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贪污，自古便是封建官僚体制中难以根除的顽疾之一，而明代则尤为典型。从整体历史进程来看，这一问题在明朝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长期积累、不断恶化的结果。到了万历、天启时期，贪腐之风已经相当严重，而进入崇祯年间，更是彻底失控，几乎渗透进官场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官员的升迁与任免，早已不再依赖才能与政绩，而是完全沦为金钱交易的筹码，有钱则进，无钱则退成为潜规则。 当时人李清在评论崇祯十五年（1642年）货贿之风的严重情形时，曾列举大量触目惊心的例子：一位监司官员若想谋得边抚之职，需先行贿五千金，因担心俸禄不足以支撑，又追加两千金，方才得以如愿；某部郎想谋浙江海道一职，议论者直言至少五千金，实际操作之人却嫌其不足，仅接受三千金，即便如此，对方先行支付一半，也最终成功获职离去。至于职位更低的官职，如礼曹、兵曹等，也无不明码标价，礼曹至少二千金，兵曹亦需千金起步。铨曹若要放出一个空缺，不仅要出价，还会被权势者再行截留分肥，所谓无翼而飞几乎不存在，一切皆可交易。

这种腐败并不仅限于官职买卖，日常政务同样离不开潜规则。军队入京领取军饷时，也必须支付所谓常例，每发放一万金，往往要被扣去三千，因此民间甚至流传长安有饷不出京的讥讽之语。其他外官办事所需的例银更是名目繁多，层层盘剥，数不胜数，几乎构成了一套公开却又隐秘的腐败体系。军中贪污则更为触目惊心，所谓虚冒之弊尤为严重：没有实际兵员，却以空名额领取军饷，将士之位被权贵、勋戚甚至宦官与地方豪强所侵占，冒名顶替者月领厚饷，而真正的士兵却可能衣食无着。 据史料记载，崇祯末年，京营名册上登记士兵多达十一万余人，但实际情况却是半死者，余冒伍，真正能上阵者寥寥无几。吃空额因此成为军中最主要的贪污方式之一。崇祯十六年三月，翰林院检讨汪伟上疏指出，南京各营兵员原本号称十万之众，但实际核查后，大教场仅存六千三百人，小教场九千一百人，新江口五千六百人，总数不过三万左右。兵员锐减三分之二以上，而军饷却仍按旧额发放，差额部分显然尽入私囊。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规模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崇祯十七年二月，御史李瑞和弹劾两淮巡盐御史冯垣登，指其私吞盐课高达七万八千金之巨。在官员带动之下，底层胥吏与办事人员也纷纷效仿，将公款视为私产，贪污成风，几乎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崇祯十四年十一月，丰城侯李开先的一番话更是直指弊端核心，他指出赋役制度虽已建立，但执行过程中拖欠严重，其根源在于奸胥横行。百姓按年缴纳赋税，稍有不足便遭鞭挞，而胥吏却从中侵吞挪用，甚至借制度之名中饱私囊。一旦遇到赦免，受损的反而是百姓，而胥吏则早已盆满钵满。即便朝廷屡次整顿、官员不断调换，也难以彻底肃清，因为制度层层叠加，辽饷、练饷等名目之外，还有修城、置器等额外征收，最终都转嫁到田亩之上，层层加码，百姓苦不堪言。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即便有人试图独善其身、保持清廉，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官场之中，清廉反而成为一种难以存活的异类。

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时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曾在平台召对时提到文官不爱钱，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当时几乎没有不以金钱运作的事务，也几乎没有不受金钱诱惑的官员。他直言，官员本身往往就是以钱进身，自然也要以钱偿愿。据他所见，一督抚之职非五六千金不可得，道府美缺至少二三千金，州县佐贰亦各有价码，甚至举监、吏承等低级职位也需行贿方可优选。官场之中，几乎形成一整套明码标价的体系。 他进一步指出，州县官虽被视为地方清廉之关键，但其收入极其有限，上级索取、差役摊派、过路迎送、结交人情，无一不需银两支撑。巡按荐举需百金，普通推荐也需五十金，甚至考核升迁时动辄耗费三四千金，而这些钱并非凭空而来，只能层层加征于民。即便他本人两个月内收到的书仪就高达五百余金，而他自认交际甚少，可想而知其他官员之受贿情况更为严重。

在这种全系统性的腐败结构之下，所谓独善其身的清官理想，已经变得近乎不可能实现。崇祯年间的社会现实，已不再是个别官员腐败的问题，而是一整套制度性溃烂的集中爆发。 到了这一时期，贪污受贿之风已经蔓延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政治体系如同病入膏肓的躯体，表面仍在运转，内部却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