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在古代还有一个别致的别称，叫作阿堵物。这一说法源自西晋时期清谈名士王衍的轶事。王衍自视清高，标榜超脱尘俗，为了彰显自己远离俗务的姿态，他出门从不携带钱财，甚至在日常言谈中也刻意回避提及钱字。某一次，他熟睡之际，他的妻子故意在床榻周围摆满了一圈钱币。王衍醒来后，睁眼所见皆是金属的冷光与世俗的气息，不由皱眉，带着明显的厌恶脱口而出：举却阿堵物！意思是快把这些碍眼的东西拿走！ 在那个崇尚玄谈、讲究名士风度的西晋士人圈子里，这样的故事不仅没有被视为矫饰，反而被当作风雅逸事广为流传。彼时清谈之风盛行，人们热衷于玄理辩论与精神姿态的展示，而王衍与乐广，正是这一风气中的领军人物，几乎被奉为清谈的标杆。 王衍在谈论玄理时，极为讲究仪态与气场的营造。他常常手执白玉柄的尘尾，谈兴一起便随手挥舞，姿态潇洒，仿佛言语与动作本身都带着某种超脱尘世的韵律。然而，他的玄谈往往缺乏坚实根基，思绪信马由缰，言辞随意流转，甚至前一刻刚说出口的观点，下一刻若觉不妥便立即推翻改口。世人因此戏称他口中雌黄。 所谓雌黄，原本是一种矿石，可用来制成黄色颜料。魏晋时期，人们多以黄纸书写，若写错字，便以雌黄涂抹掩盖，再重新书写。因此，信口雌黄这一成语，便带着一种随意更改、缺乏严谨的意味，从王衍的清谈轶事中流传下来。 然而，所谓清谈风雅，在后世看来，却往往被总结为清谈误国。

西晋王朝的崩塌原因复杂交织，但作为位极人臣的重臣之一，王衍无疑难辞其咎，甚至被认为在精神与政治层面都起到了消极作用。 王衍（256年—311年），字夷甫，出身于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乃西晋末年重要权臣，同时也是玄学清谈的代表人物。他出身显赫世家：祖父王雄曾任曹魏幽州刺史，父亲王乂官至平北将军，堂弟王戎更是位列司徒，可谓门第煊赫，家族势力盘根错节。 凭借这样的家世背景，王衍步入仕途后一路顺风顺水，官职不断攀升，历任黄门侍郎、中领军、尚书令、尚书仆射等要职，最终官至司空、司徒，位极三公，权倾一时。 然而，身居高位的他，心思却并未真正系于国政民生，而是更多地盘算自身进退与家族安危。在动荡的局势中，他甚至为了自保与布局，将弟弟王澄、族弟王敦分别安排为荆州、青州刺史，以巩固家族势力，这一做法也长期遭到时人鄙夷与非议。 公元311年，东海王司马越去世，王衍奉命护送灵柩返回东海。途中不幸遭遇羯族将领石勒部队，被俘成为阶下囚。面对石勒关于西晋为何衰亡的质问，这位曾经身居高位的重臣，却未展现出应有的担当与风骨，反而一味推卸责任，甚至试图迎合对方，劝说石勒称帝，以求自保。

石勒对此极为鄙视，认为其人毫无气节，当即下令处死他。临刑之际，王衍自知难逃一死，便以自己位列三公为由，请求不要以刀刃加害，试图保留最后一点体面。 石勒心机深沉，并未直接用刀，而是命人于夜间推倒墙壁，将其活活压死。王衍终年五十六岁，生命以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收场。 多年之后，桓温北伐中原，登高远望，只见山河破碎、荒烟蔓草，百年废墟尽入眼底。他不禁长叹道：国土失陷，中原百年来成为一片废墟，王夷甫等人推脱不了他们的罪责。 随军参军袁宏试图为王衍辩解，言辞间带有宿命论色彩：天命运数自有兴废，不一定是那些人的过错。 桓温闻言脸色骤变，沉声回应。他提起荆州刘表曾养有一头肥牛，体重千斤，虽食料远胜寻常牲畜，却既不能负重远行，也不如病弱母牛耐劳。后来曹操攻破荆州，便将其宰杀犒军。桓温借此以牛喻人，将袁宏比作那头徒有其表、无实际用处的肥牛，言辞锋利如刀。

袁宏听后惊惧失色，几乎不敢言语，座中宾客也尽皆面面相觑，无不心生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