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晚年，尤其是在平定英布之乱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已经明显显露出力不从心的迹象。这种衰颓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两件朝堂大事中清晰可见：其一是废嫡立庶之争，其二则是诛杀樊哙之议。看似是权力运作中的具体事件，实则折射出刘邦晚年对局势失控的焦虑与无奈。 先说废太子之事。刘邦在病重之际，曾动念废黜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太子。这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易拍板的小事，毕竟刘盈并无过错，储君之位也已确立多年，朝中重臣自然群起反对。即便刘邦态度坚决，想要强行推动更替，也并非易事。毕竟皇权虽重，却也离不开群臣制衡。 而真正让局势发生逆转的，是吕后的出手。她深知刘邦心意，也明白戚夫人所依赖的不过是宠爱，而自己则早已在朝堂经营多年，根基深厚。她不动声色，却精准出击，甚至请出了刘邦曾久闻其名却难以召见的“商山四皓”，辅佐刘盈坐稳储位。这一手不仅稳住了人心，也彻底打消了刘邦易储的念头。 这场争斗表面是太子之争，深层却是吕后与戚夫人之间的较量。戚夫人赌的是恩宠，而吕后赌的是权力结构与政治根基。当刘邦年轻强势时，尚且需要依赖吕后处理政务；而当他年老病重时，已然无力撼动这张早已铺开的权力之网。于是，在废立太子这一局中，吕后最终胜出。

紧接着，另一件更为敏感的事件——诛杀樊哙——也浮出水面。 樊哙是汉初名将，是刘邦最早的追随者之一。秦末时便与刘邦共处芒砀山泽，后来随其起兵，屡立战功，勇猛善战，是刘邦阵营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武将。鸿门宴上，若非樊哙挺身而出，刘邦恐怕难以全身而退，这段往事也让他在刘邦心中地位极高。汉朝建立后，樊哙仍多次领兵征战，功勋卓著。 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与刘邦是连襟。刘邦的原配是吕雉，而樊哙之妻吕媭，正是吕后的妹妹。正因这层亲缘关系，他与皇室之间既是臣子，又带着一层亲族纽带，关系格外复杂而紧密。 也正因为如此，在刘邦病重、久不见群臣之际，樊哙曾率众闯宫，直接进入寝殿。他见刘邦身边仅有宦官侍奉，情绪激动，痛哭进谏：“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

这番话直指要害，点出了皇帝疏远朝臣、亲近宦官的危险性，并以赵高祸秦为例进行警醒。刘邦听后，心中既触动又安慰，对樊哙的直言深感满意，还一度从病榻上起身，可见其在刘邦心中的分量。 然而，信任之外，刘邦对樊哙同样存在深深的警惕。 问题恰恰在于他的身份——吕后的妹夫。一旦刘邦去世，这层关系就意味着政治立场的天然倾斜。届时樊哙极有可能站在吕后一边，而这对戚夫人及刘如意而言，无疑是巨大威胁。 朝中大臣也看得清楚，于是有人进言，认为应提前防范后患，甚至提出直接诛杀樊哙，以绝隐患。这个建议之所以能被严肃讨论，正是因为刘邦已处在权力交接的关键节点，他必须为身后局势提前布局。 说到底，这并非刘邦一时糊涂，而是病重之下的权力焦虑。他要确保自己死后戚夫人与刘如意不被清算，而他也清楚吕后对二人的敌意已难以调和。在这种局势下，削弱吕后潜在力量，就成为他不得不考虑的选择，而樊哙，恰恰站在了这个“风险点”上。 问题在于如何下手。 此时樊哙正以相国身份率军征讨燕王卢绾，身在军中，贸然诛杀不仅风险极大，也极易引发军心动荡。于是刘邦召来陈平，希望他提出一个既能除掉樊哙，又不影响军务的方案。 陈平素以机谋著称，很快提出一计：由他亲自持节前往军中传召，降低樊哙戒心；抵达之后当场下令斩杀，再由暗中随行的周勃接管军队，继续指挥平叛；而陈平则带着人头回京复命。

这一计划看似周密，实则杀机四伏。刘邦当时确实已动杀心，因此此策也迅速成形。 但在陈平与周勃行途中，两人却越想越不对劲。 樊哙毕竟是开国重将，又是吕后亲妹之夫，这种人物一旦处理不当，后患无穷。更关键的是，刘邦病情沉重，今日决定杀人，明日或许就会后悔；一旦皇帝去世，吕后追责，他们极可能首当其冲。 权衡再三，两人最终改变方案，不再执行斩杀，而是改为拘押，将樊哙装入囚车押回长安，把最终生死决定权交还刘邦，以此自保。

于是抵达军中后，陈平持节召回樊哙，樊哙因误以为仅是普通传召，并未戒备，单骑回营，随即被周勃控制，投入囚车之中。之后陈平押解回京，周勃则接管军队继续平叛。 不得不说，这一转折既险又巧，几乎让所有人都在政治漩涡边缘走了一圈，却最终没有留下明显破绽。 就在押解途中，刘邦病逝的消息传来。 陈平松了一口气，却也立刻意识到新的危机正在逼近——人还未入长安，一旦有人在吕后面前搬弄是非，他依旧可能被追责。于是他日夜兼程赶回宫中，直入灵前痛哭，一边表忠，一边将“未敢诛杀、改为押解”的全过程详细陈述。 刘邦虽已听不到，但吕后却听得一清二楚。她需要的不是复仇，而是局势稳定与权力延续。在确认陈平并无恶意后，并未追责，反而选择放人。最终樊哙得以保全，不仅恢复爵位，还重新获得封邑，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也在权力更替的缝隙中悄然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