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祖至高宗时期，朝鲜文人对于郑氏政权的认知，其实是在一种强烈的历史情感与政治立场交织中逐步展开的。自英祖即位之后，他继承了仁祖、孝宗、肃宗以来一以贯之的尊周思明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这一理念。他不仅将大报坛的祭祀对象扩展至明太祖与崇祯皇帝，还积极推动明史的整理与编修，同时对明遗民及其后裔给予生活上的照拂与政治上的象征性关怀。到了正祖时期，这种尊明情结被推向高峰，无论是史书编纂还是对明遗民后代的抚恤，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仿佛是在用制度化的方式，延续一个已经消逝王朝的精神余温。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朝鲜后期文人理解郑氏政权的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崇明色彩。他们往往将郑氏政权与吴三桂并置，视其为反清复明的象征性希望。这种认知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政治判断，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明朝在朝鲜历史叙事中长期被塑造为父母之邦，被认为具有再造朝鲜秩序的恩典与正统意义。因此，在他们的想象中，郑氏不仅是一股海上势力，更像是延续明统的一缕余脉。

这里是文章 可以看到，魏伯珪等人对郑氏政权的评价，同样深深植根于尊周思明的思想框架之中。然而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对郑氏忠明性质的质疑。在朝鲜王朝后期的大儒成海应与李德懋的笔下，这种怀疑尤为明显。他们在各自为明遗民所撰写的传记中，都记载了明遗民张盟之子惟孝对郑氏的强烈控诉：他认为郑成功不过是假借明朝名义进入中原，其真实目的在于劫掠人口与财物，并非真正为了恢复明朝正统。甚至在其叙述中强调，即便是孩童，也能看出郑氏行为的虚伪，更遑论通晓经史的士人。

从这些申辩与记录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语境里，郑成功的形象远非后来历史叙事中那般单一而高洁，他既可能被视为复明志士，也可能被看作借名行事的现实政治力量。这种分裂性的评价，本身也折射出成海应与李德懋对其政治动机的审慎甚至批评态度。 这里是文章

在成海应所记录的殉国遗民故事中，郑芝龙的形象则更加复杂，甚至带有明显的负面色彩。他被描绘为一个心怀二意、摇摆不定的叛明权臣，其评价常以好利倾危四字概括，语气中充满警惕与否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朝鲜文人对郑氏政权的整体历史脉络已经掌握得相当清晰，并不再像清朝三藩之乱时期那样，对郑经等人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在《明季书稿》中，已经出现了为郑成功专门立传的内容，这说明朝鲜学界对郑氏政权的了解已经发生了质的跃迁。这种变化，一方面源于清鲜关系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清朝对朝鲜的限制逐渐放松，使得官方赐书与使臣购书成为常态，大量中国史籍得以输入朝鲜，信息来源更加通畅；另一方面，则与英祖、正祖时期大力推动尊周思明史学编纂的学术氛围密切相关。

这里是文章 进入十八世纪之后，朝鲜文人对郑氏政权的关注逐渐出现新的维度，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围绕丁未漂流人何以仍持永历历书的讨论。李瀷从理性逻辑出发，认为永历政权既已灭亡，就不可能再存在以永历为正朔的合法政权，因此相关行为难以成立。但到了正祖时期，儒学者柳徽文则通过本国仍使用明崇祯年号的现实例证，来说明郑氏奉永历年号并非完全不合情理。

在这一解释框架中，郑氏遥奉永历，被认为可能并非不知道明统已绝，而即便后来知晓，仍继续沿用旧号，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坚持，旨在维系南明余脉的历史正统与精神延续。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朝鲜文人对郑氏政权的理解，已经不仅停留在政治忠诚的简单判断层面，而是开始尝试从历史延续性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进行解释，对其行为背后的精神动因进行分析。

这里是文章 事实上，朝鲜后期文人对郑氏政权认知的一个显著进步，就体现在地理认知的具体化与实证化上。过去他们对郑氏势力的理解多停留在抽象概念层面，而到了后来，则逐渐转向对具体空间与现实地理的把握。

在清朝三藩之乱发生之际，朝鲜国内曾围绕是否渡海通郑展开激烈争论，但无论主战或主和，对郑氏实际所在位置的认知都十分模糊。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末，这一状况发生明显改变。实学派学者徐浩修在其《燕行纪》中，对台湾的地理范围、行政区划、社会风俗乃至历史演变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记录，其描述已具有明显的实地观察与考证特征。 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他对台湾历史与地理的了解已经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同时，他在文中使用伪置东都僭王施琅平定郑克塽等表述，也反映出其对郑氏政权的批判立场，并倾向于将其视为非正统政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清政权合法性的认可。

这里是文章 到了正祖二十年（清嘉庆元年，1796年），朝鲜国内发生了一件引人关注的事件：济州岛人李邦翼漂流至澎湖，历经八个多月的艰难辗转才得以归国。正祖对其漂流途中所经山川地理与风俗人情表现出浓厚兴趣，遂命朴趾源将其经历整理成文，并对其行程进行系统考证与补充说明。

在《书李邦翼事》中，朴趾源对澎湖与台湾的地理环境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历史地理分析，并对其行程距离进行了具体计算，呈现出一种兼具实录与考证性质的写作风格。他本人曾于1776年与1790年两度作为使臣出使清朝，在此过程中接触并引入大量清代史籍。作为徐命膺之子，他继承家学，并成为朝鲜后期北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这里是文章 除了徐浩修与朴趾源对台湾历史地理的直接考察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早期海浪岛等相关认知的修正与再讨论。此前李瀷与曹夏望等人曾将海浪岛与郑氏势力范围联系起来，但这一说法在后续研究中不断被重新检视。 作为朝鲜诗学派四大家之一李德懋之孙、活跃于宪宗时期的实学学者李圭景，自幼深受实学思潮影响，广泛研读朝鲜与中国典籍，涉及历史、地理、文学、音韵、宗教、书画、风俗、医药、植物等多个领域，累计超过一千四百余种，并加以考辨整理，最终编成六十册巨著《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典范。 这里是文章 他在《海浪岛磴磴矶辨证说》中，对海浪岛从古至今的记载进行了系统考证。文中指出，自李晬光《芝峯类说》以来便已有相关记载，后又在李瀷《星湖僿说》中被误认为是郑氏政权所统治的岛屿，这一认知在后世逐渐被重新审视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