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殿试的考场上，一位名叫骆成骧的学子在策论的末尾郑重写下了八个字：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光绪帝读到这几个字时，心中涌起莫名的感动，随即当场决定将骆成骧擢升为本次殿试的状元。

骆成骧原姓李，出生于云南，自幼丧母，生活困苦，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因家境贫寒，他被过继到当地经商的骆家，随养父母迁回四川。踏入四川的土地，他便进入了锦江书院——今日四川大学的前身。天资聪颖的他，过目不忘，14岁便在州试中夺魁，随后顺利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又相继考中举人和进士，三十岁便已登科，足以显示其深厚的学问与非凡的才智。毕竟，许多人穷尽一生也难得一举人，更别提进士了。

进士及第后，骆成骧参加殿试，他口若悬河、条理清晰，光绪帝问道：为何开国之初财富少而愈富，盛世之后财富多而愈贫？是否因会计不精？骆成骧沉思片刻答道：并不是会计不精，而是出的多入的少。他进一步解释道：皇帝奢侈，大臣随之奢侈，士子亦步亦趋，最终导致天下奢靡，民生艰难。光绪帝听后，心中对他的才干深感钦佩。殿试结束时，他翻看骆成骧的策论，见到那八个字，心中无限感慨。

光绪帝被这八个字深深触动。对于饱受慈禧干涉、几乎无权掌政的自己而言，看到这样一位为皇帝着想的学子，他感到难得的理解与共鸣，急切希望将骆成骧引入朝中，成为自己的心腹。对于外界而言，这或许显得骆成骧任性，但对于他本人，这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他看透了光绪帝的郁闷与无奈，只有通过这八字来传达自己的真心。

光绪帝随即用实际行动向骆成骧证明，他并非一位空有名号的傀儡，而是有志于改革、实现抱负的明君。然而，戊戌政变的到来，使光绪帝再次失去了翻身的机会。《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公车上书事件爆发，康有为、梁启超率1300多人上书，请求废除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并提出迁都、练兵、变法及拒和的主张。但因光绪权力受限，这封上书未能直接递至帝手。德军占领胶州湾后，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这才得知此事，并接见康有为，坚决表示绝不做亡国之君，授权策划变法以自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变法图强的序幕正式拉开，诸如断发易服、军民合治、满汉平等、制定宪法等新思想被提上日程。然而，变法触动了守旧势力的既得利益，最终慈禧联合顽固派发动政变，光绪帝被终身囚禁。骆成骧在此期间全力支持变法，他撰写了《请选举议员和选举执政》，主张西方宪政，然而政变突如其来，未及实施，骆成骧只能无奈接受现实。

光绪帝被囚后，骆成骧作为清廉的穷状元，既不结党营私，也不愿同流合污。他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便决心另寻救国之道。他筹得资金，远赴日本研习西方宪政，潜心翻译，逐渐坚定立宪是新时代根本的信念。学成归国，恰逢辛亥革命风起云涌，腐朽封建制度受到冲击，但他心怀光绪帝知遇之恩，不敢公开鼓吹推翻王朝。

他曾告诫儿子：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意思是，清政府虽将灭亡，但革命事业别人可以做，你不可为，因为家族受过皇帝知遇，殊异于众人。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窃取功劳并图复辟称帝，骆成骧坚决反对，不顾个人安危，接收同乡杨禹昌被害的血衣以示哀悼。然而，在军阀林立、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个人力量微不足道，笔杆子无法改变局势，遂选择隐居，远离纷争。

隐居期间，他曾应邀参加军阀举行的和平宴会，宴会上军阀们夸耀功绩，追随旧制，尊崇他为状元门生。面对这些逢迎奉承的军阀，骆成骧忍无可忍，直言对三位军长：你们谁都不服谁，在这里打一架不就得了，彻底分个胜负看看谁是英雄，又何必劳民伤财拿兵来打仗？三人面红耳赤，却不敢顶撞，只得连声辩解：状元公喝醉了。此事之后，他更不愿出门，与有同样想法的隐士们被称为五老七贤，他位列七贤之首，但仍自谦戏言：什么五老七贤啊，分明是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

隐居一段时间后，儿子骆凤麟自德国归来，谈及柔术，激起了骆成骧的兴趣。面对列强压迫的时代，虽然武术无法直接救国兴邦，但至少能自保。于是，他大力倡导武术，出山宣传，后被推选为振兴武士会会长，以状元身份筹资建立国术馆。

骆成骧一生清廉自持，甘愿做穷状元。高中状元后，他拒绝在资中修建状元府，生活俭朴，两菜一汤未曾改变。有人询问他为何甘于平凡，他坦言：门生有此足矣。聂帅曾评价他在辛亥革命期间潜心教育，高等学堂建设倾注心血，虽未战斗前线，却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少有的清醒之人，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