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逝世之后，蜀汉还延续了二十九年的命运。这二十九年里，前十二年由蒋琬掌管国政，中七年由费祎主持，最后十年则是姜维主事。《三国志·蜀书·卷十四》中将蒋琬、费祎、姜维合为一传，事实上，他们三人都是诸葛亮最得意的弟子，各自肩负着不同的使命与责任。

尽管蒋琬、费祎、姜维都先后执掌国政，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何前两位未能继承诸葛亮北伐的宏大遗志，而唯独姜维一人坚定不移地追随这一理想？

首先，三人的理念存在显著差异。严格来说，蒋琬和费祎是真正意义上掌握国政的人，而姜维更多专注于军事事务。蒋琬和费祎在蜀国内政方面，基本沿袭了诸葛亮的治理方法，但在北伐问题上，他们各自心中有不同的判断。

蒋琬曾认为，诸葛亮生前多次出兵秦川，路线险阻重重，来回不便，不如顺流沿汉水、沔水东下。他甚至筹建大量舟船，准备进攻魏国的魏兴、上庸二郡，但因旧疾复发而未能付诸行动。朝中官员大多持谨慎态度，认为水路出兵虽易行，却万一失败，回返艰难，不可轻举妄动。

费祎辅政期间，每当姜维提出北伐之策，他几乎总是反对，仅给姜维配备不到万人的兵力。费祎语重心长地对姜维说：“我们远不及丞相，当年连丞相也未能定中夏，我们何尝能成？不如稳固国政，善待民生，将功业留给有能者继承，不可妄想一举定乾坤。若不如志，悔之无及。”蒋琬提出水路进攻魏国的方案遭遇强烈反对，费祎则干脆自认不如诸葛亮，认为连诸葛亮都未必能成功，更何况我们呢？唯有姜维自信陇西熟悉地形，才武兼备，希望联合诸羌、胡人，夺取陇西，进而威胁关中。 其次，是权力受限的问题。诸葛亮死后，蒋琬被任命为尚书令，不久加行都护、假节，兼领益州刺史，随后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病重后，推荐费祎继任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姜维则在与费祎共录尚书事之外，历任卫将军、大将军等职。

表面上看，蒋琬、费祎似乎已掌握蜀国国政，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诸葛亮那样绝对的权威。因为他们未曾成为丞相，刘禅虽听父辈与诸葛亮之言，却不可能百分百服从他们。而且后期宦官黄皓势力崛起、益州本土势力抬头，种种因素都制约了他们的北伐意志。 蒋琬曾提出水路进攻魏兴、上庸二郡，却遭到朝中官员和刘禅的质疑，甚至派费祎与姜维去汉中劝阻，这足以说明蒋琬的威望不及诸葛亮，难以随心所欲。蒋琬是诸葛亮指定的继承人，权力尚且如此，更何况费祎与姜维呢？

再者，益州派内部对北伐态度保守。陈寿评价姜维：“姜维粗有文武，志在功名，却好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表面上是批评姜维能力有限，实则反映了益州人士对其穷兵黩武、耗费民力的不满。姜维北伐时，百姓、士兵和地方官员都是益州人，他们自然不希望国家为无谓的战争耗尽资源，因此对北伐行为多有非议。

从后世视角来看，诸葛亮死后，蜀汉已经缺乏足够的人才与国力来支撑北伐，更何况这一目标本身成功几率微乎其微。姜维的北伐，如同理想主义者明知不可而为之，虽然终难成功，却带着悲壮凄凉的气息，仿佛在向诸葛亮的英灵致敬，也让后人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与惋惜。 暑假将至，不妨为孩子准备一套《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让他们从少年时代就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这份精神财富将伴随他们一生，受益无穷。内容详实、价格适中，实为难得的文化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