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12日，北京城天寒地冻。

新华宫里却格外热闹。这一天，已经做了三年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终于正式宣布了一件天下人早就猜到的事情：改共和为帝制，废除民国年号，1916年起称“洪宪”元年。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哗然。因为在这之前，从孙文闹革命到武昌枪声，多少人献出了命，才总算推翻了一个延续数千年的皇权制度。而这位袁大总统，却在就任民国最高职务仅仅三年多之后，就亲手拆掉了自己曾经发誓维护的共和大厦。

当年，那些促成袁世凯称帝的人，政客们给的官方说法叫做“君主立宪，上符国情”——这一套说辞听上去很漂亮：中国的百姓世世代代都习惯了有皇上，没有皇上，心里不踏实；秩序乱了，就得靠强人来镇。至于这个“强人”，除了袁世凯，还能是谁呢？

但袁世凯自己未必真信这些。他坐到这个位子上，也许只是觉得，大总统终究不如皇帝来的威风。总统任期有限，有国会和报纸管着，事事都要拉扯；而皇帝，是一言九鼎，群臣跪拜，江山万代。

今天咱们要讲的，不是袁世凯称帝这出大戏的前前后后，而是戏里一个特别的环节：封爵。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但凡新皇登基，第一件事怎么着都得犒赏功臣。刘邦封韩信、彭越，朱元璋封徐达、常遇春……都是这个路数。袁世凯也懂。他从前清走过，见过慈禧如何赏赐，也见过摄政王如何封官许愿。如今他自己当了皇帝，当然也得出手——得大方，得气派，得让天下人明白，跟袁皇帝干，有前途。

于是就有了洪宪封爵。

这封爵的动作并不算慢。按照正史记载，1915年12月15日，也就是袁世凯公开宣布接受帝位三天之后，便颁发了第一道封爵令。随后短短一两个月之内，陆陆续续的策令从政事堂传出，发往全国各地。根据后人的统计，前前后后，获得各类爵位或荣衔的，总共有一百三十九个人。这个数字很不小了。

然而，翻开当年那些受封者的名单，你会发现，这件事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荒诞和仓促——有的人物该封没封好，有的不该封却封得太高，有的人捧着爵位当救命稻草，有的人骂骂咧咧嫌太小。一张看似整齐的封爵名单，背后藏着的是那个短命王朝难以言说的人情冷暖。

要说清这张名单，咱们得从头讲起。

袁世凯为了这次封爵，其实在制度上没少花工夫。他让人起草了一份《中华帝国颁爵条例》，把爵位等级定得清清楚楚。按条例，“世爵世职于立有大功绩于国家者，特封或特授之”，爵级沿用古制，分为亲王、郡王、公、侯、伯、子、男，后面五等内部还分一二三等。这架构不能说不用心，基本参照了从前清甚至更早的制度。

问题在于，规矩定得再好看，执行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高的爵位是“亲王”。在整个洪宪王朝，获得亲王封号的只有一个人——黎元洪。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亲自下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诏书上写的是：“光复华夏，肇始武昌……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护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国同休戚，嘉名盛典，王其敬承。”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大意是，武昌首义的功劳很大，黎元洪在东南一带非常有号召力，对大局起了关键作用，所以用“武义”这个封号来表彰他。听上去，倒是一番歌功颂德的赞誉，但细想想，其中味道却有些复杂。

为什么第一个就封黎元洪？这里头有个政治逻辑。黎元洪在民国政坛的地位极其特殊——他不是北洋嫡系，却是武昌首义的象征；没有自家军队，却在南方有很强的人望；更重要的是，他当时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袁世凯称帝，如果连副总统都愿意接受封王，那共和的根基等于从内部自行瓦解了。所以说，这第一道封爵令虽短，分量很重。

那黎元洪接没接这个王位呢？如果接了，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可黎元洪偏偏是个有骨气的人——尽管他平日里一直被叫做“黎菩萨”，为人圆融，但在大是大非上没含糊。他不但拒绝受封，还草拟了一份声明，公开表态：“武昌起义，天下志士民众为之肝脑涂地，才缔造了共和，我个人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要我接受王位，既对不起先烈，也无脸面对神明。”

这件事在正史里留下了确凿的记录。但另有一些不那么正式的传闻，说起来更生动一些。按照《腾飞中国》等节目的资料记载，当时袁世凯派了一个叫江朝宗的军官去王府宣读册封诏书。江朝宗这个人，早年在清廷干过，后来跟了袁世凯，办事卖力，做人圆滑。那天他捧着诏书进了黎府，黎元洪避而不见。江朝宗倒也豁得出去——他干脆在黎家厅堂里长跪不起，双手高举诏书，一遍遍地大喊：“请王爷受封！”喊得声泪俱下。黎元洪终于被喊烦了，从里屋怒气冲冲地走出来，指着江朝宗就骂了一声：“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滚出去！”之后命人把江朝宗连拖带拽地赶了出去。

后来据说黎元洪手指大厅的柱子说，“你们如再逼，我就撞死在这里。”事已至此，袁世凯知道他态度坚决，也不敢再强求。软的不行，硬的也许想过，但黎元洪毕竟不是一般的政客，他身上有一种象征性的分量，不好轻易处置。于是这件事就尴尬地悬着了——诏书下了，封号给了，但受封的人死不接。这在历朝历代的开国封王大典中，大概算得上独一份的奇闻了。

亲王之下是郡王。按说郡王的级别也不低，但名额同样极少——只有两个人。这两位郡王的选择很有意思。

第一位叫孔令贻。这个名字，如今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但在清末民初，那可是真正的名人之后。孔令贻是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世袭衍圣公。在清朝时，衍圣公就是朝廷册封的世爵，专门负责祭祀孔子、主持儒家礼仪。到了民国，这个爵位本来已经名存实亡了。但袁世凯称帝后，在1916年元旦这一天，也就是洪宪元年正月初一，特地下令，孔令贻仍然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

这层用意不需要多说。袁世凯心里很清楚，当时虽然已经是民国，但天下读书人心里，孔孟之道依然是根深蒂固的精神支柱。谁愿意得罪衍圣公，就等于得罪了千年传统。况且，孔子倡导的那套君臣纲常，正是帝制所需要的道统基础。把孔令贻捧成郡王，既是一种表态，也等于在告诉天下人：皇帝虽然是新的，但规矩是老的，道德大道不会变。孔令贻本人一生没有太大的政坛作为，1919年便因病在北京去世了。他是个象征性的人物，更多是袁皇帝棋盘上的一招棋子。

但另一位郡王龙济光，跟孔令贻就完全是两种路数了。

龙济光是什么人呢？简单说，就是当时称霸广东的地方实力派。他是云南蒙自人，出身土司家庭，早年靠镇压地方起义起家，后来跟着清廷一路升到了广西提督。辛亥革命之后，他带着自己的私家军——叫做“济军”——来到广东，逐渐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谁手里有枪，谁就能在一方称王称霸。龙济光就是这样靠枪杆子起家的人。

到了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全国不少军阀都敷衍观望，可龙济光的表态特别积极。他不仅公开通电拥护帝制，还在广东积极出手，镇压那些反对称帝的地方势力。对当时的袁某人来说，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因为那时候，云贵方向的蔡锷等人已经开始酝酿武力讨袁，广东如果再不稳住，整个南中国就会全线崩溃。

所以袁世凯先封了他一等公，后来觉得不过瘾，又在1916年1月28日加郡王衔。从一等公到郡王，这中间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事。龙济光也因此成了洪宪帝制中极少数获得王爵的实权派人物。

这个郡王的结局可就不太好了。袁皇帝只做了八十三天就不得不取消帝制，那年六月病逝之后，龙济光失去了最大的倚仗。虽然他一度试图依附段祺瑞，但在南方各路势力的夹击下，他的统治很快崩塌。1918年，龙济光被李烈钧率领的滇军彻底击败，狼狈退出广东，去了海南岛，之后又流亡到北京做了寓公。1925年在北京病逝。当年威风不可一世的振武上将军、洪宪郡王，最终落得如此冷清的结局。

说到龙济光，就不能不提当时南方另一股势力——陆荣廷。这两位军阀在广西、广东一带常年争雄。陆荣廷是广西本土势力，早年干过绿林，后来一步步爬到广西督军的位子上。在洪宪封爵中，陆荣廷被封为一等侯。这个爵位不能说低，但与龙济光的郡王比，就差了两级。陆荣廷心里当然不平衡。1916年春，广西宣布独立，正式加入讨袁护国军的阵营。这场倒戈对袁世凯的打击很大，因为它意味着护国军从云南、贵州一路向东，打穿了两广走廊。龙济光在广东腹背受敌，焦头烂额。陆荣廷这一手，既是出于对爵位的不满，也是看准了帝制已经摇摇欲坠。等袁皇帝一倒，陆荣廷的桂系势力迅速膨胀，后来在民国政坛上活跃了十几年。

亲王、郡王之下，便是公爵了。这公爵里边，袁世凯封了一等公六个人，外加一个追封的和一个二等公。

这六位一等公，各自来头不小：龙济光，刚刚说过；张勋，辫子军的统帅；冯国璋，北洋三杰之一的方面大将；姜桂题，北洋老将；段芝贵，袁世凯的义子兼奉天巡按使；倪嗣冲，北洋安武将军。另外还有一位追封的赵秉钧。一个二等公则是海军总长刘冠雄。

先说段芝贵。这人是洪宪封爵中很有戏剧性的一个。他有个“干殿下”的名号。为什么呢？因为段芝贵很早就拜袁世凯为义父，把自己当成了袁世凯的子侄辈。有这么一层干亲关系，段芝贵在袁皇帝心目中的分量，自然不同于一般将领。封一等公，既是对他本人的酬赏，也是摆个姿态给天下人看：凡是袁家的自己人，都不亏待。

但段芝贵这个人，能力其实一般。他在奉天做巡按使，是替袁世凯盯着东北，防备日本人和张作霖这些地方势力。可一旦真的打起仗来，他的部队稀里哗啦地垮。袁世凯一死，他没了靠山，仕途也就马上一落千丈。这里头也有个野史里的说法：段芝贵在洪宪筹备帝制期间，作用非常特殊。段芝贵虽然是军人，但对官场那些迎来送往的门道极为熟稔。当年筹安会杨度等人在外面鼓吹帝制，段芝贵就在北洋军的圈子里充当内应。他在奉天不仅负责压制反对声音，还暗中联络张作霖，探听这位东北地头蛇的态度。后来张作霖态度暧昧，段芝贵几次密电北京，催袁世凯赶紧用爵禄“套住”东北。这些密电的内容，在正式文件中自然不会出现，但当时北洋系的老人都知道——段芝贵在劝进一事上，出力绝不比杨度那些人少。

张勋这人名气就更大了。他一生最出名的不是他的军功，而是他那条一直没剪的辫子，和他后来搞的“丁巳复辟”。在洪宪帝制期间，张勋被封为忠武一等公。他自己对袁世凯称帝表示拥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死心塌地跟了袁世凯。

张勋心里，真正的主子始终是已经退位的清朝皇室。他手下的军队几千人，一律留着辫子，号称“辫子军”，以显示对新政权的抵触。他跟袁世凯的关系，其实更像一种各取所需的合作：你当你的洪宪皇帝，我给你面子，你给我地盘和兵权。等到袁世凯一死，张勋果然在1917年发动了复辟，把溥仪重新推上皇位。那场闹剧更短，十二天就散了场。事到如今，这段历史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张勋的那根辫子，就像一面旧时代的旗子，在民国的大风中晃悠了两下，最终还是被连根拔掉了。

冯国璋这个人物更有意思。在北洋系统里，冯国璋是和段祺瑞齐名的“北洋三杰”之一，资历深，兵多将广。袁世凯给他一等公，说明了对他的看重。但这个一等公，冯国璋接得并不痛快。据说当时就有人问他，当了公爵是不是特别高兴？冯国璋话中有话地说，在帝制下面，哪怕封了公爵，也终究不过是皇帝的一条看门狗，而在共和制下，他至少还有机会当总统。这不是传说，冯国璋对帝制确实心怀不满。更有力的证据是，早在1916年春，他便通电各省，明确表示“帝制名不正”，和袁世凯公开撕破脸。这背后有几层原由：一方面，冯国璋是北洋直系的首领，掌握长江中下游的不少兵力，心里有自己的算盘；另一方面，他比一般将领更早看穿了一点——称帝是不得人心的，搞下去北洋也会跟着遭殃。他可不想把自己的部队和命运，绑在一个注定要沉的船上去。

说到冯国璋，得提一句他和段祺瑞的关系。北洋三杰里的这两个人，关系非常微妙。冯国璋是直系首领，坐镇南京一带；段祺瑞是皖系首领，在北京中枢。在袁世凯生前，两人虽然面和，但已经有了派系苗头。袁世凯给冯国璋封一等公，却没给段祺瑞同等待遇，这本身就是一种分化术。后来袁世凯一死，冯段两人立即分庭抗礼，府院之争、直皖之争，把民国搅得天翻地覆——当然这是后话了。

跟随冯国璋被封为一等侯的人里值得一提的，是阎锡山。说起阎锡山，熟悉近代史的人可不陌生。这个山西的“土皇帝”，在当时被袁世凯封为一等侯，排在所有侯爵里头。有些人可能会奇怪，为什么阎锡山这样一个人，能拿到这么高的爵位？

原因其实很简单。民国初年，要论谁能把一个省攥得跟铁桶一般，阎锡山绝对算一个。山西虽然不算富裕省份，但地势险要，有铁路，有煤铁资源，还有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保境安民政策。袁世凯很清楚，山西这个省份一旦不稳，华北腹地就会门户洞开。所以封阎锡山一个高等侯爵，既是拉拢，也是安抚。阎锡山这人极其现实。他在袁生前，绝对没公开反过袁。

但这个一等侯的含金量，说实话没人真正在意。阎锡山在山西该干嘛还是干嘛，他从袁世凯这儿拿个爵位，就像收了个顺水人情。等到洪宪帝制灰飞烟灭，他也毫不恋栈，转身继续做他的山西督军。到了后来，从北洋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再到抗战，别人走马灯似的倒了，他稳坐山西几十年。所以说，爵位这东西，落到阎锡山手里，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他真正在意的，是手里那支晋绥军。

除了侯爵、伯爵之外，很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更低一档的子爵上面。因为这一档里，出了一个后来响当当的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当时被袁世凯封了一个“二等子爵”。跟一等侯、一等公比起来，子爵听上去就寒碜多了。你瞧那些督军、巡阅使们都拎着公爵、侯爵的头衔，而张大帅——当时还只是奉天督军——只捞到了区区一个二等子爵。

这就引出了久远流传的历史趣事了。据说张作霖拿到爵位后很不高兴。他找到自己手下的文胆袁金凯，问这个子爵到底是多大的官。袁金凯不好说实话，只好敷衍着说：“子爵下边是男爵，您是中上等。”张作霖听完更火了：“什么中上等？老子是奉天的督军！前清的时候督军起码能捞个伯爵，现在给我个二字号的，这不是寒碜人嘛！”

这个段子的真实性，现在很难百分之百考证，但很符合张作霖的个性。张作霖是什么人？从小土匪出身，什么都敢干，最在乎的就是面子。袁世凯显然低估了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意要压他一把。因为他毕竟不是北洋系的嫡系人马，而且当时东北还有段芝贵在那里虎视眈眈地把着，张作霖不过是一颗还没冒头的野参罢了。袁世凯大概觉得，给一个刚冒头的地方将领封个二等子爵，已经很给面子了。但张作霖偏不领情。

更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在一些史料中还能看到张作霖穿着洪宪祭天朝服拍的照片。这张照片的来历本身也是一个故事。按馆方介绍，那是张作霖花钱托关系，从袁世凯近臣手里弄到的爵位封号和朝服，“让人照了这张像”。这说明什么？封不封是一回事，但面子功夫要做足。张作霖也许对“子爵”本身不服不忿，但对于穿一身官袍留个影，他还是有兴致的。这就是张作霖的处世之道：在江湖上混，既要实力，也要牌子。后来他怎么一步步爬上来的，咱们都知道——直到1924年打败直系，成为最高统治者之一，那就不是“子爵”的格局了。

刚才提到张作霖在东北不是唯一主事的人，段芝贵也在。这就要说到袁世凯的东北布局了。他让段芝贵当奉天巡按使，管政务；让张作霖这个本地军阀当督军，管军事——两个人互相牵制。张作霖当然不爽：自己是本地实力派，结果上头压着个“干殿下”。他对段芝贵面子上客气，骨子里防得很。洪宪帝制期间，段芝贵封一等公，张作霖只封二等子，两个人差了好几级。以张作霖的心气，这口气能咽下去才怪。后来帝制失败，段芝贵在东北站不住脚，反倒是张作霖一步步收编了奉天的权力。说起来，这洪宪封爵不但没稳住东北，反而加速了张作霖和北洋离心离德的过程。

同被压得更惨的其实还有一群人——吴佩孚和冯玉祥，这两位日后的风云人物，在洪宪爵位表上简直不值一提。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三等男爵，在爵位体系中垫底。要知道，吴佩孚后来可是直系的灵魂人物，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希望”；冯玉祥则是统率几十万西北军的“基督将军”。但在1916年，他们只是不起眼的师长、旅长，年纪轻轻，功名未显。袁世凯大概连谁是谁都没太搞清楚，就像发饼干一样，每人随意给了个最低等的爵位充数。

野史里有个说法流传很广：冯玉祥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他晚年写了《我的生活》，里面对袁世凯的批判比比皆是，但对洪宪爵位的事，他反倒没有大书特书。为什么？也许在他眼里，那个三等男爵根本不是荣誉，而是一个笑话——一个旧时代最后的笑话。与其提它，不如忘记。这个话未必是冯玉祥亲口说的，但理是这个理。

再往上看一点，曹锟在洪宪封爵中得到的是一等伯爵，算不上高也不算低。曹锟这个人，出身商人家庭，早年跟袁世凯小站练兵，是袁的老部下。1923年他贿选总统，成了曹锟历史上最大的污点。但1916年的时候，他还只是直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没有完全走到台前来。对一等伯这个爵位，曹锟没有像张作霖那样大发脾气，也没有像黎元洪那样断然拒封，他默默接受了。这种态度，很能代表当时北洋集团里很多中上层将领的心态：帝制好不好，他们未必深想；但袁大总统既做了皇帝，赏了爵位，收着就是，有总比没有强。

这样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洪宪爵位的分配充满了一种刻意的不对称性。袁世凯似乎在努力实践一个古老的策略——拉拢远人，防着近人。给黎元洪封亲王，是因为黎既不是北洋系，又有很大的声望，要稳住南方。给阎锡山一等侯，是因为阎锡山占着山西，非北洋嫡系，要打一打感情牌。而像段祺瑞这样的北洋老人，资历和冯国璋差不多，反而在高等爵位上没有名字。这不能不让人思考，袁皇帝此举是否有意分化北洋系内部，避免某一个人势力过大？

说到这儿，我们就不能不提袁世凯安排的一个特殊荣誉——“嵩山四友”。这个称号给了四个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这四个人的共同点是：都在前清做过大官，德望很高，跟袁世凯有交情，但又在帝制这件事上态度含糊。给他们“嵩山四友”的称号，而不是爵位，这很讲究。

“嵩山四友”享有什么待遇呢？当时的规定是，免其称臣跪拜，赏乘朝舆，可以在皇帝面前设矮几赐坐，每年给岁费两万银元等。这一套，显然是对那些有身份又不好直接打发去当臣子的人，采取的特殊礼遇。

可这些位高望重的老前辈，对袁皇帝的这番安排，是什么态度呢？史载有一个细节极为微妙，也极具讽刺意味——这四个人对“嵩山四友”的称号，连一个字都没有答复。袁世凯还曾让自己的妻妾们宴请这四家的女眷入宫赴宴，试图通过夫人路线来联络感情。但对方依然是冷冰冰的。要知道，徐世昌和张謇都是何等人物，一个是前清军机大臣，一个是当世首屈一指的实业家、教育家。他们心里很明白，这份名头不过是诱饵罢了。伸手接了，就等于默认了帝制的合法性。所以宁可得罪人，也不吭声。

张謇尤其是个值得说的人物。他是南通人，状元出身，半辈子都在办实业、办教育。当年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就跟他有来往，算是老相识。但袁世凯当了皇帝之后，张謇对这位“老友”的态度却冷到了骨子里。他不是那种会公开骂街的人，他的方式就是不搭理。你封我嵩山四友，我既不谢恩，也不否认，只是远远地在南通继续盖我的工厂、办我的学堂。这份沉默，比什么谴责都重。

民国初年的头面人物，像张謇这样既务过实、又懂政治的，很少。袁世凯极想把他收编过来当点缀，结果自始至终没等到一句好话。这就是洪宪帝制最致命的地方：那些真正有见识、有分量的人，大多数选择了沉默和远离。

此外，那些在帝制运动中公开鼓吹帝制的人，在封爵名单里也有自己的位置。说到这里，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筹安六君子”和“十三太保”了。筹安六君子指的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个人，他们以“筹安会”的形式，在舆论上为帝制造势，说中国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袁世凯对这些文士，主要给的是官职和钱，而不是什么高爵显位。据说筹安会的经费总额达到三百万元之巨，其中大部分被杨度等人以各种名目“开销”掉了。今天说这个，不是要抹黑谁，而是历史记录如此。

而在筹安会之外，还有被称为“十三太保”的帝制核心幕僚团，包括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等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和袁世凯沾亲带故的，或者是在北洋系统里有极深资历的，封爵也封到了伯爵、子爵不等。可这些人呢，后来面对反袁的压力，大多数选择的也是顺势倒戈。比如朱启钤，这位内务总长，筹办帝制典礼最卖力，结果袁皇帝一死，他被打入政治冷宫，好多年都翻不了身。

最讽刺的一幕还在后面。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大总统身份。紧接着几个月里，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很多此前接受了洪宪封爵的都督、督军，一个个翻脸比翻书还快。有的发通电痛斥袁世凯“误国害民”，有的赶紧收起了自己的公爵服，重新竖起共和旗帜。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浙江的朱瑞……这些获得洪宪爵位的都督，都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易帜。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那个短命王朝曾经的赏赐，像纸一样薄。什么叫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就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病逝。洪宪王朝，从头到尾不过八十三天，比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朝都要短命。那些曾经象征权势的爵位、礼服、勋章，一夜之间全成了废纸和笑柄。

黎元洪作为副总统，继任了大总统之位。据说他知道自己即将继任时，感慨很深。这位曾经被册封为“武义亲王”却誓死不从的民国元勋，最终以总统的身份，完成了旧制向法统的回归。当年在瀛台被软禁的岁月，当年面对江朝宗捧着诏书长跪不起的屈辱，如今终于有了一个交代。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尾声。1916年7月，新的北洋政府迫于南方压力，颁布了惩办洪宪帝制祸首的名单，最早定为十三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三太保”。可是，在各方说情和运作之下，名单上的人一个个被划掉。袁克定从彰德老家打电报，替族中元老雷震春、张镇芳求情，这两个名字就从名单上消失了。冯国璋从南京来电话，替“干殿下”段芝贵求情，理由是他手里还有兵。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说“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之才，属于书生误入歧途”。还有人替胡瑛、李燮和求情，说他们是武昌起义和上海光复的功臣，不能列进名单。最后名单上只剩下五个人。而且就这五个人，当局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大多有实力派人物或者外国势力保护。

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从一封封措辞华丽的爵位诏书，到一纸轻飘飘的惩办名单，那些曾经如火如荼的功名富贵，就这么迅速燃尽，最后又归于尘烟。功与过、贵与贱，在历史的洪流前，不过弹指一挥间。

张作霖后来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洪宪时代他咽下对“二等子爵”的不甘，等到袁世凯一死，他迅速收编了奉天的北洋旧部，把段芝贵挤了出去。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他一步步统一东三省，成为与直系、皖系鼎足的大军阀。1927年，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做了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这比什么子爵、伯爵都实在得多。但他也为自己的扩张付出了代价，1928年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他的一生，从子爵到大元帅，比任何爵位诏书都更精彩，也更残酷。

曾经获封洪宪爵位的人，其后来的命运各不相同。张勋发动复辟失败，下野之后隐居天津，整日以听书看戏自娱。冯国璋、曹锟先后做过总统。段祺瑞下野后以打围棋谱为消遣，在上海终老。阎锡山坐镇山西，历经数次政权更迭仍岿然不动。龙济光则郁郁而终。孔令贻于1919年病逝，其子孔德成继任衍圣公，一直活到了2008年，成为这段历史的最后一个亲历者。还有那些当年叱咤风云的低等爵位获得者——吴佩孚、冯玉祥——更是各自书写了更为宏阔的一生。

封爵啊，果然不只是名号和财富，更是一种极为深刻的试金石。洪宪帝制本身并没有给那个时代带来丝毫的稳定和秩序，反而成了压垮旧北洋体系的又一根稻草。原先还能在“袁总统”的面具之下勉强粘合在一起的各路势力，因为这次称帝的刺激纷纷撕去了伪装。两湖脱离，两广叛离，北方体系内部也是裂隙密布。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往事，更多的是出于对一种制度化的荒诞性所产生的好奇心。袁世凯是相当有经验的政治人物，可在那样的时刻，他仍然选择了最冒险、最不可靠的政治方案。代价是他自己的身败名裂，也是北洋体系不可逆转的分崩离析。

更值得回味的是那些接受了爵位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么虚与委蛇，要么后来翻脸，真正把洪宪爵位当回事的，恐怕没几个。历史的风一吹，这些虚名就散得干干净净。正如黎元洪当时所感所思的，一个时代的大是大非，终究比一条亲王服带沉得多。而那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默默决定了自己要走什么路的人，才是最终翻开新页的力量。

袁世凯种下的瓜，终究没能甜在自己手里。那些散落各地的受封者们，也大多数用各自的行动，给这场帝制梦，画上了最终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