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吴三桂选择投降清军之后，清军随即浩浩荡荡地推进至北京城下，兵锋所指，京师震动，历史的转折就在这一刻悄然完成。多尔衮借此实现了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多年未竟的夙愿，在成功占领北京之后，他提出迁都北京的战略构想，并迎立顺治皇帝入关，祭告天地，以此昭示天下：清政权已不再是偏居东北一隅的地方势力，而是正式成为全中国的新统治者。与此同时，多尔衮被加封为叔父摄政王，表面尊荣之下，实际已牢牢掌握全国军政大权。从这一刻起，清朝完成了从边疆政权向统一帝国的关键跃迁，原本局限于东北的政权，开始全面统治广袤中原，开启了大清帝国的新格局。 清朝在对待汉人的问题上，始终采取一种复杂而矛盾的统治策略：怀柔与高压并行交织，既安抚又压制，这种双重路径贯穿其统治始终，尤其在清朝前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所谓怀柔政策，最早在清太祖时期并未形成系统。彼时清太祖虽已成为明朝的重大威胁，但其本身并无明确吞并中国的成熟政治设计，对汉人的治理也缺乏柔性手段，因此大量被俘汉人多被当作奴隶使用，甚至对儒生群体采取较为严厉的镇压措施。直到清太宗时期，这种局面才发生转变，开始逐步推行怀柔策略，实行满汉分治，另设官吏专门治理汉人，使汉人在制度上稍稍摆脱直接受满人压制的状态。与此同时，清廷对明朝降臣加以广泛利用，很多原明官员在新政权中继续发挥作用，清军得以迅速入主中原，很大程度上正依赖于这些人的协助。 顺治入关之初，这一政策仍被延续，而实际推动者正是多尔衮。在具体实施中，首先体现在对明朝遗留政权体系的礼遇之上，清廷为明思宗举行丧礼，以礼制规格改葬，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安抚姿态。对于明朝死难官员，清廷予以追谥，对仍然存活的旧臣则加以任用，甚至对一些在明代具有影响力、在民间仍具声望的士人，也重新征召入仕，以稳定人心。

其次，清廷继续推行科举制度，以此作为笼络汉族士大夫的重要工具。考试形式仍沿袭明代体系，尤其保留八股文这一核心形式，使士人长期沉浸于固定格式的写作训练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现实政治参与能力，但同时又将他们牢牢纳入国家官僚体系之内。 再者，在民生层面，清廷对普通汉人采取相对宽缓的措施，废除明末时期繁重苛刻的各类杂税，同时撤销如东西厂、锦衣卫等具有高度压迫性质的特务机构，以此缓解社会紧张氛围，重建统治秩序。

与怀柔相对的是清廷长期并行的高压政策，这一部分主要针对那些对明朝怀有深切情感、始终坚持反清复明的士大夫阶层以及所谓的爱国义士。在具体措施上，首先是严禁士人结盟结社。顺治九年，礼部正式颁布条例，禁止士子私自结社，此后又多次重申禁令，严防思想与组织的聚合。 其次是对士绅权力的压制。明代士绅在地方社会中地位极高，常常介入甚至左右地方政务，而清廷在全国局势稳定后，开始有意识地削弱这种力量。顺治十八年，江宁巡抚朱国治以江南欠粮士绅一万三千人为由，上奏朝廷，清廷借此大规模追责，将其统一以抗粮之罪加以处理。顺治帝去世后，苏州部分生员因不满地方官员，在文庙聚集哭诉，却被定性为大不敬，最终有十七人被处死，震动江南士林。

更为严酷的是文字狱的逐步兴起。中国古代虽历代皆有文字狱现象，但以清代最为系统且严密，其核心目的在于压制汉人的民族意识，强化对统治合法性的控制，并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达到高峰，但在顺治时期已初露端倪。顺治十七年，朝臣张晋彦为已被革职的阁臣刘正宗所作诗序中出现将明之材之语，顺治帝认为此语隐含难解之意，遂以诡谲不可解为由，将刘正宗处以绞刑，并将张晋彦处斩。文字狱由此成为压制士气的重要工具，士大夫往往因片言只语便遭灭顶之灾，并常伴随连坐株连，冤案频发。这种高压文化政策制造出一种长期的社会恐惧，使思想空间被严重压缩，人才成长环境遭到破坏，也在深层上阻滞了社会的进步。 此外，清廷还颁布剃发令，强制汉人剃发留辫，不得蓄发。顺治二年起正式推行这一制度，并限定短期内必须执行，违者格杀勿论，因此造成大量汉人死亡。这一命令虽然针对全体汉人，但其核心目标显然直指士大夫群体，因为士大夫阶层民族意识更为强烈，自尊意识也更为突出，而剃发留辫在象征层面上对其精神世界构成了强烈冲击，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羞辱意味的制度安排。

在中央机构方面，清朝也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而严密的权力体系。 内阁作为清代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其雏形在入关前已经出现。随着满族贵族力量不断增强，对文官体系的需求也随之提升。皇太极时期设立文馆，由儒臣分职管理；天聪十年又将其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与内弘文院，合称内三院或内院。顺治十五年，内三院正式改为内阁。其后虽不断调整人员与结构，但基本延续明制形式。通常设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然而由于部分重要权力被南书房与军机处分走，内阁实际权力已大幅弱化，更多只是奉旨办事的执行机关。

与内阁并存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机构带有浓厚的部族军事民主遗存色彩。在入关前，它承担军国大政的最终决策功能。入关之后虽被保留，但其权力逐渐与皇权产生冲突，也不利于吸纳汉族官僚体系。康熙时期设立南书房，通过精选词臣参与机要事务，皇帝通过密旨直接指挥，从而逐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的影响力。 雍正时期则进一步推进权力集中，设立军机处。最初因西北军务需要设军需房，后正式发展为军机处，并于雍正十年颁布军机处印信。军机处负责承旨办事，逐步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策功能。军机大臣由皇帝临时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任，并无固定官职，被称为无专官。他们虽参与机要，却无决策权，只能执行与传达皇帝意志，被形容为机要秘书，仅负责传述与缮写，不参与实质决策。其下设军机章京，从六部及内阁选拔，负责起草、登记与文书处理，形成严密的机要文书体系。

军机处的运作极为精细，上谕分为公开与密发两种形式。涉及全国性政务的命令由军机处交内阁公开颁行，而涉及机密军政或直接指令的内容则通过密封方式传递，确保信息的高度集中与安全。同时，军机处还承担奏折整理、朱批记录与档案管理，使皇帝能够直接掌握全国政务动态。这一制度的建立，使君主专制达到新的高度，内阁与旧有议政体系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中央集权走向极端强化。 六部作为传统行政执行体系，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各部职能基本沿袭明制，分别负责官员、人事、财政、礼制、军事、司法与工程事务。各部设尚书为长官，左右侍郎为副，内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分级官员，构成完整行政链条。

理藩院则是清朝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其前身可追溯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期对蒙古地区的逐步征服。崇德三年正式改设理藩院，设尚书、侍郎等官职，与六部体系对接，但主要由满蒙贵族担任，专责蒙古事务。随着统治范围扩大，其管辖逐渐延伸至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及西南部分地区，涵盖封爵、会盟、宗教、司法、游牧、贡纳、邮驿乃至外交事务，对多民族国家治理起到重要作用。 内务府则是专门负责皇室宫廷事务的机构，其雏形源自努尔哈赤时期，后逐渐发展为服务全国皇权的庞大系统。入关后，其职能进一步扩大，甚至一度吸收宦官管理体系的部分职能，形成十三衙门体系，但始终由满洲近臣掌控核心权力，避免宦官专权。康熙时期又对相关机构进行调整，使其更符合皇权集中管理的需求。 除上述机构外，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等也构成完整官僚体系，大多承袭明制，仅在清代政治环境中做出适度调整，以适应新的统治需求。 清初实行八旗制度，凡八旗男子皆需服兵役。其基本编制以佐领、参领、都统逐级统辖，每三百人为一佐领，五佐领为一参领，五参领为一都统，形成严密军政结构。八旗分为上三旗与下五旗，其中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其余为下五旗。随着蒙古与汉人归附，清廷又扩编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总计二十四旗。 八旗兵一方面承担京师禁卫任务，编入骁骑营、护军营、前锋营等系统；另一方面驻防全国各地，形成庞大军事网络。绿营兵则全部由汉人组成，以绿旗为标识，分布于各省及边疆地区，兵力规模更为庞大。军官体系从提督到把总层级分明，受督抚节制。 随着时间推移，八旗兵逐渐战斗力下降，而绿营在乾隆之后也表现疲弱。到太平天国时期，清廷已不得不依赖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维持统治，这也折射出传统军制的衰落。 地方行政方面，鸦片战争前清朝共设十八个行省，后陆续增设台湾、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省级最高长官为总督与巡抚，或二者兼任，统管军政大权，直接对皇帝负责。各省设布政使与按察使，分别主管民政财政与司法监察，形成分工体系。其下再设府、州、县三级行政单位，全国共有二百一十五府、一千三百五十八县，构成覆盖全国的基层治理网络。州分为散州与直隶州，厅则多设于边远地区，县为最基层治理单位，由知县直接负责地方政务。 整套制度在不断强化皇权的同时，也构建起一个层级严密、覆盖全国的治理体系，使清朝在入关后迅速完成从军事征服到制度统治的全面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