后世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不其簋》的铭文，最早见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不其簋”簋盖。 不过，这件簋盖究竟是地下出土文物，还是早年流传下来的传世宝器，以及它具体何时进入博物馆收藏，如今已经很难考证。 《不其簋》铭文内容大意如下： 九月初吉戊申这一天，伯氏说道：“不其，朔方的猃狁再次发动叛乱，大举侵犯我国西部边疆。天子命令我率军前往西方讨伐猃狁。我返回朝廷时，需要献上俘获的敌人。我命令你驾御战车继续追击敌军，一直追到洛地。你驾驶我的战车，在高陵讨伐猃狁，斩获敌人首级，俘虏大量敌军。后来，戎人聚集兵力追击你，你又与他们展开激烈交战，并最终安全撤退，没有使军队陷入危险境地。你再次取得大量战果。” 随后，伯氏又说道：“不其，你将在征战戎人的功劳中开始显达。现在赏赐给你弓一张、箭一束，赏赐臣属五家，田地十亩，让他们辅助你的事业。” 不其拜谢之后，为纪念自己的祖先公伯、孟姬，铸造了这件尊贵的簋，希望获得更多福泽，长寿无疆，并让子孙后代永远珍藏和使用它。 从铭文内容来看，这是一篇记录秦人参与伐戎战争，并因军功受到赏赐的重要历史文献。

由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秦庄公名其。” 而在先秦文字中，“不”字经常只是语气助词，没有实际意义，因此铭文中的“不其”，实际上就是文献中的秦庄公。 另外，《不其簋》中提到的“公白（伯）”与“孟姬”，也能够与《史记·秦本纪》相互印证。《秦本纪》中记载，秦庄公的祖父名为公伯，而孟姬则是公伯的夫人，是姬姓贵族中的长女。 因此，几乎可以确定，“不其”就是秦庄公，而《不其簋》记录的正是秦庄公参与讨伐西戎的战争。 从铭文描述来看，秦庄公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多次艰苦战斗。他不仅需要主动追击敌军，还要面对西戎反扑。在一次次生死搏杀中，秦人的勇猛、坚韧以及不断向外扩张的精神逐渐展现出来。 这也成为后来秦国崛起过程中一个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 值得补充的是，“不其簋”的簋盖虽然长期收藏于国家博物馆，但它的簋身直到1980年才重新被发现。 那年三月，山东省滕县后荆沟村的一名村民，在村北“居龙腰”高岗取土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 消息上报后，当地文物部门立即展开发掘，并在墓中发现了一件西周时期的大型青铜簋器，也就是“不其簋”的簋身。 令人惊喜的是，簋身底部同样刻有铭文，而且内容与簋盖上的铭文完全一致。 经过专家研究确认，簋盖与簋身原本属于同一套完整青铜器。 至于为什么这两部分后来会分离，以及“不其簋”的簋身为何会出现在山东地区，目前已经无法准确考证。 然而，比器物流传问题更让历史学家困惑的，是铭文中的核心人物“伯氏”究竟是谁。 从《不其簋》铭文的语境来看，“伯氏”应该是这场伐戎战争的最高统帅。他一方面接受周王命令，对周王负责；另一方面又能够指挥秦庄公，并代表周王对秦庄公进行赏赐。 因此，“伯氏”的身份显然十分尊贵。 有学者认为，“白氏”中的“白”其实就是“伯”，也就是说，铭文中的人物应该叫“伯氏”。

按照这种解释，有人认为“伯氏”可能是伯益之后。 但是，这种说法存在明显问题。 因为秦人同样自称伯益后裔。如果“伯氏”也是伯益之后，那么按照宗族关系，秦庄公反而应该更加尊贵，而铭文表现出的却是“伯氏”居于上位、不其接受命令，这显然不符合。 为了调和这一矛盾，历史学家李学勤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伯氏”可能是秦庄公的兄长。他认为，先秦时期“伯”既可以表示伯父，也可以表示同辈中的长兄。 然而，这一说法同样遭遇困难。 《史记·秦本纪》明确记载：“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 也就是说，秦仲共有五个儿子，其中最大的就是秦庄公。如果秦庄公已经是长子，那么“伯氏”作为兄长的可能性就基本不存在。 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则提出了另一种大胆解释。他认为，“伯氏”就是秦庄公，而“不其”是秦庄公的弟弟。 但这一观点同样无法成立。 因为秦庄公的弟弟分别为梁康伯（公子康，又名嬴庆）、嬴福、嬴禄、嬴寿，并没有一个人的名字能够与“不其”对应。 于是，又有学者提出，“伯氏”可能是秦庄公的伯父。 他们认为，秦庄公父亲秦仲的“仲”字，本身就是按照兄弟排行命名，因此秦仲之前可能还有一位长兄，名为秦伯。 但反对者指出，即使秦仲真的有兄长秦伯，如果史书完全没有记载，说明此人影响有限，不太可能成为能够统领七千周军、代表周王征伐西戎的重要人物。 因此，有人进一步推测，铭文中的“伯氏”可能是鲁国开国君主伯禽。 但问题在于，历史上同样没有任何可靠记载证明伯禽曾参与讨伐西戎。 就在众多解释陷入争论之时，另一位重要人物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虢季子白。

“虢季子白”，又称“子白”“白”，是西周时期虢国国君，属于周王室姬姓诸侯。 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了一件著名青铜器——“虢季子白盘”。 盘上的铭文记录了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周王命令虢季子白率军抵御戎人，并因战功受到赏赐的历史。 铭文记载： 周宣王十二年正月丁亥吉日，虢季子白制作宝盘。伟大的子白，在对抗戎人的战争中建立功勋，威震四方。他率军讨伐猃狁，在洛水之北作战，斩杀五百敌人，俘获五十人，因此成为先锋。英勇的子白献上敌人首级，周王高度赞赏他的功绩，并赐予战车、弓箭、大钺，以表彰他的功劳，希望他的子孙后代世代传承。 从这件青铜器铭文可以明确看出，虢季子白确实曾经率军与戎人交战。 因此，郭沫若认为，《不其簋》中的“伯氏”，指的就是虢季子白。 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不其簋》和《虢季子白盘》虽然都记录了讨伐戎人的战争，但并不一定是同一次战役。 如果两者记录的是同一场战争，那么虢季子白盘中“斩首五百、俘获五十”的巨大功绩，为什么没有在《不其簋》中出现？ 由于《诗经》中的《采薇》《出车》也记录了周宣王时期讨伐猃狁的战争，因此，有学者通过比较认为，《不其簋》记载的战争，与《诗经》中的相关内容更加吻合，而铭文中的“伯氏”，实际上就是《出车》中多次出现的南仲。 我们可以进行比较。 《不其簋》记载了三次战斗： 第一次，是伯氏率军讨伐猃狁于西方； 第二次，是不其奉命在高陵作战； 第三次，是不其遭遇西戎追击，并与敌军展开激烈交锋。

而《出车》中同样记载：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同样涉及三次战争。 不仅如此，《不其簋》中伯氏明确表示自己是奉周王命令出征，而《出车》中也写道：“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此外，蔡邕《谏伐鲜卑议》中提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也可以作为旁证。 因此，有学者认为，《不其簋》中的“伯氏”就是《出车》里的南仲。 那么，南仲究竟是什么人物？为什么铭文中称他为“伯氏”？ 南仲除了出现在《出车》中，还见于无惠鼎、驹父盨等青铜器铭文。 陈梦家、马承源等学者考证，这些青铜器都属于周宣王时期，因此可以确定南仲生活于周宣王时代。 同时，《汉书·古今人表》又将南仲列于周厉王时期。 这说明南仲很可能是一位经历周厉王、周宣王两朝的老臣。 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提出一种解释： “伯爵之称伯氏，犹侯爵之称侯氏。” 也就是说，“伯氏”并不是说这个人的名字里一定有“伯”字，而是一种表示身份和爵位的称呼。

按照这一解释，《不其簋》铭文中的“伯氏”，很可能就是南仲。 不过，这一观点至今仍未得到所有史学家的认可。 关于“不其簋”中的“伯氏”究竟是谁，学界仍然存在争论。 也正因为如此，这件沉睡千年的青铜器，至今仍像一个未完全解开的历史谜题，等待后人继续探索。它不仅记录了秦庄公早年的征战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秦人在西周末年的艰难处境，以及那个后来横扫六国的强大帝国，最初是如何在西北边陲的血与火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