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三国历史和相关故事的人，大多都知道，曹魏、蜀汉、东吴三国鼎立之后，三方朝廷内部都曾出现过一批掌握大权、辅佐君主的重臣。 曹魏前期，有魏国的司马懿、陈群、曹真、蒋济、高堂隆等人，他们或掌军权，或理朝政，为曹魏政权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蜀汉则不同，诸葛亮一人独撑大局，几乎成为蜀汉的核心支柱；东吴方面，则有张昭、顾雍、陆逊、诸葛瑾等名臣名将坐镇朝堂。 到了三国中期，局势又发生了变化。曹魏逐渐被司马氏掌控，司马家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蜀汉虽然还有蒋琬、费祎这样的贤相辅政，但整体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东吴则有诸葛瑾、孙峻等人维持朝局。 到了三国后期，曹魏基本进入司马家准备取代曹魏、接受禅让的阶段，蜀汉则处于有君无相的状态，大将军姜维虽然多次北伐，但在朝中的影响力已经无法与诸葛亮时期相比，只能算是支撑蜀汉残局的重要人物。而东吴一方，文臣方面有丞相张悌、太傅贺邵，武将方面则有老将丁奉、名将陆抗，依然保持着一定实力。 由此看来，真实历史中的东吴实力，其实远比《三国演义》中展现出来的更加雄厚。也正因为如此，东吴最终灭亡的时间比蜀汉晚了整整十七年。 然而，由于受到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很多人对于东吴后期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提到东吴末期的人物，大家最熟悉的大概是武将中的丁奉、陆抗，其次便是忠烈殉国、却没有独立列传的丞相张悌。 至于另一位关键人物贺邵，知道他的人就少得多了。 实际上，贺邵的地位与曹魏时期的帝师高堂隆十分相似。甚至有人认为，如果高堂隆能够多活几年，司马懿未必能够轻易掌控曹魏，因为高堂隆曾经最早向魏明帝曹叡提出，要削弱司马懿的势力，防止其坐大。 可惜的是，曹叡平日里对高堂隆的建议大多言听计从，唯独这件关乎曹魏未来的大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而东吴的贺邵，同样是一位敢于直言、忧国忧民的忠臣，只是他的命运更加悲惨。他遇到的不是普通君主，而是东吴末帝孙皓这样残暴多疑的皇帝，比起曹叡这样的昏主，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地位堪比曹魏高堂隆、蜀汉董允的东吴末期名臣——贺邵。 如果当年的孙皓能够听取贺邵的劝谏，并且真正重用这位贤臣，或许东吴的国祚还能延续几十年，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贺邵，字兴伯，是会稽郡山阴县人。 孙权第六子、东吴太宗景皇帝孙休即位之后，贺邵凭借自身才能，从中郎逐渐升迁为骑中常侍，后来又被外放担任吴郡太守。 孙休去世后，废太子孙和之子孙皓登基，成为东吴最后一位皇帝。此时的贺邵再次进入朝廷，担任禁军左典军，后来又升任中书令，同时兼任太子太傅，成为东吴朝中的重要人物。 然而，孙皓这个皇帝性格残暴、喜怒无常，又极其骄傲自大。在他的统治下，东吴政治逐渐混乱，国家日益衰败。 面对这样的局面，贺邵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冒着生命危险上书劝谏。 他说：

古代那些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够身处深宫之中，却能够了解天下万里之外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特殊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善于任用贤臣。 贺邵认为，孙皓继承的是孙权留下来的基业，应当以仁德治理天下，亲近贤良，远离奸佞，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重新走向安定。 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 这些年来，朝廷中真假混杂，上下互相欺骗，许多文臣武将虽然占据职位，却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外部没有能够镇守边疆的名将，内部也没有能够辅佐皇帝的贤臣。那些奸邪之徒只想着依靠讨好皇帝来获得升迁，他们干预朝政，肆意谋取利益，让真正有才能、有忠心的人遭到排挤。 于是，东吴朝堂逐渐失去了正气。 忠臣不敢开口，正直之士被压制，而那些只会迎合皇帝的人却越来越受到重用。 天下人私下议论纷纷，士人们发出各种忧虑之言，清明的风气逐渐变得污浊，忠臣也只能闭口不言。 贺邵进一步指出：

陛下身处高位，居于深宫之中，您说出的每一句话，天下人都会认真对待。那些亲近您的宠臣，每天只会顺着您的心意说好听的话，而陛下却把这些人的奉承当成真正的贤能。 这种局面，让贺邵感到十分不安，所以他不得不冒死将真实情况告诉皇帝。 他还说道： 臣听闻，能够让国家兴盛的君主，都喜欢听自己的过错；而导致国家混乱的君主，却只喜欢听别人赞美自己。 愿意听取批评的人，能够及时改正错误，福祉自然会不断到来；只喜欢听赞誉的人，沉浸在虚假的美好之中，灾祸也就会随之而至。 古代圣君为了求得贤才，甚至主动询问自己的不足，不愿高高坐在宫殿之中，而是亲自外出巡视，以此提醒自己不能脱离百姓。 可是如今的陛下，却用严厉的刑罚压制直言之臣，排斥敢于进谏的贤士，沉迷于身边人的奉承之中。 昔日商朝高宗武丁为了寻找辅佐自己的贤臣，甚至梦中得到傅说这样的贤才。而陛下如今却忽视贤臣，把他们视若无用之物。 曾经的常侍王蕃忠心耿耿，恪守臣子的本分，本来有成为辅弼重臣的才能，可陛下却因为一时醉怒将他杀害。

最近，鸿胪寺卿葛奚也是先帝留下的旧臣，只因为酒醉之后说了一些失礼的话，陛下便认为他冒犯天威，让他饮下御赐之酒，最终中毒身亡。 此事之后，天下百姓为之悲痛，朝廷官员也逐渐失去了信心。许多人甚至认为能够离开京城、外放地方，反而是一种幸运。 这样的局面，绝不是保全东吴江山的征兆。 贺邵又批评宠臣何定。 他说，何定本来只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没有什么真正的才能，却因为善于讨好皇帝而得到重用。 有了权力之后，何定更加肆无忌惮，干预朝政，滥用职权，让小人得势，让贤者受压。 他甚至大肆兴建工程，征调江边守军去捕猎麋鹿，修建豪华陵寝，导致大量森林被破坏，百姓和士兵都疲惫不堪。 而孙皓却把这些猎物和珍奇之物收藏在深宫之中，终日享乐，不顾天下疾苦。 贺邵认为，如今天下灾异频繁，四季失常，仲夏降霜，这些现象都是小人掌权、政治失衡的表现。

他希望孙皓能够敬畏上天，学习古代贤君，重新任用贤能，清理朝堂，驱逐奸佞，把那些被埋没的人才召回朝廷。 只有这样，才能守住孙权留下来的基业。 《左传》中曾说：国家兴盛时，君主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国家灭亡时，君主把百姓视为草芥。 贺邵认为，孙皓如今应该学习周成王、周康王，让天下百姓重新看到希望。 可是现实却是，东吴的法令越来越严苛，赋役越来越繁重，宫中的宦官遍布地方，到处兴建劳役、搜刮财富。 百姓生活困苦，老人孩子忍饥受寒，家家户户面露菜色。 地方官员为了讨好朝廷，又不断施加压力，让百姓生活更加艰难。 整个东吴已经到了民怨积累、人心不安的地步。 与此同时，长江沿岸驻军虽然数量不少，但真正能够用于防守边境的力量却十分有限。

如果将士们平时得不到照顾，衣甲不整，粮食不足，到了战争时期又怎么可能拼死效命？ 贺邵劝孙皓减轻赋税，停止无意义的徭役，救济贫困百姓。 他说：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的根本。 如今东吴甚至没有一年的储备粮，普通家庭连一个月的积蓄都没有，可后宫中供养的人却有一万多人。 内有百姓怨恨，外有财政消耗，国家已经到了危险边缘。 而此时，取代曹魏建立西晋的北方强敌，也一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东吴。 贺邵提醒孙皓，即使敌军暂时没有南下，如果东吴自身继续衰败，也无法长久存在。 当年孙权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江东建立霸业，开创东吴基业，如今这些成果传到了孙皓手中，更应该珍惜。

只有爱护百姓，善待将士，才能守住祖先留下来的江山。 他还说道： 长江天险并不能永远依靠，如果自身治理不好，即便有江河阻隔，敌人也一样能够渡江而来。 他举秦朝和蜀汉灭亡的例子告诫孙皓，险要地势不能成为国家长存的保障，真正决定国家兴亡的，是君主的德行和治理。 这篇奏疏送到孙皓面前后，孙皓不仅没有接受劝谏，反而对贺邵产生了强烈的怨恨。 然而贺邵坚持原则，不阿权贵，因此宫中许多人都害怕他。 后来，一些奸臣向孙皓进言，说贺邵和大司农楼玄诽谤朝政。 楼玄因此被流放到南州，贺邵虽然暂时保住官职，却最终没能逃脱厄运。 后来，贺邵患病中风，已经无法正常说话，只能辞职休养数月。 但孙皓怀疑他是假借疾病逃避责任，于是派人将他抓捕，关进酒窖严刑拷打。 面对酷刑，贺邵始终没有说一句屈服的话。 最终，这位忠臣被杀害。 他的家人也全部被流放到临海地区。 孙皓甚至仍然不解恨，又下令诛杀楼玄的后代。 这一年，是天册元年，贺邵终年四十九岁。 据说，贺邵担任吴郡太守时，吴中的豪门曾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会稽鸡，不能啼。 意思是讽刺他没有能力。 贺邵听后冷笑回答：

不能啼，便杀吴儿。 后来，他果然开始整治吴中豪族。 顾氏、陆氏等江东大族都因此受到牵连，甚至让一代名将陆抗亲自向孙皓求情，才避免家族遭受更大灾祸。 由此可见，贺邵并不是一个只会空谈的文臣，他既敢直面皇帝进谏，也敢整治地方豪强。 那么，贺邵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如果孙皓没有杀害他，而是真正给予重用，他是否能够像蜀汉的蒋琬、费祎辅佐后主刘禅，曹魏的陈群、陈泰父子匡扶魏室一样，让东吴的江山继续延续几十年？ 这或许永远只能成为历史留下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