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到底是谁缔造的，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孙中山被奉为国民党的精神领袖，但他的志趣从来不在经营一个议会政党上，他更习惯用革命动员的方式凝聚力量，以铁血手段推翻旧秩序。

真正把同盟会从地下秘密组织改组为能在国会选举中争夺席位、能以制度程序跟袁世凯掰手腕的现代议党政党的，是宋教仁，一个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一岁的湖南人。借用孙中山本人的话说，这个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才是国民党在实际意义上的缔造者。

孙中山不愿干的事，宋教仁全干了

1912年8月，在宋教仁的极力推动和实际主持下，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派，在北京合并成立了国民党。筹备会议期间，宋教仁与来自各党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国民党宣言》，他因此被公认为国民党的第一位组织者和实际缔造者。

孙中山虽被推举为理事长，但他对政党政治的实际操作缺乏兴趣，很快便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将党务全盘交给了这个年仅三十岁的湖南书生。孙中山此后一心扑在铁路建设上，担任全国铁路总监，而国民党的日常运转、选举策略、组织扩张，全部压在了宋教仁一个人肩上。

宋教仁接下这副担子不是因为他想当官，而是因为他和孙中山对革命之后的政治路径有着根本不同的判断。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希望以强而有力的总统权力来主导国家建设。宋教仁则从留学日本期间便深入研究欧美政治制度，认定只有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才能从根本上制约袁世凯的权力。

他的逻辑并不复杂，总统制下总统权力过大，一旦在位者野心膨胀，没有任何制度手段可以在不颠覆国家的前提下更换他，而内阁制不同，内阁不善可以随时更迭，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这套说理在1912年的中国政坛上几乎是宋教仁一个人在苦苦宣讲，而他不仅是理论家，更是行动者。

议会政治的操盘手

宋教仁最令人生畏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懂理论，更擅长操作。在代理理事长的短短几个月里，他完全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党经营得有声有色。他将大批官僚政客和地方实力派吸收进来，大幅扩张了国民党的党员规模和地域覆盖。

等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出炉时，整个政坛都被他翻盘了，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拿下了392席，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虽未过半数，但凭借绝对优势，已足以操控两院。

这个选举结果让袁世凯彻底慌了手脚，他曾向杨度说过一段极其坦白的话：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权，就怕他们以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将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袁世凯从来不怕武斗，他手上有北洋军，但宋教仁恰恰避开了他最强的那一面，选择用选票而不是子弹来夺取政权。

袁世凯不是没试过收买他，送来尺码精准的西装，送来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甚至许诺让他当总理，但宋教仁一概退回。他坚持要的不是袁世凯赏赐的官位，而是由国会多数党自行产生的政党内阁，这个内阁不需要向大总统负责，只需要向议会负责。

宋教仁的悲剧在于，他以为规则可以约束权力，却低估了权力对规则的无情碾压。1913年3月20日晚，他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北上，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国民党高层悉数到场送行。当他走到检票口时，黑暗中伸出一支枪管，子弹从腰间刺入，他捂住腰际踉跄倒下，凄声喊道：“我中枪了。”

一颗子弹打碎一条宪政之路

刺客武士英很快被捕，顺藤摸瓜查下去，幕后直接指挥者是国务总理赵秉钧，上下联络者是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者是应夔丞，而这整条刺杀链的最终指向，就是大总统袁世凯。真相在极短时间内便被查清，但袁世凯随即用一系列动作堵死了法律追究的全部通道，赵秉钧离奇死亡，证人接连毙命，案件的法律程序就此终结。

那颗子弹击穿的不仅是宋教仁的胸膛，更是整个民国宪政的脊椎骨。宋教仁被杀之后，革命党人通过法律程序和平夺权的信仰瞬间崩塌。国民党内部本来希望通过司法途径追究到底，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向远在北京的赵秉钧发出了正式传票，这在民国宪政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亮点。

然而赵秉钧的死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南北双方经由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任荡然无存。孙中山随即发动二次革命，但由于国民党组织涣散、缺乏军事准备，很快便被袁世凯镇压下去。

袁世凯此后一步步走向帝制，而孙中山则在流亡日本后断然放弃了宋教仁所开创的议会政党路线，另行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按手印宣誓绝对服从领袖，走上了更加严苛的革命党重建之路。

宋教仁代表的那条路径，以议会选举和政党内阁来实现政权更替，以制度手段约束强权，随着他的倒下而彻底中断。

中国此后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和革命动荡。他才是国民党真正的缔造者，而他为议会政治流血牺牲之后，国民党便沿着孙中山的训政道路走向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他死的时候三十一岁，从主持改组国民党到倒在车站血泊之中，中间不过七个月，但这七个月所开创的议会政治格局，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再也没能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