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古代中国文化和文明成就表现出较高程度的认可，但在涉及近代中国时，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日本各版本历史教材中，对于古代中国的描述普遍带有尊崇色彩。无论是气势恢宏的万里长城，还是汉唐时期强盛的国力，以及造纸术、印刷术等影响世界的发明，都被作为重要内容详细介绍。同时，日本教材也承认中国儒学，尤其是孔子思想，对日本社会、制度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日本历史教材还主动提及古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朝贡贸易关系，并承认这一交流模式曾为日本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利益。在许多历史叙述中，日本甚至直接引用中国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例如，在介绍遣唐使和古代中日交流时，日本教材提到：中国史书记载了倭于公元600年曾向隋派遣使者之事。其中直接使用了中国古籍中的倭这一称呼。 不仅如此，日本部分历史教材还将朝鲜半岛历史中的一些内容纳入东亚文明交流的范畴，特别指出高丽曾积极向中国学习金属活字印刷、棉花栽培等先进技术。这些内容体现出日本教材对于古代中国文明影响力的承认。 然而，当叙述转向近代中国时，日本历史教材的语言风格明显发生变化。相关内容中经常出现混乱腐败衰弱等描述，将清朝时期的中国描绘为徒有虚名的独立国软弱无力的国家。

对于日本近代侵华历史，虽然部分教材会以日本侵略中国等标题进行表述，但在具体叙述过程中，仍存在弱化和淡化历史责任的倾向。例如，在描述南京大屠杀时，一些教材使用杀害许多中国人等表述，而没有充分突出事件造成的大规模伤亡和严重影响，这种措辞上的处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韩国历史教科书则呈现出另一种特点：较强的民族自信色彩，以及部分历史表述上的争议。 与日本教材强调古代中国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文化影响不同，韩国历史教材并没有特别突出中国在东亚文化传播中的核心作用，而是更多地将中国历史放入整个亚洲历史发展的框架之中。

例如，日本教材通常会承认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并长期受到中国文明影响；而韩国教材则更倾向于强调，中日韩三国共同创造了东亚地区的文化共同性，突出韩国自身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不过，在一些疆域和历史归属问题上，韩国部分历史教材存在明显争议。例如，韩国一些版本的历史教材将中国东北地区描述为古朝鲜的历史疆域。当提到满洲这一概念时，也常常将其与中国并列描述，甚至在部分地图中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区域进行标注。 在涉及台湾问题时，韩国部分历史教材称台湾是位于中国东南部的岛国；而对于西藏、新疆等地区的相关描述，也存在与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的问题。这些表述在历史研究领域引发了较多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历史教材中明确提到高丽曾学习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而韩国部分媒体却坚持宣称韩国拥有现存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这种说法也被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存在争议。 此外，在韩国传统史书中，曾经记载明朝出兵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是对朝鲜的再造之恩。然而，在部分韩国历史教材中，这段历史的重要性被相对弱化，更多强调李舜臣等朝鲜将领和民众在抗倭战争中的贡献，而对于明朝援军所发挥的作用着墨较少。 综合来看，日本历史教材虽然在近代侵略历史的描述上存在淡化责任的问题，但在涉及古代东亚文明交流时，相较于部分韩国历史教材，其叙述方式在一些方面显得更加接近历史事实。

中韩两国之间原本并不存在现实意义上的领土争端，但由于历史教育和民族叙事的影响，一些韩国民众形成了关于中国侵占韩国长白山的固定印象。这种由历史教材塑造出的认知，也成为影响两国民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